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之际儒生社会地位考论

儒家、儒生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相对佛教和道教来说是比较尊隆的,但在金元之际儒生地位却相对低下,表现在:需要在佛道力量的支持下衍圣公的袭封才得以实现;大量儒生加入到全真教中以自保;传播文化的社会职能一直是儒家的特权,但这种特权在金元之际也一度落到全真教手中。造成儒学和儒生社会地位低下的原因主要在于当时蒙古统治者对儒家思想的认知及其所实施的方针政策。     

西汉儒生的王道情结及其文化意义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等人关于儒法互补的理论设计,是在借鉴秦朝暴亡教训的基础上建立的,客观上适应了汉代政治实践的需要,但随着西汉中后期孟子一派儒家理想主义的崛起,儒生们很有一股实现儒家王道理想的冲动,此最终演化为两汉之间以儒家经典中的王道理想为依托、以三代古制为蓝本的王莽新政。王莽新政的失败,表明纯粹儒家王道具有较浓厚的乌托邦性质,东汉儒生也因此对现实政治实践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对社会政治作彻底改造的不切实际的热情日益降温,从而再次认同儒法互补的政治文化模式。     

丘处机的三教合一思想

丘处机是金元时期全真教龙门派的创始人,他的道教思想推动了全真教的发展,并通过全真教对中国道教的后期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融道、儒、释为一炉是全真教一贯的宗旨与特质,而丘处机赋予了"三教合一"以新意.丘处机站在道教立场上对"三教合一"思想的推扬,既丰富了全真教思想,也促进了传统道教的变革.     

试论道教戒律与传统社会道德关系

道教戒律在传统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协调功能。探讨道教戒律的这种社会道德意义,可以促进对道教本身和对传统社会的认识。一、道教戒律对传统伦理道德的吸收传统社会伦理道德的基础是儒家伦理思想。儒家伦理道德重宗法等级,讲究血缘亲情关系,也重地缘伦理关系,它适合于中国传统社会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文明形态,因而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始终都居于社会伦理的核心地位。它不仅影响社会伦理,亦且影响传统政治和法律,使得传统政治与法律呈现出伦理化的特征,形成中国传统社会以伦理为本位、家国一体、君父同格的特征,而三纲五常则成为社会的…     

关于儒教的几个问题

儒教定义问题的争论实质上是围绕儒、儒家(儒生)、儒学、儒教以及国家(宗法)制度之间关系而展开的。儒教的主要特征表现为:神灵崇拜的多元化与一体化、有序化;宗教活动与政治活动的密切关联;独特的兼容性和适应性使得它在整个封建社会里处于国教的地位;出世与入世相统一,“内圣”与“外王”相表里。儒教历史作用和影响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伴随着其国教地位的逐步巩固而渐渐体现出来。     

儒家的贤能政治及其现代困境

儒家的治国模式从根本上来讲,是一种贤能政治。所谓的"贤"是和"德"紧密联系的,主要是指人的道德品格,而"能"则是指一种治国的才干。在贤、能关系上,儒家未做严格的区分,甚至认为"德"便是一种最大的"能",因此儒家的贤能政治本质上就是"德治"。儒家的贤能政治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维持了社会的基本稳定,显示了其作为治国理念和治国方式的独特优势,然而在社会转型期的今天,其与时代发展的不适应性也越发凸显,从而我们又不得不重新审视儒家贤能政治的理论困境并思考其应对之策,进而实现其现代转化。     

王喆与《重阳立教十五论》--早期全真道对传统道教的变革

本文探讨了南宋金初传统道教发展面临困境之际 ,道教新教派全真道的开创者王立足三教圆融 ,对道教神仙思想进行了根本改造 ,亦在变革道教之修炼方法与传播方式上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 ,在王的努力下 ,全真派道从草创而走向兴盛 ,为处于社会动荡时期的民众提供了有效的心灵庇护之所 ,出色发挥了宗教维护社会秩序的职能。本文同时通过对全真教著名的定制之作《重阳立教十五论》一文的思想评述 ,对全真道的成仙思想和修行理论做出具体剖析。     

