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礼、理融合视野下的《中庸》诠释

《中庸》为阐发礼义而作。在汉唐经学中,"中和"一直属于礼学诠释的范畴,主要着眼于圣王如何用中、执中,强调自上而下的礼乐教化。宋代以降,随着理学话语的形成与发展,"致中和"的群体从圣王向士大夫扩展,强调从下而上的自我培养。宋代理学家吸收佛道思想,进一步发明了"中庸之道""中和之理",强调体认天理,发明本心,主敬涵养,克制私欲。程朱的《中庸》诠释继承性与创新性并重,既有沿袭以往重视社会秩序、节制情欲的一面,又拓展出重视个人修养工夫的一面,强调礼乐刑政与道德性命的融会贯通。程朱并非舍礼言理,而是强调礼与理的有机统一。     

论马克思主义正义观的三种阐释路径

"正义在于合乎人性",这是很多正义论者潜藏的理论范式或预设。基于这样的理论视角来探寻马克思主义的正义观,会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观的不同解读而对马克思主义的正义观作出三种不同的诠释:(1)正义在于与人的自由自觉的劳动相适应;(2)正义在于与合乎人的生产以及与人的生产方式相适应;(3)正义在于与人的需要相适应。客观地说,这三种诠释都提出了一些富有启迪性的观点,但相较而言,第一种失于抽象,未能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特色;第二种存在着还原论、机械决定论的痕迹;唯有第三种最富有理论前景,其潜藏的理论解释力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中得到了印证。     

“性恶”说的实质及在诸子人性思想中的位置

《荀子·性恶》篇是荀学派作品,未必是荀子作。该篇提出"性恶"说,可是在政教问题论述中,却相信人易于教化,愿意向善,与儒家主流人性观一致。"性恶"其实只是立说,并非思想。《性恶》篇的来源,有墨家《尚同》篇到秦法家的初始人性判断,儒家传统的教化乐观主义,以及荀子性、为相分说和情欲界定人性说,在诸子人性思想脉络流变中,可看出"性恶"说的特点。《性恶》篇是古代唯一"性恶"论,却不是对人性恶真有认知的学说。墨、法、道、儒诸家对人性之内在问题和危险各有洞见。     

法与义之辨--亚里士多德与荀子法律思想比较研究

亚里士多德和荀子都关注群体生存的秩序问题，也都强调运用法律以抑制人性中的恶，以此来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完善。亚里士多德强调法律的根本性，人治只是法治的补充，旨在通过对法律的严格遵守以实现正义。荀子“有治人，无治法”的思想，更多强调了超越于法律层面的，更丰富的对“义”的追寻。对两位哲人法律思想的比较研究，可以凸显法与义的彼此补充与内在张力。     

荀子人性论再解读

荀子"人性"包含本然性即自然属性和实然性即社会属性两个层面。二者并非静态并列的关系,而表现为从本然性到实然性的落实与发用的动态过程,依次展现为从人的内在生命机理显现为自然本能、从自然本能外化为不同的社会心理和认知倾向的过程,此过程与人从出生开始的社会化过程相表里。荀子论"性",始于"性伪之分",此性为本然性;论善恶,终于"性伪之合",此性为实然性。善恶皆属于"性伪合",是性与不同之伪结合的结果。荀子言"恶",意在强调人要对社会化过程极有可能出现的各种偏弊有高度的警醒和自觉意识,并通过礼义教化及时进行防范与补救。     

论荀子的德性教化思想

荀子从人性趋恶角度构建了自己的德性教化理论.恶在礼仪法度的制约下不仅可以改变,而且必须改变,经过教化"涂之人可以为禹".德性教化实乃"化性起伪",而伪是针对情的,只有对情进行矫正,才能对人性教化,情为教化之基;礼为教化之则,道德教化是个人遵守礼仪规范及人自身德性的自我迁化的过程,以心对礼以治情,从而以人的智识促进德性的提升;养为教化之方,以礼乐养情,陶冶、涵养人之德性,促进人的道德自觉.荀子的德性教化思想对我们今天的思想道德教育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论公平正义中的三重人性设定

罗尔斯的公平正义理论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正义理论,其受到的许多反驳与其多重人性设定相关。罗尔斯的正义环境论说和融贯论证成方法使得他深受休谟人性观(我们有着有限的利他心)的影响;而他对无知之幕的设立与理性选择理论的强调又受到经济人设定的强烈影响;但在提出正义原则及其证成时又显示出康德的深刻影响,隐含人有善良意志,要求有充分的利他心。多重人性设定得以并存的缘由在于罗尔斯混淆不偏不倚与运气平等主义,混淆"不应得"与"非应得",以及正义两原则在推理上的断层与实际含义的妥协。澄清各种混淆后,我们基于休谟的人性观才可获得对公平正义最融贯的解读。     

