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宗教和文化的完整性:对跨文化伦理学及公共政策论的意义

分析传统对宗教与道德之间关系的两种模式（A）与（B）都是过分偏激容易引起误解。它们所代表的观点亦不容易在实践中可以持续。（A）模式坚持道德必须直接地依赖宗教作为它的惟一来源。（B）模式则认为道德应完全独立于宗教。然而,欧洲启蒙运动所追求的一种具普遍性和独立于宗教的理性伦却明显已经“破产”。因为并没有任何一个群体能够完全摆脱它自身拥有的历史、文化与宗教遗产。提出一个辩证法的模式,即认为宗教与文化应有一个相互依赖、相互诠释的关系,一个群体／社会的文化完整性才得以保存。这模式对跨文化伦理对话以及公共政策的讨论都具有相当的意义。     

心理学研究与公共政策的制定

公共政策的心理学研究是近年西方应用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文章对心理学参与公共政策研究的源起,美国心理学公共政策研究的主要方向进行了分析,并对公共政策的心理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前景作了简要的展望。     

论身份伦理

身份伦理是基于对人之身份的伦理意蕴以及伦理与身份之紧密关联性的认知而建构起来的一种伦理价值体系,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必然性与偶然性相统一、客观性与主观性相统一的基本特征。身份伦理研究的主要问题包括身份伦理的概念构成问题、身份与伦理的关系问题、身份伦理的定义问题、伦理身份的确立问题和身份伦理在伦理中的地位问题。身份伦理价值维度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张扬人的伦理尊严,挺立人的伦理身份;强调伦理身份的完整性,维持人的道德人格整全性;彰显人的道德本性,揭示人与其他非人存在者的根本区别。     

信仰理性·认知理性·反思理性--理性"天然合法性"的根据何在

人类文明的发展,经过了"信仰理性"、"认知理性"的支配阶段后,将进入一个"人性自主一反思理性"的时代.在已往的历史中,理性并没有真正握有自主权,它更多地充当了一种工具化的角色.信仰理性是"本性在外"的理解方式,理智理性是"本性对外"的理解方式,二者均未达到人性的自主.反思理性作为理性的自我反省,是向生成自身的那个人性根基的回归.理性的"天然合法性"的根据即在理性自身.反思理性使"理性自洁"的功能得以发挥,它一定能够解决理性自身造成的问题."反思理性"将成为新世纪人类文明的主导理性.     

人脸的类别与特定身份信息提取方式研究

人脸身份信息的提取方式一直是人脸研究中颇有争议的问题之一,以往的研究通过对名字和职业等语义信息的提取速度差异的比较,对此问题提出了两类观点,即人脸身份信息的加工是系列加工或平行加工.这两种观点一直争论不休,一些研究者提出了各种理论试图解释二者的争论.但是人脸身份信息中包括类别信息和特定信息,二者的加工可能是不同的路径,而以往的研究却混淆了这两种身份信息,使得系列还是平行的争议建立在不同的层面上.本研究通过操纵提取身份信息的不同任务以及线索类型.比较人脸和名字的作业差异,从而探讨两种类型身份信息的加工机制.本研究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人脸身份信息提取的机制,丰富人脸身份信息提取的理论研究,同时对模式识别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身份交换对多身份追踪表现的影响

本研究探讨了身份交换对多身份追踪表现的影响。实验1和实验2分别考察了全部报告法和部分报告法下身份交换对多身份追踪表现的具体影响。结果均发现, 身份交换对身份−位置绑定干扰程度越大, 位置追踪和身份识别容量也均越低, 但位置容量始终高于身份容量, 并且这些特性在不同追踪负荷上相同。此外, 部分报告法比全部报告法更具有容量测量优势。实验3则进一步从听觉通道上控制了语音复述对当前任务的干扰, 所得结果仍支持实验1和实验2。这表明, 身份交换对多身份追踪的干扰机制是身份−位置绑定机制受到损害, 而非语音复述的作用。     

