关于“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议”中讨论的一些问题

本年五月十日至十四日在北京大学举行的“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议”,是本年元月间举行的“中国哲学史问题座谈会”的继续。这次会议是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及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史研究室会同召开的。参加的人除北京的中国哲学史专家与中国哲学史教学及研究工作人员外,还有从上海、广州、东北等地来的专家。这次会议的性质和上次的座谈会一样,主要是在“百家争鸣”的方针下尽量提出有关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所存在的待解决的问题,以作将来再行召开大型讨论会的准备。上次座谈会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三方面的问题,即:“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问题,“中国哲学史”中的唯物与唯心斗争及其相互关系问题,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曾引起热烈的争     

走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格义”时代

金岳霖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之“审查报告”中,认为“中国哲学史”可以有两种写法。一种写法是“把欧洲的哲学问题当作普通的哲学问题”来对待,同时“把欧洲的论理当作普通的论理”来对待;另一种写法是“把中国哲学当作中国国学中之一种特别学问”来对待,同时把欧洲论理学当成一种“特别的”而非“普通的”论理学来对待。第一种写法是把中国哲学史写成“在中国的哲学史”,第二种写法是把中国哲学史写成“中国哲学的史”。如果按照第二种写法去写,则有两个根本的设定:欧洲的哲学不是普世哲学,而只是诸多哲学之一种;欧洲的论理不是普世论理,…     

“前现代”的中国哲学史书写:以冯契为例

迄９０年代,中文世界里的通史性中国哲学史著作,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达上百种之多。这些以“中国哲学史”为名目的著作,不同程度地加深了我们对哲学史的认识,同时它们自身也成为我们研究中国现代哲学的历史文本。从诠释学的观点看,“哲学史”实际上是解释者（写哲学史的人）与被解释的对象（哲学史的实际）之间的“视域融合”。哲学史作者所拥有的视域有其自身的界限,在这个意义上又可以把它称为“视界”。我们回顾、评判某一“哲学史”著作,首先就要考察它的视界。在构成视界的那些因素中,有关哲学、哲学史的观念以及相应的方法论是…     

北京市举行“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展望”讨论会

北京市哲学会中国哲学史组于12月18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展望”讨论会。 发言同志一致认为我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近十年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有很大的发展,可以说是欣欣向荣。但是,在当前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在研究领域上还存在许多空白。如     

论冯契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贡献

作为哲学史家的冯契先生,是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杰出代表之一。冯契先生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本文仅从逻辑结构的开发、基本精神的新思两个方面简要展示冯先生的理论贡献。逻辑结构的开发在以往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有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即把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兴奋点主要集中在“对子”结构上,整个中国哲学史几乎被描绘成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斗争的历史,突出强调了哲学中的党性原则以及哲学与经济斗争和阶级斗争的联系。“文革”之后,不少学者逐步摆脱“左”的思维方式的限定,他们以黑格尔、…     

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学科自觉——从胡适到冯友兰

从“五四”时期到 2 0世纪三十年代 ,中国近代文化自觉在学术领域的重要表现 ,是具有了关于近代学科的自觉意识。本文分析从胡适到冯友兰所显示的中国哲学史的学科自觉 ①。一、学科独立性的自觉 :疑古和释古中国哲学史的学科自觉 ,首先表现为对这一学科的独立性的自觉。胡适的“疑古”和冯友兰的“释古” ,是他们研究中国哲学史的重要标帜 ,对其具体内容已有不少的讨论。这里主要分析它们对待传统的精神实质与中国哲学史学科独立性自觉的关系。胡适的“疑古”是对“信古”即盲目崇信传统的反动 ,其精神实质是扫除对传统的偶像崇拜。就否定…     

哲学与哲学史

哲学与哲学史是密切相关的。恩格斯曾说:进行理论思维的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研究哲学必须通晓哲学史。作为一个中国的哲学工作者,更必须通晓中国哲学史。当然同时亦必须对外国哲学史有较深的了解。西方英美德法各国的哲学家都尊重本国的哲学传统。这种精神是值得注意的。以前西方学者写西方哲学史,书名就称为“哲学史”,意谓西方哲学就是哲学的全部。这是西方中心论的表现,罗素比较谦虚,他所写的哲学史书题为“西方哲学史”,晚年又著“西方的智慧”,表示西方以外东方也有哲学,这是客观的态度。近十年来,国内出版了多种“中国哲学史”著作,这是好现象。但因受日丹诺     

潜掘史海 浮出书面——《西方哲学史新编》简评

有关西方哲学通史,广有声誉者如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雨伯威格的《哲学史概论》、A·韦伯的《哲学史》、文德尔班的《哲学史教程》,以及罗素、梯利、科普尔斯顿的《西方哲学史》。中国人早在解放前就写出过不止一种“西洋哲学通史”,解放后一方面移译了苏联人的《哲学史》,一方面又尝试着写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自己的”“欧洲哲学史”读本,从建国初到80年代初期,这类著作还是相对少见。但从80年代以后中国人自己编的“西方哲学史教程”这类书已不下数十种之多。适逢此时由苗力田、李毓章主编,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为主而写出的《西方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以下简称:“新编”)奉献到了读者面前。因此对这本新教程存在的意义就更值得格外审视一番了。 哲学既可以被看作一种思想观念体系,也可以被看作一种活动;既是不计利害关系的求知或对好奇心的满足(亚里士多德),又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黑格尔和马克     