理解正义中的“人性” —— —兼论罗尔斯对密尔的批评

在当前自由主义关于正义和人权的讨论中,“人性”(humanity)是一个往往被忽略的核心要素.然而,正义的问题总是同“人是什么样的”、“人应该是什么样的”这类问题密切相关,而且大部分理论家在思考或建构正义原则时,正是由于对“人性”的不同层面的强调导致了他们对正义社会的设想分殊各异.罗尔斯在提到密尔的理论时批评到,密尔的正义原则是建立在人性的某种“统合性”理解之上的,而对人性的这种理解不能够作为正义制度的基础.     

论正义与博爱的关联性:科恩和罗尔斯的意见分歧

博爱有两个层面,即"友爱之情"这一情感层面,"互相帮助和照顾弱者"这一结果层面。罗尔斯认为,正义原则不应包含"友爱之情"这一博爱情感,但包含博爱结果。对罗尔斯来讲,"友爱之情"既非社会正义的充分条件,也非必要条件。而科恩认为"友爱之情"是(差别)原则正义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是其必要条件。罗尔斯的博爱观主要体现在其正义原则之中,强调博爱结果。而科恩的博爱观蕴涵于其社会主义的平等和共享思想之中,强调博爱情感。科恩与罗尔斯各自秉承生活经历所模塑的社会主义的平等主义立场和自由主义立场,因而对博爱的理解不同,前者误读了后者。     

儒家礼乐传统的化育机制

儒家具有深厚的礼乐传统。礼乐化育强调的是缓慢渐进、氤氲化生,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教化"、"培育"。儒家礼乐传统的化育,其本质是儒家礼乐文明的内化外现过程,这一过程体现出鲜明的过程性、秩序性与向善性等特征。化育功能分为"礼化"功能与"乐化"功能,二者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与社会的生成与发展状态,对于个体道德化与社会秩序化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深远的影响。要发挥儒家礼乐传统巨大的化育功能,需在儒家礼乐传统的思维路径、资源整合、实践方式等方面下工夫。     

从运动式治理到行政吸纳——对网络意见领袖专项整治的政治学反思

运动式治理"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可以短期内最大限度地动用行政资源,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以弥补官僚系统常态治理的不足,但同时也容易带来破坏法治、助长投机、治乱循环的后果。由于网络谣言动机非常复杂、法律边界难以划清、网络意见领袖行为的摇摆不定性,对于网络谣言以及网络意见领袖,仅仅依靠运动式治理或法治将难以奏效。相比较而言,"行政吸纳"可以超越传统"运动式治理—法治"的二元分析框架,它更适合以中产者为主的、具有自由主义倾向性的网络意见领袖。行政吸纳既包括物质层面的,也有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的,以获得网络意见领袖的理解、沟通和合作,最终使得网络管制真正向治理转变,实现"依网管网"的新局面。     

“素王”:对“哲人王”的一种可能解释

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指出,城邦正义的实现有赖于"哲人王"的出现,但无论在现实还是在理论中,政治和哲学的对立都使得"哲人王"成为不可能。施特劳斯认为哲学家回到洞穴中参与政治生活只能是"外在的强迫",而安德鲁则认为这是出于对哲学"内在的爱",但由于他们共享了关于"政治"的狭义理解,政治和哲学之间的不可调和性在两种解释中都更为凸显。笔者认为,如果援引《高尔吉亚篇》中对宽泛的"政治"的论述,强调政治包括政治治理和人文教化两个方面,将"哲人王"限定在教化意义上的"素王",则"哲人王"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需。     

论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正义

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罗尔斯以及由其引发的正义论思考是近代权利正义论的延伸。对亚里士多德古典正义论的追问和阐释,有助于深刻反省权利正义论的局限。不同于权利正义将政治法律与道德二分,亚里士多德的德性正义论以个人灵魂德性的"内在善"为基础,主张通过政体正义和法律正义的制度方式实现共同体的"外在善",通过培育友爱的德性和公民教化实现公民和谐,以弥补政治正义作为制度疗法的短板。德治与法治相结合是亚里士多德政治正义思想中践行中庸之道的根本体现。     

黄老学派“类法治”思想探析

黄老思想是战国时期兴起的一个哲学政治思想,一方面其强调"道生法",主张法律的道德基础、强调法律的权威与作用;另一方面主张"循法而治",并提出君主"无为而治",弱化统治者的主观能动性,防止统治者对法律的侵害。相对于中国古代的法家、儒家等其它学派法律思想,其法律思想更接近于西方的法治思想,对我国今天的法治建设有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     