《地之国》身份建构与身份建构失败原因浅析

《地之国》中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人物,在遭遇美国文化与原有文化冲击下采取的不同态度及其所产生的相同结果,反映出美国看似包容,但在制度政策上对移民是歧视的。无论如何选择,由于种族歧视,移民都很难融入美国社会,无法完全获得身份认同。     

理性与客观性

本书将集中讨论一个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贯穿于一切研究领域,并且甚而浸入到普遍文化之中。这个问题就是,理解与证明在何处终结。它们是终结于客观的原则,而这些客观原则的确实性与我们的观点毫无关系呢,还是终结于我们的(无论是个人的或共有的)观点之内,以至于最终来说,甚至最客观、最普遍的原则之确实性和可靠性也是从遵循它们的那些人的观点和实践中得出来的呢?我的目的就是探讨并澄清这一问     

生存与理性

传统哲学与现代存在主义哲学都没有合理地理解人的生存与理性的内在关联传统哲学把理性与生存的关系看成是"纯粹理性"对"实存"的逻辑生成;而现代存在主义则把人的生存直接看成了非理性问题.非理性作为"能够自我意识到的本能",本是构成生存理性以及理性地阐释人生存的关键环节.理性对人生存的内在规定性具体体现在第一,理性理解人的生存,理性是人生存的具体的、历史性的表现,它本身就经历了从实存性向生存性的提升.第二,理性作为内蕴于人生存活动中的具有对象性功用的属性,又对人生存起着反省及评价的双重作用.第三,作为对生存性及生存意义的理解,理性必然从总体上引导着人的现实的生存活动.     

公共政策情境中行为习惯的形成机制与培养策略

引导社会成员重塑日常良好行为习惯是增强公共政策有效性的重要路径和切入点, 洞悉并把握行为习惯的形成机制对具体培养策略的制定和实施大有裨益。行为习惯是指通过高频重复的奖励习得, 在记忆中形成的情境与反应之间的内隐联结。作为一种特殊的内隐记忆系统, 行为习惯具有自动化、情境线索依赖性、对当前奖励低敏感性等特征。行为习惯的形成机制包含两个独立且共发的习得机制, 即联结习得机制和奖励习得机制。在日常良好行为习惯的形成初期, 目标引导着个体对行为价值的习得。在培养社会成员日常良好行为习惯的过程中, 应将情境线索的稳定性、高频行为的低认知重复以及奖励的合理设置, 作为公共政策助推社会成员养成日常良好行为习惯的三大核心策略。未来的研究方向应着力于加强习惯研究的学科视阈融合, 更新行为习惯领域的研究范式, 重置公共设施以提升有益行为的易达性, 以及引入商业模式以共促社会成员日常良好行为习惯的重塑。     

幸福的理性与社会维度

人类的存在是理性与社会一体的运动过程。理性和社会之间既存在着互动 ,也存在着冲突。只有在理性和社会维度上才能生成幸福 ,在纯粹感性和非社会的维度上不可能生成幸福。     

交往理性与德育理念的重建

哲学意义上的交往理论,尤其是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可以解决当前目的理性泛滥带来的的德育危机。交往德育是在超越灌输德育的基础上,对主体存在、人的存在目标和生存意义提出本质追问并提供某种可能性诠释的德育理论。它是一种扬弃与超越灌输德育而又与灌输德育截然不同的德育理念,是德育发展的必经阶段。     

专题四：理性、实践理性与非理性——十二、戴维森式理性与不同文化间的伦理分歧

长期以来，对西方人而言，中国伦理思想已经成为一种思维方式的范式，从任何一种合理的进步尺度来衡量，它都是一种精致复杂的、高度发展的、先进的范式，但它在许多方面又十分不同于西方伦理思想。根据戴维森式伦理学解释，这种分歧并没有表明     

