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常”的现代价值

"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传统道德的典范形式。"五四"运动以来,因为受"三纲"之累而遭到了猛烈批判。实际上,"五常"完全不同于"三纲","五常"是扎根于人性而形成的道德理念,具有纯粹的抽象的形式和普遍适用的合理内核,具有永恒的价值,是民族精神和民族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时代,"五常"必须与"三纲"切割,经由树立新"三纲":自由为立人之纲,正义为立社之纲,民主为立国之纲,重新组合为新三纲五常。新"三纲"与"五常"的组合,有因循,有损益,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文化守成与文化创新的结合,可以取代旧三纲五常而通行于现时代。     

陈寅恪、贺麟论“三纲”的现代意义及其反思

陈寅恪与贺麟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肯定"三纲"之于中国现代道德建设的意义。陈寅恪通过对王国维自杀原因的文化学分析,高度肯定王国维为旧道德殉难的精神意义,认为王氏自杀恰恰体现了他"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而且,陈氏认为,《白虎通德论》中的"三纲六纪"的道德伦理思想是中华文化精神所在。贺麟先生认为,"三纲"是"五常"的合乎逻辑的发展,比五常更具有道德伦理的约束力。如果经过自由意志的过滤,"三纲"的绝对伦理要求恰恰与康德讲的"绝对命令"有相通之处。陈、贺二先生对"三纲"现代意义的阐发,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需要我们作进一步的反思。     

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及其与儒家伦理的比较

康德所开创的道德形而上学仍然是某种意义上的"物理学之后",即以知识论和逻辑规范为框架或"模型"而建立起来的道德原则。这种规范伦理学与儒家的德性伦理学在出发点上是截然不同的,但这并不妨碍双方可以以某种方式相容和互补,即以康德规范伦理学的普遍原则为纲,而以儒家的"良知"和"四端"学说为补充。但前提是,首先对儒家伦理进行一番现象学还原,剔除那些具体的缺乏普遍性的伪规范,还原到其中的人类共同的规范,也就是通过具体批判来达到抽象继承。这就是我所设想的中国今天的道德建设路线图。     

《论语》中“孝”的德性期许:道德感与行为的一致性——兼与安乐哲、罗思文商榷

孝道在儒家伦理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何解释儒家对"孝"这一品质的道德期许是厘清儒家伦理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在孔子看来,只有出自道德情感和正确感受的道德行为才是道德的。安乐哲和罗思文先生采用儒家角色伦理诠释《论语》中的"孝",将"孝"视为家族的、社会的角色,并由此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仅仅运用角色伦理说明儒家孝道,不仅会束缚人的情感和道德能力,而且会面临绑架道德的风险。从德性伦理学的视阈阐述"孝"的道德力和规范力,能更加准确诠释儒家孝道的合理内核,显现儒家伦理思想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三纲"漫议

"三纲"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原则."三纲"虽形成于汉,但在汉代,其权威地位尚不牢固.而在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三纲"的地位、影响又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削弱.自宋代始,"三纲"不断神圣化,牢固树立了不可动摇的权威地位,君权、父权、夫权日益绝对化.在明清之际,"三纲"受到初步挑战.到近代,经由"道德革命"的冲击,"三纲"一步步走向消亡.概言之,"三纲"的产生、确立、强化、崩坏是与中国的社会变迁同步的.     

德性论视域中的榜样教育——以雷锋精神为范本

德性理论中的"榜样",作为道德教育的典范,体现了学习者的理想人格追求,作为一个整体,"征服"人心。人格的影响力是全面的、综合的、难以分离抽析的。榜样,带给人情感的激发,发乎情,给人以情感的吸引力、感染力,因而榜样体现了道德之美,是审美的体验,触动心灵深处。榜样,体现了道德"楷模"、"范式"、"模范"、"标准",是应有的"知""情""意""行"。这是与规范伦理风格迥异的视角,构成了德性伦理学的主旨。雷锋精神在多方面都是德性伦理的卓越体现。     

人格、人伦与风尚——儒家“贵”观念的伦理维度论析

儒家之"贵",不限于与等级制度密切相关的权贵、贵族等范畴。"良贵"才是儒家之"贵"的精神内核,孟子将其预设为人们应该向往和追求的一种普遍、广义的"好"。由个体人格的培育而言,"贵"有趋向于美善的品质,实为理想人格的价值存在样态;从人伦关系的建构中看,"贵"以"礼"、"义"、"仁"等核心道德范畴为支撑,并涵括了以尊礼、行义、辅仁等为中心的伦理考量;就道德风尚的形成来讲,"贵"因人们的崇尚而构成积极的、美好的理想和信念,有价值引领和道德导向作用。儒家之"贵",以伦理道德为首要价值,物质利益为次要价值,其根核在于精神,且注重典范性意义。"良贵"作为儒家之"贵"的基本原则和伦理底线,与宗法社会背景下的现实之"贵"存在明显的分殊。     