荀子的“礼乐”教化思想与现代道德传播

<正>"礼乐"教化思想是儒家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主张以礼乐育人并以礼乐治国。作为先秦儒家的集大成者,荀子的"礼乐"教化思想建立在其基于"对心言性"逻辑前提而确立的"性恶论"、"性伪分"哲学基础上,他提出的"礼"之规范性与"乐"之情感性相统一的道德实践方式,对改进公民道德建设中道德传播的方式和路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富勒论法律的道德性

法治一般分为实质性的法治和程序性的法治,前者强调善法、良法,后者则更注重形式正义.新自然法学派代表人物朗·L.富勒的学说即为程序法治论的一种.富勒认为法律与道德密不可分,并将道德区分为愿望的道德与义务的道德,而义务的道德与法律相似.他提出法律具有内在的道德性,将法律的道德性分为外在道德和内在道德两个方面,而他主要阐述的是法律的内在道德,也称为"程序自然法",并将法律的这一道德定位于八项"法治原则"和达致法律的"目的性事业"的手段.     

战国竹书中的儒家法思想论析

上博竹书《三德》与《天子建州》均有涉及儒家法思想的简文。简文表明,儒家要求将仁爱与人情融入司法实践,既确保法律的威严,坚守法律的公正性,又能"中情而丽于法",即缘情司法而不"屈法伸情"、以情淹法。这要求司法者既具有仁爱之心,"断刑以哀",又具有"增去以谋"的权变能力。这种法律思想是建立在其仁政爱民、礼乐教化为主、刑罚为辅等政治原则基础上,体现出儒家法思想的矜恤主义与民本主义、人道主义特征。从简文的时代背景分析,儒家"中情而丽法"、"断刑以哀"等主张的提出,无疑是对法家"一断于法"思想的批判,体现出儒法两家法律思想上的差异。     

社会治理构想中的“儒墨相用”及其启示

在先秦诸家的社会政治治理构想中,儒家创始人周公旦主“神性血缘说”和“遵从民心观政说”,孔子改为“人性血缘说”和“道德教化说”,都忽略了世人的社会经济需求。墨子针对儒家“礼乐靡财”而提出“节用”说,把发展经济以稳定社会作为重要治理措施之一。孟子接受墨家提醒而提出“制恒产”主张来补充儒家治理措施中的经济缺环,苟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国家政治管理一体化”与“国家经济管理一体化”构想。这些,被唐人韩愈名为“儒墨相用”。“儒墨相用”的历史事实给我们的文史研究方法以诸多启示。     

美德与教化——基于中西比较的视域

古希腊苏格拉底提出两个重要命题:"美德即知识"和"美德可教"。在苏格拉底看来,美德是普遍的、客观的、必然的知识,是超验的,而不是那种个人的、主观的、经验的意见,因此,相对于不可教的主观意见而言,美德是知识,是可教的。围绕美德是否可教的问题,苏格拉底与格劳孔等智者的主要分歧在于:苏格拉底认为人具有自身的善,教化主要是让人发现自身的善,以增强自身内在的道德自律;格劳孔则更强调人性的自私,强调法律等外在他律。就美德与教化的问题,中国古代哲人也进行了深思,特别是儒家对美德与教化进行了深入探讨:孔子基于"性相近,习相远"而重视道德教化,孟子主性善而强调反求诸己,荀子主性恶而重视礼法约束,王阳明的致良知则在孟子良知说基础上进一步强调道德教化与知行合一的关系。中西哲人有关美德与教化的讨论体现了人类对于普世道德的追问,同时也展现了中西道德哲学的不同旨趣。     

从孝道看传统礼治在乡村社会的运行及其当代启示

中国传统社会以伦理为本位,以孝治国和依礼治村是乡土社会治理的显著特征。首先,孝道传承始于"有礼可依",仪式赋予孝道以知识化和规范化,节庆又将族群的精神气质具象化为礼仪传统。其次,传统乡绅在地方自治和村庄教化中起到传道和卫道的作用,使得乡村孝道在运行中"违礼必究"。再次,乡村孝道的传播和再生产,还有赖于无形的乡村舆论形成的孝道保护的文化磁场,牵引着乡村社会"依礼而治"、"无讼自治"。在百年社会急速蜕变中,现代社会良性协调机制的供给远落后于传统社会良性治理机制的断裂速度,将传统的伦理资源转化为现代社区治理的社会资源,以礼治村与以法治村相辅同向而行,有助于构建新时代文明礼治的乡村社会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