宗教身份与罗马人格法

宗教身份是指某宗教团体(派别)及其信徒在世俗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在基督教传入罗马前,各宗教间保持着和平共处的态势。其时,拥有某宗教身份不会影响人们的法律地位。但随着基督教的出现,这种情况改变了。帝政初期,他教信仰者因憎恶基督徒而对其迫害。因基督教身份,基督徒或被剥夺市民身份降为外邦人;或被剥夺自由身份降为奴隶。此时,宗教身份是人格变更的因素。而当基督教成为帝国国教时,信仰正统的基督教则成为完整人格的构成要素。凡信仰正统基督教则享有完整的权利能力;反之则具体权利能力受限,但不会导致身份的剥夺。     

理性的定位与思想的复兴

理性实为人类思想之根本。近代理性哲学,主要是在认识论的层面探讨精神何以可能的问题。理性是一种行动指南,更是一种批判的能力。理性的定位既是人类的自我重新定位,又是思想复兴的表征和开端。     

司法理性论略

司法理性不仅体现了法官职业的智识性要求 ,也是法律理性化的一种方式。本文从司法的过程分析出发 ,阐释了司法理性概念的内涵及其存在和成长的制度条件 ,论述了司法理性作为实践理性所具有的特征和内在要求 ,并对司法理性在社会治理过程和法治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探讨     

公共政策制定程序对政策可接受性的影响

根据程序公正理论提出公共政策制定程序与公众对政策的可接受性的关系问题。研究一通过访谈不同领域的学者,初步揭示了公共政策及其制定程序存在的问题——对公共问题不敏感,解决问题的措施成效低。研究二用问卷调查公众对一个制定中的公共政策的态度,恰与政策制定者的愿望相反,公众并不认可政府解决问题的设想,也不认同政府举行的听证会的结果。研究三设计了一个非等组前后测准实验,在两个互联网站的电子公告板上比较根据不同的公共政策制定程序的政策的可接受性。结果证明,制定政策时了解公众态度可增强政策的针对性,提高解决问题措施的成效和可接受性     

公共理由、公共理性与政治辩护

公共理性(由)是当代政治哲学中一个关键而又含混的理念,它可能包含的理性能力与公共理由这两个维度及其相互关系有待澄清。如果仅仅从公共理由的角度来理解该理念,我们无法超越实践理性的怀疑论,也无法为政治辩护提供任何公共理由。如果将其作为一般性道德推理的实践理性能力,我们则会因为推理主体与推理程序的模糊性而无法确定合情理性的最终标准。唯有基于民主的公民身份,在政治正义的领域来塑造这一理念,我们才能够把公共推理的能力与共享的公共理由完整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一种融贯的公共理性理念。     

情理、心性和理性——论先秦儒家道德理性的形成与特色

现代新儒家牟宗三以康德作为会通儒家与西方思想的桥梁,但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由于康德的实践理性思想完全否定情感在道德基础中的地位,相对而言,在道德哲学的基础方面,儒家道德思想与康德实践理性的共同点反而不及与休谟经验论和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的共同点多,彼此沟通的难度也更大。实际上,原始儒家道德思想的建构有其独特的路径,就是情理合一,其成熟形态则是孟子的心性论。从《性自命出》的"道始于情"而"终于义",经过《五行》篇"形于内"的探索,原始儒家道德思想发展为孟子的以四端说四德,性、心、情理合一,以心性论完成了情、理合一,成为儒家道德理性的典型形态,进而为工夫论奠定了内在基础。     

协商民主影响公共政策的若干思考

制定公共政策需要发扬协商民主。协商民主对公共政策制定的作用在于可以优化公共政策的议程设置、完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以及促进公众参与和诉求表达,最终形成政策共识。创新协商民主影响公共政策制定的方法,必须加强政策制定过程中公共议题提出和形成的民主协商;努力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兼顾协商民主各种诉求表达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强化公共政策制定中协商过程的公开性和协商意见的透明化;树立公共政策制定中决策型协商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