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中国”及其指标评估的“后发国家”视角

"法治中国"是中国整体国家建构与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构成。评估这一历史进程的前提是"后发国家"之规定性:法治制度的西方移植性、法治理念与价值形态的传统继承与变革的二元性以及法治变革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难题。"分享普遍性的特殊性"之新通三统论以及"自由共和主义"哲学传统应成为评价和指导中国法治发展的规范性基础。法治评估应立足演进主义文明论、程序主义制度论和自由共和主义哲学论三个宏观层面进行指标设计与科学评估,保证法治中国宏观走向的规范正确性与实践合理性。     

“法治”与“德治”关系三题

法律和道德是规约人类社会行为的两大基本规范,二者虽同属上层建筑,但在理论和实践中却呈现出多维差异和相互影响。这种哲学关联反映在我国的治国方略上便表现为"法治"(依法治国)和"德治"(以德治国)的有机统一。然而,在我国贯彻治国方略的历程中,却生发出三个亟待厘清的时代论题:一是法律和道德是否构成一对矛盾?二是德治是法治的基础还是法治是德治的基础?三是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有无重点之分?人类发展的历史经验深刻表明,只有坚持法治和德治的刚柔并济、交相为用,才能真正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协同推进"四个全面",从而达成"善治",最终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依法治国”的信仰理解

<正>刚刚闭幕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的优越性显而易见,一部好的《宪法》,能成为众法之首,维护人权、建立公义社会。但是,中国长达五千多年的传统和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使得"个人或者一群人治理国家,而不是法律、法规等规章制度治理国家"的观念深入人心。因此,在"依法治国"方略提出17年     

古代汉语典籍中的"法治"语词略考

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中,因"法"、"治"二字的连属,出现了"法"的"治"之状态、作为名词的"法治"和"以法治国"的短语三种形态,表明中国古代已有"法治"这一名词,并有"法治"的概念.     

什么是伊斯兰教的“五典”?

五典,又称五伦,中国伊斯兰教的伦理概念之一,指穆斯林在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五个方面应遵循的原则。清刘智等人将其列入《天方典礼》,在教法体系中,念、礼、斋、课、朝为"五功",属于社会伦理关系的内容则为"五典"。"五典"说依托于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并改造了儒家五伦之教,为我国广大穆斯林确立了人伦关系的基本规范。     

论当代中国的“人民主体”理念

当代中国确立的"依法治国"原则,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必然结论和必要政治形态。但由于对"人民主体"概念理解的缺失,现实中产生了种种疑问和歧义。本文力图从哲学、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恢复"人民"概念的本义,明确人民作为社会生活的实际承担者和现代文明的最高价值主体的意义,着重分析论述人民在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的角色,指出人民既是民主的主体,也是法治的主体。"法治中国"的建设,人民不能缺席,不能被分解和虚化。     

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

"市民社会"是黑格尔法哲学体系中的核心概念之一。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把它作为"伦理实体"的一个阶段,肩负由家庭伦理实体向国家伦理实体的自然过渡;"市民社会"也涵盖经济体、公共领域和社会与国家的统一体等多重含义;并最终构成黑格尔哲学体系中"自由及其定在"的一个环节。     

“矛盾”概念衍变与运用的历史考察

在儒家主张"礼之用,和为贵"的秩序规范下,具有对立、抵触等否定性意涵的"矛盾"一词,在中国古代并不是重要的社会政治概念,而具有唯物辩证法意涵的"矛盾"概念,是通过译介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日本和苏联传入中国的。随着瞿秋白将"矛盾"概念引入中共主流话语,"矛盾"逐渐成为批判和解构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等敌对势力的重要概念。此后,毛泽东对"矛盾"概念进行了理论建构,使"矛盾"作为辩证法的实质与核心得以阐释和说明,辩证法也借"矛盾"实现了大众化。在革命与建设的时代转换中,只有将敌我矛盾、阶级矛盾等斗争性"矛盾"概念弱化,并聚焦表征生产与需要的社会主要矛盾,才有助于推动社会发展与进步。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定在”与“社会定在”概念及其独特意蕴

在德语语境中,"Dasein"概念在最初发展中就获得了现实性和具体性的规定。随后黑格尔以思辨辩证法的逻辑赋予了"Dasein"以变易性、有限性和否定性,并在对市民社会的思考中赋予了"Dasein"以特定经济关系的现实内涵。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过程中颠倒了黑格尔对"Dasein"的既有设定,重新赋予它以肯定性、现实性和基础性的意蕴。但由于此时马克思没有真正把握黑格尔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概念,而主要是在国家法的语境中把市民社会之定在理解为政治定在,因而他将这里首次出场的"社会定在(social Dasein)"概念主要把握为政治伦理关系,并在具体思考中孕育出新的理论生长点。但在中英文的转译中,"Dasein"和"social Dasein"的特定内涵通常被遮蔽了,因而亟待重新发现与辨析。     

黑格尔实践哲学的现实性

本文对黑格尔实践哲学的当代意义的众多层次进行了讨论。通过将黑格尔实践哲学与自由主义、社群主义以及其他相关社会理论进行比较分析,集中论述了三个命题,它们分别是(Ⅰ)黑格尔向我们展示了一种社会异化理论,或者更确切的说,是一种并不简单放弃"实践哲学"作为规范科学主张的"完全异化"理论;(Ⅱ)在一个包含基本法所有"生成层面"的统一的法的概念中,黑格尔区别了这一统一概念的不同层次——就如同她们最近被称之的那样。同时,将他们历史实现的问题主题化;(Ⅲ)黑格尔的法哲学包含一个政治的概念,这个概念对于现在追问国家任务的现实问题具有重大的批判意义。     

中国哲学研究中的“范畴错误”

