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恶、情恶抑或心恶？——从荀子论“质具”与“心性”问题说起

荀子虽主"人之性恶",但又谓人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在哲学史上,学者对此"质具"与"心性"的关系曾有"质具"属性说、"质具"与"性恶"矛盾说、"质具"属心说以及"质具"属心又属性说等几种不同的形态;与此同时,如果我们以"质具"问题为线索,则在历史上又演化出"性恶论"、"情恶论"(性朴论)和"心恶论"等不同的说法。荀子言性恶之目的原不在讨论"自然之恶",而在说明道德之恶,但道德之恶预设了责任概念,而责任概念又预设了选择自由。若谓在荀子那里,"质具"乃是人成就德行的主观根据,而这个意义上的"质具"乃从"天君"之心上来理解,那么,此心便有理由为"恶"承担责任,如是,"心恶说"在理论上便有其成立的根据。     

荀子“道”与“人道”关系新探

先秦传统天命观统摄着祭天、祭祖基础上的人道———宗法礼制。荀子以天人相分的新命题,使传统天命观中的"天"裂变为统摄自然规律的"天道"和统摄社会规律的"人道"———礼、法,最终在更广阔的宇宙论层次上使"天道"与"人道"统摄于"道"之下。他把人与自然关系建立在天人相分的基础上,从而否定了天命,肯定了人的主体能动性。然而在荀子所谓的"人道"中并没确立社会个体的主体价值的平等性,而是被束缚于那个时代的宗法等级之下。由于荀子的儒家立场和圣人本位,致使他在为学的态度和旨归上把"道"最终统摄于人道———礼、法之下。荀子"道"的超越性与"人道"的保守性纠缠在了一起。     

荀子“天人并立”思想诠说

"究天人之际"系中国古代思想史的永恒母题。荀子的思想大厦亦以其天人论为根基。荀子认为:"天道有常",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人可"制天命而用之",实现人的自我长养,进而通过践行礼义而成为圣贤,在德性人格上达到"与天地参"的境界。荀子的天人论是"天人之分"与天人相系的辩证统一,既反对畏天、慕天、"错人而思天",又反对"天人二分",人定胜天,让天与人的价值皆得以彰显,避免了天与人的"互役",形成友好型伙伴关系,可谓之"天人并立"。荀子在《天论》篇中完成了"天人并立"思想的逻辑证成,并将其贯穿于"性恶论"(自然维度)和"礼论"(文化维度)之中,成为荀子天人论的思想内核。本文通过分析天论、性恶论和礼论中的人学意蕴,让"天人并立"这一伟大思想显豁起来,从而让我们对荀子思想有一个更加深刻系统的把握。     

郭店楚简与《荀子》思想关系研究:以心性论为视角

郭店楚简强调性与心的差别,认为性是天赋予人的自然情感,而心则是通过外在的学习和实践获得指导情感的"志"。《荀子》同样强调性与心的区别,性是本源性的情感和欲望,而心则是能动的、进行主动价值选择的主体,心中的"义"通过外在教育的输入而获得道德的知识,从而具有了指导"性"中情感和欲望的力量。郭店楚简和《荀子》的心性论思想是其礼乐教化思想的基础。     

《管子》论“天道”与“人道”

《管子》中论述"天道",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含义:自然界运行的规律、人行为的终极依据与价值本原、主宰人的超验存在。《管子》中也从"君之道""臣之道""君臣之道"等方面论述了"人道",又从"人道"效法"天道"、"人道"尊"天道"、"人道"顺应"天道"等方面,论述了"人道"与"天道"的关系。它告诫我们既重视"天道",顺应"天道"、遵循自然发展的规律;也要重视"人道",赏罚严明,"有罪必罚"。还告诫我们要注重"人道"顺应"天道",处理好与自然的关系,改善生态环境。     

论荀子以“类”为核心的道德认识方法

荀子认为,人的道德认识与对物的认识一样,都可以通过逻辑性的"推类"方法来超越经验性认识的不足,以达到对事物的抽象把握。但是,伦理、道德之"推类"并非纯粹演绎逻辑中的必然性推理,它因其随机性和情境性具有或然性。荀子提出,道德之"推类"准确与否取决于三个条件:首先,道德认识主体是否能做到"类之不悖",同类才能相推;其次,道德认识主体能否做到"心不悖",即道德认识主体是否能克服个体的主观性,做到不"蔽于一曲而闇于大理";最后,道德认识主体须承认道德认识发展过程中存在"类不可必推"的非逻辑性。荀子认真地分析了产生非逻辑性现象的原因,并提出使用"虚壹而静"的直觉方法来弥补这一逻辑上的不足。     

论先秦儒家“天人合一”观的伦理内涵

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以"天人合一"为基本精神.先秦儒家认为,天是人的价值和道德本原,人对天又具有主体能动性.在天人关系上,天与人具有本质上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是人的道德与天的本质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和共同性.因此,"天人合一"实质上是在道德基础上的合一,即"天人合德".     