政府与官员的关系:道德冲突与伦理救治

基于"团体伦理学"的视角,政府组织整体与政府官员个体之间有四种伦理关系的组合方式.通过对这四种伦理组合关系的分析,可以揭示政府组织德性在行政伦理中的重要性.在政府组织德性的建设中,"行政伦理氛围"作为三个变量,即"自变量"、"因变量"与"调节变量"在不同的层面起着作用.行政伦理氛围的建设需要制定"政府伦理计划",它体现为三个环节,即行政领导的美德学习、政府伦理制度化与个人的道德自主性培养.     

道德本性谋划的儒家进路——以樊浩先生“‘德’—‘得’相通”论为中心的讨论

樊浩先生提出了一个观点:"德"、"得"相通是中国伦理精神的价值原理。其要义在于:中国伦理同时具有目的价值和工具价值,并由此形成道德理想主义与道德实用主义互为依托的特质;此种特质解决了"德""得"之间的张力,并指向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的统一。以儒家经典为分析文本展开思考,"德者,得也"中存在着道德本性谋划的两种进路:主流儒家以道德为目的性之存在,事功学派以道德为工具性之存在,而"德""得"之张力则在大众文化中得以消弭。因之,樊先生虽然准确把握了中国伦理精神的特殊旨趣,却没有具体解答这两种儒家进路在中国文化中的发展线索与实际影响。儒家伦理形态能否成为当下的道德救穷之途,或可从其中得到启示。     

儒家“德行伦理”与中国伦理形态的现代建构

从儒家经典的分析中可以发现,儒家伦理形态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美德伦理(Virtue Ethics)和规则伦理(Normative Ethics)的"德行伦理"。它涵蕴着内外两个向度:就内在向度而言,是"在心为德",强调行为者的道德心理是"德"之实现的内在根据,并赋予人之为人的目的性价值,这在后儒对孟子的承续与发展中呈现出丰富的图景;就外在向度而言,是"施之为行",即同时强调行为规则在"德"之实现中的价值。基于此内外统一的理论进路,儒家德行伦理虽然兼及了"Virtue Ethics"或"Normative Ethics"的意涵,却不宜直接将其纳入二者的分析框架,而应作为一种独立的伦理形态而存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儒家德行伦理"作为一种"会通型"伦理形态的地方性资源,应积极参与创建新时代条件下的全球伦理,而这也正是当代中国伦理形态现代建构的方向所指。"现代性转化"与"开放性吸收"始终是这个过程不可省略的方法和立场。     

中国传统伦理对医院道德管理之贡献

随着经济的腾飞,儒家管理思想在文化、伦理道德层面上给予医院经营管理以深刻影响.在医院道德管理的建设中,中国传统儒家伦理起着重要的作用,"仁"是医院经营发展的中心,"义"是医院经营立足的根本,"礼"是医院经营成功的保证,"智"是医院经营腾飞的关键,"信"是医院经营兴旺的标志.     

1959年“曹操论战”与儒家伦理史学

儒家伦理与传统史学,首先表现为经与史的关系。历代政治的兴衰是传统史学书写的主要内容,儒家政治与伦理一体,使得史学成为儒家伦理的载体。"经世致用"的特点和"历史审判"的功用也是伦理史学的重要成因。史学的伦理化导致了传统史学中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矛盾,二者相互交融。1959年之"替曹操翻案"运动,使历史评价的标准由"道德评价"转向"事功评价",是新中国成立后挑战儒家伦理的典型事例。这一运动导致了历史与伦理的决裂,对儒家伦理史学的解构带来重要影响。今天,应当重视"史学伦理"的研究,重建历史与伦理的联系。     

书讯

正《成人之道——儒家伦理文化》一书包含"儒家与伦理""心性与德性""人格与修养""人伦与社会""五常与做人""原则与方法""传统与现代"七章,共计18万字。作者唐凯麟先生是我国著名伦理学家。本书阐发了儒家伦理文化中的"成人之道",揭示了儒家伦理对于个人心性修养、人格培育、人生境界的提升以及对于现代社会道德建设的意义和价值。本书以严谨的学理为基础,是由伦理学家写给大众的儒家伦理文化普及读物。入选"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和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首届向全国推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     