全真教与元代的神仙道化戏

元代神仙道化戏是元杂剧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的兴盛是金元时期社会环境、宗教环境影响的产物,与全真教的兴盛有着直接关系。元代神仙道化戏从剧作内容、度世主角、度脱方式等方面形象地反映了全真教思想。     

借儒兴道:从元代全真教改造山西尧舜禹庙看其兴盛的独特路径

元朝时全真教在北方盛极一时的原因颇为复杂,其中全真教借儒学以助其兴盛的现象历来为学者所关注。但以往讨论全真教与儒学之关系偏重在义理方面,本文则以元世祖时期,全真道士姜善信改造传统儒家正祀庙宇——尧、舜、禹庙的生动事例为研究对象,考察分析全真教在山西南部发展兴盛的独特路径。1262年改河中府禹王庙为龙门建极宫、1264年平阳尧帝庙增修光宅宫、1289年蒲州虞舜庙内增祀老子这一系列的改造之后,全真教不仅通过挤占尧舜禹庙的空间增修道教宫观,而且也以"尧舜思政求贤之道,上帝称心"的儒家文化使其得以在山西南部盛极一时。姜善信创修龙门建极宫则被后人视为清代全真教龙门派之发端,"龙门、临济半天下"的辉煌让我们把视线回放到靖应真人姜善信及其在山西南部的全真教活动。     

义利之辨的哲学思考

反思历史上义利之辨，首要的问题就要考察历史上义利之辨的过程及主要流派的基本观点。纵观中国历史上的义利之辨，宏观地说，曾出现过三次高潮，即春秋战国时期的义利之辨，宋明时期的义利之辨及近代社会（鸦片战争——五四时期）的义利之辨。春秋战国时期围绕着义利问题，儒、墨、道、法几个主要学派都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在中国古代占统治地位的是儒家重义轻利的义利观。最早系统地论述义利问题的是孔子。他把“义”规定为“礼以行义”以左传·成公二年》），即宜于尊卑上下的宗法等级关系。至于“利”在孔子那里，主要是“私”或个人利益…     

系统研究全真教历史的新范式——读张广保教授的《全真教的创立与历史传承》

正初创于金代的全真教发展至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经历了金元时期的鼎盛,元明之际的衰微以及明末清初全真龙门派的"中兴",发展至近现代在民众中仍十分活跃,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关于全真教的学术研究也历来是国内外道教学术研究的重点,中、日、韩以及欧美学者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并以不同的视角和方法推进研究。张广保教授将全真道的研究称为"一门国际性的学问"1无疑是十分贴切的。1999     

北宋礼学研究

该著以北宋时期的儒家理学为主要内容,将礼学放在宋代儒学发展和哲学思想演变的脉络当中,并结合北宋时期特定的政治背景和历史发展,采取以哲学思想的分析为主,结合经学文献、社会政治以及礼仪制度而形成了一种较为综合的研究。作者重点研究了《周礼》与北宋儒学发展的关系,宋代学者围绕王安石《周官新义》而引发的争论及其思想史的意义,集中讨论了宋代新型的理学与传统理学之间的复杂关系,礼学的义理化过程,以及礼在天理论的叙述模式中的地位和意义。北宋的礼学不但是宋代儒学的重要内容,是理学的有益补充,而且也是儒家理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具有独特的价值和重要的思想史意义.     

《盐铁论》与孟子思想探微

西汉时期的盐铁会议上,来自各郡国基层的儒生贤良、文学在对汉武帝外兴征伐、内兴聚敛及酷吏之治的批评中全面继承、运用了孟子思想。相比陆贾、贾谊、董仲舒等汉儒思想的驳杂,这种继承显得十分纯正,是孟子去世以来孟子思想最集中的一次展示。此次会议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将孔、孟二人并称,并将孔、孟思想融为一体放在等量齐观位置的尝试,是孟子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地位上升的一个标志性节点。而这次会议的盐铁之争本质上是贤良、文学无法接受颇具"现代性"的盐铁大规模集中生产的方式,而坚持小家庭生产制,体现了儒家与"现代性"之间的深刻矛盾。     