论荀子“隆礼至法”的礼法观

荀子的人性论是其礼法观的理论基础,其礼法观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点就是在强调“礼”在治国安邦中的重要性的同时,也不忽略“法”的作用,即主张礼法并重--“隆礼至法”.荀子的这种礼法并重的礼法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于我们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若干重要关系,特别是道德建设和法制建设的关系,有着直接的借鉴意义和启发作用.     

“义辱”与“势辱”:荀子耻辱观的两种面向

耻辱感作为一种道德潜能,与人的尊严和人格有着内在关联。它一方面具有否定的谴责性作用,即对不道德行为的羞恶之情,另一方面又具有肯定的解放性建构作用,提撕行为主体以非凡的道德勇气由低层次的价值序列超拔挺进至高层次的价值序列,促就儒家君子式道德人格的养成。荀子将耻辱区分为"义辱"与"势辱",以"义辱"为标识的耻辱产生于对完善的内在道德人格的侵害,这种耻辱可以通过修身得到清除。"势辱"则是外在的、社会性的不可抗力加之于个人的伤害,没有办法通过个人修养得到清除。耻辱感是以否定的谴责性作用与肯定的建构性作用通向"仁",荀子的"仁学"为其耻辱观奠定了道德形而上学基础。     

自主的能力与“人成”的困难——荀子人性论探赜

荀子人性论不仅是目的论,更因主体择善的偶然性与习善的过程性,成为一理想。人性中无先天之善,却先天禀有为善之能。通过积习礼法,善性由外到内的化成,此即"内化的生成、生成的内化"。善不积不成,性不为不化。善性乃"性伪合"之再生,因与初性或"朴"性内容相异,我们称之为"第二性"。荀子之性非静态的善恶规定,而是动态的过程。由"朴"性到"第二性"依赖"化性起伪"。此工夫必然经由人心的先天结构,通过外在礼法对人的规范与指导而最终实现"性伪合"的善性。善性乃被构造或综合的再生,而非当下的直接呈显。善性的形成过程有两个困难:圣王与礼法制度何者在先、人在当下不能必然选择善。     

论儒家“德性”内涵的义理面向

以往的德性研究只是从个人幸福、社会公平正义与社会理想、繁荣的价值需求来反向规定德性内涵,这种研究方法只是完成了德性内涵研究的一半。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以及西方苏格拉底、康德的德性内涵认为,德性形而上学规定德性纯理、纯善、光明正大。德性形而上学认为德性源于天道"明德",德性是天道的人道化,德性的义理内涵是纯粹正理、纯粹至善,德性是通过人"明明德"知识体系的建立向纯粹理性实践的"度越",德性最终是一个纯粹实践的问题,德性的深度要通过实践来实现,个体实践体现主体德性的纯粹"至善"。德性是形而上与形而下、现实与社会理想的有机统一。     

荀子“礼”教的伦理秩序向度及其逻辑

与孔孟不同,面对战国末期伦理秩序的深度危机,荀子重新阐释了"礼",并以礼为核心系统重构了儒家的伦理与教化理想。荀子高扬儒家之礼教乃缘起于他对"人"的重新认识,从"人生不能无群"和情欲的恶之趋向来强调礼教的必要与紧迫。荀子的"群"是个体经由礼之普遍化而向之归复的伦理共同体,"和"与"一"是"群"的旨向与价值特征。但荀子认为"群居和一"的价值合理性不源于天道,而源于人道的觉醒。荀子视"礼"为人道之极,从"道"的高度揭释"礼"的本质,从而使礼之教化与人伦秩序落成获得内在的价值皈依。最后,荀子以礼定分以别异,以乐治心以合同,礼乐之统使教与化、规范与德性、秩序与和谐相互融通而落实于人心。     

“礼义化性”与“习俗化性”——论荀子思想中礼与俗的作用

"性恶论"是荀子礼治思想的人性基础,他主张以礼义变化人的情欲之性。礼义化性主要通过对人的教化,使心认可礼义,进而通过心之所可来节制欲望,并发挥心的思虑功能使情欲对象符合礼的规定。荀子又认为"注错习俗"也可以化性,"注错习俗"的差异造成了君子和小人的区别。个人修养应该谨慎于风俗习惯,国家的治理者则应通过礼、乐、刑、政等来改变恶俗,形成美俗。从礼俗关系来看,礼和俗都具有"化性"的作用,而美俗的形成依赖于礼乐教化,美俗应该是符合礼义的俗,是礼的民众化。     