再论道德理论的层次结构：以义促利 ——与陈晓平教授、罗伟玲博士商榷

陈晓平教授、罗伟玲博士在《试论道德理论的层次结构——兼论儒家伦理与西方伦理之比较》一文中关于儒家伦理的表述前后有矛盾,以情感主义道义论概括儒家伦理和以情感主义功利论概括休谟、斯密也有失偏颇,因此,该文通过"四大道德学派"之间的相互比较说明的道德理论的层次结构以及通过"中西伦理再比较"(以儒家伦理代表中国伦理)得出的中西方伦理之间呈现"互补格局"的结论,也有失误。事实上,道德理论的总原则是以义致利或以义促利,道德理论层次结构应为情感主义以义致利论→理性主义道义论→功利论。该文概括的"道德哲学的四大分野即理性主义、情感主义、功利论、道义论",应该被浓缩为儒家、休谟、斯密代表的情感主义以义致利论,康德代表的理性主义道义论和边沁、密尔代表的最大幸福派功利论。     

道义与结果在道德生活中如何统一——经权观与儒家规范伦理思想的性质

"经"和"权"的学说体现了儒家伦理思想在道德生活中将具有共识性的道德准则与具体的生活情境结合起来的态度和努力。在儒家的经权观中,"经"体现了儒家规范伦理思想的道义论、动机论的特征,"权"则体现了对功利和效果的认同。儒家的经权观反映了其伦理思想以道义论为主、结果论为辅的特征,以及对人事的关怀和在道德准则的普遍性问题上的基本倾向。     

儒家传统“节”德的价值向度论析

从儒家伦理的视野检审,"节"是以价值及道德为样态的观念性存在,同时是以主体的行为为依据的道德实践。儒家"节"德的价值依"道""义"而生,主体的价值生成、超越境遇的价值彰显、跨越境界的价值建构等多维向度,可视为由传统价值观念衍生、拓展、凝练而成的一个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价值共同体。"节"德的价值是主体对于传统道德修为、践履、形塑的伦理表征,以此回应谁支撑这一价值的生成,如何彰显这一价值,以及建构这一价值有何独特方式等问题。其探究旨在以价值哲学的视野对"节"德及其转化、建设作本源意义的反思。     

论孔孟儒家伦理精神的基本特质

伦理精神是民族伦理的深层结构,准确把握儒家伦理精神则必须理解孔孟儒家理论的内在逻辑。理解孔孟儒家理论的内在逻辑及其伦理精神的关键在于厘清孔孟儒家理论的核心关切。而孔孟儒家的核心关切正是社会道德水平的提升。孔孟儒家伦理精神主要包括了:"志道据德"、"为仁由己"与"慎终追远"。其中,志道据德是孔孟儒家伦理的整体价值导向;为仁由己是其伦理实践的执行关键;而慎终追远则为为仁由己提供内在动力。回归孔孟儒家的伦理精神是提升社会道德水平、摆脱当代社会道德困境的重要途径。     

先秦儒家人格教育思想的主体性意蕴

儒家教育思想虽然强调了受教育者对于既定的社会秩序和伦理规范的服从和顺从,但同时也包含着主体性的道德意蕴。尤其是在先秦儒家的人格教育思想中,其主体性的精神内涵是比较突出的。先秦儒家倡导道德的自主修养,强调道德行为选择的自为自主,主张使自我成为道德意志的主宰者,赋予道德主体在道德低线与道德高线之间选择的权利。这些都可以视作是先秦儒家人格教育思想中所具有的主体性意蕴。虽然它与当代教育所倡导的主体性精神存在差异,但是其所体现的精神旨趣依然值得我们去反思和挖掘。     

朱子的“三纲五常”与角色间的有限尊卑

朱熹认可"三纲五常",惟提及次数较少,且纲常说在朱学体系中只是应用性伦理,而非本体之论。"三纲"有二义:普通义指君臣、父子、夫妇三伦构成人世纲领,而"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普通义下的多种特殊义之一。朱子述此特殊义,仅见于《论语集注》《通书注》。其所暗含的尊卑关系,在朱子所继承的儒家礼法中,倒也充分体现。特此尊卑不是无限尊卑,乃可量化的有限尊卑。依三礼、朱子《家礼》、《唐律》、《宋刑统》等所具,夫妻同尊而有别,父子尊卑至多相去一等,而君臣尊卑可相去四等。凡此皆就社会角色而言,非在某角色,即无某尊卑可言。     

先秦儒家人性论的政治哲学意义

任何一种政治哲学都必须以一定的人性论为前提.与对人的存在进行实然性描述的人性论不同,先秦儒家的"人性善"是对人性作出的应然判断.这种人性论本质上体现的是"人道"精神的"成人论",其形式上是预设的,而内容上则是建构的.以这种人性论为基调,先秦儒家开出的是体现其哲学思想的政治与道德一体的"礼制"秩序模式.尽管自有自由、民主意识以来,"礼制"思想已命运多舛,但从普遍的历史视角出发,"礼制秩序"既体现了其历史的现实性,同时对当代道德和政治哲学仍不失文化传承上的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