《青玉案》与全真教道士词关系研究

兴起于北宋中后期的《青玉案》是宋金元时期重要的词牌之一,因其灵活的调体善于表达婉约、明丽、飘逸和骚雅的词作风格而受到诗词文人的青睐。考据《青玉案》的别称来源,并对其与全真教道士原创词牌《带马行》《谢恩师》《青莲池上客》的关系进行梳理研究,可发现全真教道士对《青玉案》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宋末元初全真教“以词传教”的独特方式和道、释、儒三教合一的兴教思想主张。     

试论汉初儒学发展的历史地位

试论汉初儒学发展的历史地位马亮宽汉初是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儒学在这个时期之所以迅速发展，其主要原因是：社会政治的需要，士人儒家化，政治环境宽松和儒家学派具有包容性和关注社会等。汉初儒学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儒学与社会政治结合，为社会...     

朱熹哲学中的欲望与秩序

为建设理想社会,儒家一直集中关注以下几个问题:哪种社会秩序是更为合理的?它合理的依据是什么?怎样才能实现并维持这种社会秩序?同时,与此问题相关的是,怎么去定义人的欲望,怎么去解决秩序与欲望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和矛盾。关于这些问题,朱熹用"天理之节文"定义了"礼",认为在"公"的价值观视角上,"礼"是具体而现实的表现"天理之节文"的秩序体系。他把公和理同天理结合起来,在为这些概念提供存在论背景的同时,又赋予了其不可违背的绝对的道德权威。恰恰与之相反,朱熹又把人欲望中与公对立的私、与礼对立的欲,定义为私欲,认为"私"及"私欲"是为了维护社会"公"的秩序,强调为了保存天理一定要克服"私"及"私欲"。朱熹认为,尊卑、上下、长幼、亲疏作为礼的主要构成内容,它们依据于天理,是社会秩序的重要规范;"私"与"公"、"人欲"与"礼"的关系以及天理的特点,不是以社会秩序的重组为中心,而是通过"礼"所表现的社会秩序,寻求构建社会秩序的正确方向。     

王喆生平事迹考述

本文以较翔实的史料系统地考述了中国古代著名宗教思想家、全真教创始人王喆的生平事迹,对其家世、科举、官职及其创立全真教的过程,和社会背景作了历史的考述.     

金元全真教对道教神仙谱系的继承与突破

全真教的神仙谱系主要由传统道教神灵和唐宋内丹道神仙谱系构成。在宫观、神像布局上全真教从创立之初即通过以"五祖七真"陪祀三清、老子、玉皇等传统神灵,在节庆活动中通过每年一度、持续长达近一个世纪的"真元会"庆典活动等方式,接续传统道教神谱。跨越代际、跨越历史传承的遇异叙述,为全真教从观念史、信仰史角度重塑内丹神仙谱系"小传统"打开了通道。前者有利于增进全真教的教团认同和凝聚力,后者在抬高某宗某系丹道辈分的同时,这一"僭越"之举在一定程度上为全真教的宗系分化埋下了伏笔。     

柳宗元是儒学的伟大改革者

柳宗元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文学家,凡是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人,或者读过一些古书的老人都知道的。至于柳宗元在我国思想史上的地位,知道的人就要少得多,学术界的认识也不很一致。在十年动乱时期,表面上把柳宗元捧得很高,把他封为“法家”,实际上并没有理解柳宗元,把他的形象歪曲了。应该说柳宗元是个儒家,是“孔子之道”的忠实追随者。但他不是个墨守成规的儒家,是个儒家的改革者。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可以说是个伟大的改革者。柳宗元在我国思想史上的地位,至少不应比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低。     

儒家伦理的基德和荣格的道德观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主体的儒家伦理,已经确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德"或"母德",这是在长达2000多年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经过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儒家思想,董仲舒提出"抑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确立了儒家在中国社会的统治地位。经过以后历代的兼收并蓄和对立融合,发展成为儒、道、佛融合一体的宋明理学,近代中国社会对儒家思想的批判性发展,促使人们对儒家伦理思想进行时代的反思。荣格的分析心理学思想为东西方道德观的比较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研究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