开启“中国哲学史”写作的新范式——评郭齐勇教授新著《中国哲学史》

在大学为本科生讲授“中国哲学史”有十多年了,坦率地说,我还从来没有用过专门的教材,不是我不信任那些哲学史教材,而是感到讲哲学思想史,总是要自己理解了原著才好讲给学生听。因此之故,我也一直想写一本“中国哲学史”,但因种种原因未能付诸行动。近日拜读了郭齐勇教授的新著《中国哲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下引仅注页码),让我惊喜不已!因为这部著作不仅克服了诸多“中国哲学史”教材共有的弊端,而且开启了“中国哲史学”写作的新范式。读罢此书,深感有使其在学界流布之责任,故写出如下文字,冀能生引介之效。其一,“哲学问题”…     

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反思和几点想法

中国哲学史这门学问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1919年2月,即“五四”运动发生前夜,胡适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这本书模仿西方哲学史的写法,把中国古代思想中西方人称之为哲学的那部分单独加以述评,使中国哲学史从一般学术史中分离出来。中国哲学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至今只     

“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人学问题”讨论会述要

由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中国哲学史研究室主办的“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人学问题”讨论会于10月中旬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的20多位专家应邀参加了会议。从人学的角度研究中国哲学史,尚属草创时期,与会者就中国古代哲学史上人学问题的特点及其理论建构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有关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人学问题的界定问题与会者认为,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人学问题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实事求是、突出中国哲学的特点,依据切实的理论史实进行研究和理论概括。有论者进一步指     

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对象、范围的“纯化”与“泛化”问题

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对象、范围的“纯化”和“泛化”问题一直存在。其原因在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大部分内容是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形成的,受“等级的阶级”(《列宁全集》第6卷,第93页)关系的制约,基本上没有从包罗万象的统一的社会意识形态中分化出来,和宗教神学、伦理政治之间的区别界限不够清楚明朗。封建社会中的所谓“义理之学”的包容性是非常大的。中国传统哲学的这个特点给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带     

《中国哲学史研究》编辑部召开第四次“夏季学术讨论会”

《中国哲学史研究》编辑部第四次“夏季学术讨论会”——“中国哲学史范畴、概念和思潮发展规律讨论会”,6月20—24日在河北承德市举行。约40人参加了这次会议,现将会议讨论内容综述如下:     

《老子》简、帛本与传世本关系的几个“模型”

中国第一部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著作 ,即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 ,使用“扼要的手段” ,“截断众流 ,从老子、孔子讲起” ,老子遂成为中国哲学史上的第一位哲学家。但老子其人其书 ,却也成为以后中国学术界争论最多的一个问题。此问题在《老子》竹简本、帛书本出土之后 ,仍未得到完全的解决 ,尤其是在竹简本出土之后 ,争论又有了新的局面。2 0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老子其人其书的争论 ,在《古史辨》第四、六册中留下的文字有“三十五六万言” ,其中各种不同的见解 ,罗根泽在第六册的“自序”中列出了二十九种 (包括由宋至清的十种 ) ,归纳…     

再论中国哲学史作为“学科”的合法性危机与意义

一中国哲学史究竟是一门什么性质的“学科”?如果从现有有关思想史的写作来看,中国哲学史学科的性质,其实更接近西方意义上介于“哲学史”(historyofphilosophy)和“思想史”(intellectualhistory)之间的“观念史”(historyofidea)。有关中国哲学史学科的思考,首先必须考虑“学科”(discipline)或者说“学科研究”(disciplinarystudies)究竟是指什么。近年来,西方学界已经结合对它们自身的学科反思而出现了所谓“学科学”(disciplinarity)的概念。“学科”成立的复杂性在于,很难以一个共同的标准来确定一门研究能否典范性地成为一门“学科”…     

《中国哲学史研究》编辑部召开第八次夏季学术讨论会

1987年6月24日至28日,《中国哲学史研究》编辑部在京举行第八次夏季学术讨论会,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张岱年等30多位从事哲学,中国哲学史教学和研究的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讨论了“中国现代哲学的发展”问题。现将讨论情况综述如下: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模式述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哲学史学科形成并初步发展。从中西交流和互动的视角看,此时的中国哲学史大致存在四种研究模式:以胡适和冯友兰为代表的西方化研究模式,以钟泰为代表的中国化研究模式,以梁启超、张岱年为代表的中西结合的研究模式和以李石岑、范寿康为代表的初级马克思主义研究模式。而这种研究模式的多元化情境在其后并没有保持下去,所以我们倡导它在当今的再现。西方化研究模式强调近现代转型的“世界化”,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历史的变异性;中国化研究模式则重视“还原”传统民族性征,从而保持了历史的延续性。而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应该是在“世界化”和“还原化”的互动中前进的。所以,西方化和中国化的研究模式仍有继续存在的合理性,但由于二者都失之偏颇,因此中西结合的研究模式将会处于主导地位。     

“中国近代哲学史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座谈会在广州召开

为了更好地推动中国近代哲学史的研究,《哲学研究》编辑部和中山大学哲学系中国近现代哲学史研究室,联合发起和组织“中国近代哲学史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座谈会。会议于1981年8月17至18日在广州举行。参加座谈会的有中山大学、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暨南大学、广州师范学院、《哲学研究》编辑部等单位的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工作者、中     

1987: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的重要一年

1987年是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的一年,它标志着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一年,是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中专著问世最多的一年。李振霞主编、红旗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哲学史丛书”,包括《中国现代哲学史纲要》(上、下册)、《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选辑》(1—4)、《中国现代哲学史论文     

张岱年先生与新唯物论

张岱年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和国学大师。这三个称号与其一生主要从事的三个治学领域相对应,如他在《张岱年学术论著自选集》的“自序”中说:“自30年代以来,我的学术研究工作有三个方面,一是对于哲学理论问题的探索,二是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三是关于文化问题的讨论。”(《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247页)在这三个治学领域中,张先生有时候把“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放在前面,如他在《我与中国20世纪》和《八十自述》中所说就是如此。(同上,第525、626页)我想,这可能是因为张先生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一直没有中断,而且他在这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