<正>在现代中国哲学研究中,常见研究者区分一个古代哲学概念的各种含义,如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将 "天"这个概念区分为 "物质之天"、"主宰之天"、"运命之天"、"自然之天"和 "义     

“轴心时代”的概念与中国哲学的诞生

"轴心时代"本身是一个西方思想家的理论假设,而非事实性概念,用来说明公元前6~4世纪时希腊文化的某些特征在东方文化中也同步发生,以证明人类文明具有共同的特征。这个概念本身的西方中心论倾向及其内在的种种其他问题,在最近几十年已经有不少西方学者指出。然而,许多华人学者却依然将其作为一个事实性概念来论述中国哲学的诞生,不免是"削"中国本土思想之"足",以"适"他们理解的西学之"履"。本文在梳理此一概念的来龙去脉及其种种问题的基础上,以余英时近年的有关论述为例,来阐明上述观点。     

转型时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

西方国家的民主现代化和治理现代化进程是分阶段进行的,而中国的民主和治理现代化则是叠加进行的。这种"时空错差"就使得中国国家治理在民主化进程的反应陷入限制国家权力和保持国家权威的悖论性之中。面对社会和时代的需求,应该从更高的层次上认识现代国家的治理之道,把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放在一个"政道"的层面上:应高度注重人民对于国家政治体制合法性的认同;要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应建立一个政治文明的国家。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厘清民主与法治的关系,使两者在国家治理中达到均衡,对保障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在改革进程中,建立以法治和宪制为基础的民主治理,是使民主与法治建设逐渐走向实然均衡的关键。一个宪法体制(依宪而治)的法治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所在。民主与法治在这个制度框架内,才能和谐、共容。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治理结构,提升与现代社会相配套的治理体系和能力,必须要建立和完善现行宪法体制,使之成为一个与日常政治相适应的宪法。     

规范的权威性与法治的要义

"法治"作为现代国家社会有效治理的基本方式,是一种集体选择和共同行动,是由规范的权威性维系的有秩序的共同行动和生活秩序。因此,"法治"被视为现代国家、现代社会治理形式的重要标志。要实现"法治"的目标以及治理形式"现代性"的转向,应理清起支撑作用的文化传统与生活实践基础,以及所面临的困境和关联因素;应从社会治理的视界和权威理论对"法治"的要义作出说明,并重视治理主体的自我服从和认同在治理活动中的意义和价值。     

论法家“法治”学说的定性问题

<正>近代以来,法家"以法治国"(《韩非子·有度》,下引该书只注篇名。类似说法亦见于《管子·明法》)、"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史记·太史公自序》)的"法治"思想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西学源于诸子说"的盛行,使得薛福成、黄遵宪皆认为先秦法家之"法治"与西方法治殊途同归。不料这种观点引起了沈家本、严复等人的强烈批评,他们明确主张法家"法治"乃"专     

软法视角下的社区卫生服务的法学考察

研究社区卫生服务的独特软法现象,提出社区卫生服务形成以宪法为根本依据、以不同层次的软法为主要内容的法律架构。在分析了社区卫生服务法治化问题后认为,为防范社区卫生服务因单一依靠软法而退回人治的窠臼,为避免社区卫生服务因得不到硬法稳定有力的保障而夭折,迫切需要将社区卫生服务软法规范转化并上升为硬法规范。     

“起礼义,制法度”——从“礼”的结构与功能探讨荀子对法家思想的吸收与改造

荀子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法理论,但并不必然导向法家学说。他一方面接纳与改造了法家之法的客观性与公正性特征,强调了礼的"法度"标准之功能,另一方面借鉴法家之法的人为性特征,建构起礼的起源理论,把礼从个人规范扩大到治国方法,形成独具特色的"礼治论"。"礼治论"具有二元化的治理结构:"礼"之功能为建构秩序,其实质在于定"分",其目标在于"治";"法"则有别于"刑",主要是指官僚所应施展的各种规定。在"天-地-人"三才架构中,齐朝廷用"礼",以礼为标准来发掘和选拔人才,并将秩序与和谐普及于下层社会;正官僚用"法","法"之运用,便成为"礼"治的一环。荀子"礼治论"的擘画与先秦法家有着相当的距离,却成为自西汉以后社会政制架构的基础。     

《管子》论“且怀且威”及其现代启示

《管子》认为,治理国家既要采用怀柔政策,主张为政者"先之以德",通过整饬四维来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又强调"法不可不审",主张通过严刑峻法来树立君主的权威,赏罚严明,使人们严格遵守各项法令制度,坚持"且怀且威",礼法并重,其思想对现代社会有很好的启迪意义。     

早期道家“统治术”的转变(下)

早期道家统治术有一个从老子"道政"到黄老学"法治"的转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老子的"道生之"转变为"道生法";老子的以无为和柔弱为主要特性的"道政"转变为通过客观化的非人格的制度来治理;老子的"反智用道"被改造为"弃智用法";老子以道的无名为中心的"无名主义"转变为"循名"和"正名";老子的赤子之心被一种人的趋利避害的自然人情所取代;老子的"小国寡民"设想则被转变为一个对强大国家的设计。     

略论顾炎武的“仁义”观——以《日知录》“正始”条为中心

顾炎武的"仁义"观与孔、孟、程、朱思想一脉相承,同时又具有针砭时弊的鲜明时代特色。他在《日知录》卷十三"正始"条提出的"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的论断,是传统爱国主义精神的经典表述。其本意,一是强调普天下全体民众是国家责任的承担者,二是明确提出人心是国家命运之根本,而仁义道德则是维系人心之命脉。顾炎武对"仁义"概念的阐发极为平实,处处关合改良人心的主旨,反复强调"仁义"之道人人力所能及,深刻揭示出社会进步的原动力之所在,在其时其世具有进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