儒家的道德价值自觉论探析

中国儒家哲学,极其重视道德价值的自觉。儒家道德价值自觉论的主要内涵是:其一,道德是天命所赋予,"畏天命"是道德价值自觉的前提;其二,道德是人性所固有,"知人性"是道德价值自觉的根据;其三,道德是"人为贵"的标志,"知自贵"是道德价值自觉的主体;其四,道德是一切价值的核心,"义而后取"是道德价值自觉的关键。儒家以天佑德、以性生德、以人立德、以取守德的道德价值自觉论具有天道与人道合一、实然与应然贯通、本体与主体互化的鲜明特征。     

论荀子天人观在汉代知音难求的原因

荀子的自然天道观在汉代知音难求的主要原因有:第一,汉代的科技仍不发达,无力对天人关系做出正确的认识。第二,认为天有人格意志是一个绵延数千年的古老文化传统,这一传统的"历史惯性"遮蔽了荀子的自然天道。第三,在专制权力日益巩固的汉代,士人没有足够的现实权力制衡世俗权力,因此他们试图通过宣扬天道权威,促使世俗权力特别是专制皇权信仰天道、敬畏天道,进而形成弃恶从善、改善民生的心理机制,而荀子的自然天道观解构了人们的形上信仰,不利于汉代士人上述政治目标的建立,故遭士人集团的抛弃。第四,汉代士人强化的天道权威被统治集团所利用,把其转化为麻痹民众、改善民风、稳定政权的统治工具,而荀子的自然天道观与统治集团的这一企图不相符合。     

从“智心”到“诚心”——荀子心论思想新探

荀子的"心"具有两层境界。第一层境界是理性认知与伦理实践之心。在这一层境界中,人的心通过理性的认知能力来使得心中之"义"获得必要的道德知识,以此指导自己的伦理实践和教化"性"中的情感与欲望。第二层境界是"诚"心及"大清明"之心。这一层境界的达到需要人通过"虚壹而静"的工夫来达到完全自足、自在的心本体。从第一层境界到第二层境界的跨越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人正是在进行伦理实践的过程中体会到心的开放性和超越自我与他人对立的必要性,从而通过一系列工夫进入到第二层境界之中。     

从“认知心”到“统合心”——早期儒家心论思想新探

在早期儒家认知理论与形而上学之间游走无隙的是心论。从孔子通过经验学习、理性思考以及日常实践循环往复到达的“乐之”境界，到孟子通过具体而微的道德实践扩充善端成为“性”之本体，再到荀子通过“虚壹而静”的经验学习与理性思虑而最终实现的“大清明”境界，早期儒家的“心”在认知过程和实现形而上境界之中起着关键作用。在这一过程中的“心”或体现为认知心，或体现为道德心，或体现为形而上之心。“心”的这些面向并不是静止的，它们在动态的转化之中共同构成了一幅关于早期儒家心论的丰富图景。     

心与成德:早期儒家心论模式的探索

"心"是理解儒家成德成人思想的关键概念.承接商周以来对人的身体和礼仪(社会性)的基本认识,早期儒者在认识"性"进而论辩"心"的思想进程中不断探求人的道德本质,逐渐形成了孟子以"心"论"性"以及荀子"心"以知"道"的成德进路.传统关于孟荀性善—恶之论与他们各自论"心"的立场关系密切,并且由于对心的功能的定位不同,带来二人理论主体中成德路径的不同.从"心"及其与"性""德"三者交互的视角观看早期儒家在人性理论及成德路径上的差异,对于更加系统地把握儒家早期伦理思想及其对于儒家后学发展路向的影响,具有重要的价值.     

“天命”与“天道”——春秋时期“天”崇拜观念之嬗变

自西周晚期开始,"天命"观逐渐超脱于政权的含义,转化为个体生命祸福的依凭,"天"与"人"建立了普遍的联系,"天命"开始具有恒常之"道"的涵义,个人无法逃遁的命运意义由此而生。恒常之"天道"因其规律性成为可被观察解读的对象,星占之学至迟自春秋早期始即在列国中流行,成为据"天道"以知人事的理论依托,掌握天文、熟识史事的史官则是演释"天道"的新兴群体。不再为天子所垄断的"天命"由于解读方式的多元化,变得错综复杂甚至任人阐释,致使当时的信仰世界并不存在一个被普遍认可的"天命"或"天道"观念。     

重思荀子的“大清明”

学界对荀子的"大清明"观念一直研究不够,但此观念实蕴含着荀子哲学的一个关键问题:由认知之心是否可以通于道德和政治?本文通过详细疏解先秦秦汉对"清明"一词的使用,指出该词的基本含义是清楚明白的认知,但又与道德、政治乃至经学相关联。事实上,荀子认为,通过"大清明"的认知之心,人可以认识到至善——道,并以之来对治自身心性和各种现实中的恶,进而使自身和现实都达到善。可见,如果转换港台新儒家从孟子出发的心性论样式,和近现代西方哲学中认识与道德相分的心灵模式,或许可以收获一种更加丰厚的心性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