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论孝与“无后为大”

本文从几个角度概述了孟子对孝的论述与实践,认为孟子是一位孝子。同时对《孟子》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进行了阐释。认为孟子只是就舜在特殊情况下"不告而娶"而言,目的是强调人类社会繁衍。"后"不一定单指男子,应指子、女而言。今日之"后"更是如此。     

论孟子仁政思想的内在逻辑

孟子的"不忍人之心",是其"仁政"思想的价值核心所在。"政治行为"因以人为其行为的对象,故而其自身的正当性与人日常行为的价值源头紧密连接在一起。人因有不忍人之心而后有不忍人之行,有不忍人之行而后有不忍人之政。围绕着这一价值源头,于"君",孟子有着一种道德操守的必然诉求;于"政",这一必然诉求则于道德实践的过程中客观化为具体的法令制度;于"民",孟子则本着顺遂人之常情的态度,强调通过制民之产以导民向善。善、德、政三者在孟子的仁政思想中是环环相扣的自本至末的逻辑扩充关系。孟子的这一认识,在当今建立法治社会的进程中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参考意义。     

礼乐政教的心性论奠基——孟子礼乐论及其思想史效应

礼乐论是孟子思想重要组成部分。孟子以礼为四端、五行之基本要素。在礼乐本原问题上,孟子从性情论角度抉发礼乐制度的内在生命根源,认为礼发生于宾主之际,本于恭敬之心,而以辞让为其行为法则。在礼乐践行论方面,孟子重点阐明礼与仁、义、智诸德之相互支持关系,认为仁、礼之爱人、敬人两原则相互补充,礼、义二者则相互发明,智主要体现于礼之权变中,代表了礼学修养的最高境界。孟子以复兴礼乐为王道政治的终极归宿,强调与民同乐的音乐政教精神。孟子礼乐论的性情化、内在化特征代表儒家礼学的重要方向。     

论程朱之“权中”观

"权"与"中"的关系构成经权思想的关键内容,自先秦而汉唐,对"权中"关系的阐发经历了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孔子首先将"权"与"中"并置;孟子则提出"执中而权",丰富了"执中"思想,并真正开始将"权"与"中"联系在一起;王通以权义并举而归于中;柳宗元则统一经权而归于中。但是,真正将"权"与"中"作为一对关系紧密的范畴来研究的则始于二程,并接续于朱熹,"欲知《中庸》,无如权,须是时而为中"、"道之所贵者中,中之所贵者权"等提法与宋儒对《四书》(特别是《中庸》)的重视密切相关,以《中庸》之"时中"来阐释《孟子》之"执中而权"符合理学发展的内在理路。     

人格、人伦与风尚——儒家“贵”观念的伦理维度论析

儒家之"贵",不限于与等级制度密切相关的权贵、贵族等范畴。"良贵"才是儒家之"贵"的精神内核,孟子将其预设为人们应该向往和追求的一种普遍、广义的"好"。由个体人格的培育而言,"贵"有趋向于美善的品质,实为理想人格的价值存在样态;从人伦关系的建构中看,"贵"以"礼"、"义"、"仁"等核心道德范畴为支撑,并涵括了以尊礼、行义、辅仁等为中心的伦理考量;就道德风尚的形成来讲,"贵"因人们的崇尚而构成积极的、美好的理想和信念,有价值引领和道德导向作用。儒家之"贵",以伦理道德为首要价值,物质利益为次要价值,其根核在于精神,且注重典范性意义。"良贵"作为儒家之"贵"的基本原则和伦理底线,与宗法社会背景下的现实之"贵"存在明显的分殊。     

有一种人生智慧叫权变——孟子经权之辨的生存哲学阐释

孟子的经权之辨包括两种权变智慧:一是"激进权智",一是"温和权慧".对不符合人之常情的礼仪规定行使否定性的做法,这种权变就是"激进"的;当他人不遵守礼仪规定,而自己却对礼经行使肯定性的做法,这种权变就是"温和"的.发人深思的是,行使"激进权智"所支付的成本有时可能是较"温和"的,而行使"温和权慧"所付出的代价有时可能是很"激进"的.对这一经权之辨进行生存哲学阐释,可以为现代人生提供某种智慧的支援.     

人禽之辨的基本结构与功能——以孟子、朱子和船山为中心

人禽之辨体现出人对自身存在之优越的肯定。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借助这一意识,将人类生活中一些方面的属性特征强调出来,赋予其价值性。孟子结合人禽问题与人性观念,发明了人的独特性;通过"孺子将入于井"的道德情境,将人的独特性锁定为道德性,从而开启了儒家以人禽之辨论性善的滥觞。儒家关于人的独特性与道德性的讨论存在两个径路,一是从价值的内在根据,二是从价值的发生场。朱子是第一种径路的代表,将价值根据安置在作为普遍秩序法则的天理之上,这是对孟子以"人之独"为人性的消解。船山则主张第二种径路,强调价值的发生场,认为人禽之本质区别在于人能选择。     

论人的尊严与死亡权

人的尊严是一项古老价值,历史上的思想家对人的尊严理论的分歧在于它是内生的还是获得的。尽管这种争论至今未有定论,但二战后的法律文件将人的尊严地位提升到人权基础的高度。就临终病人的死亡权而言,康德"基于道德自主的人的尊严"之哲学智慧受到挑战。人的尊严之现代意蕴主张以"尊重人"替代"尊重选择"而成为首要原则。人的尊严是病人自主的基础。死亡权的尊严内涵是作为选择的尊严和作为关系的尊严之有效结合。     

孟子“四端”思想的伦理价值

孟子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突出了"仁义",理解孟子的"是非之心"要结合"仁义"才能得到澄清。孟子的这一处理方式使得"是非之心"有了具体的内容规定。可以把"四端"的顺序调整为:恻隐之心、是非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这一调整有利于协调仁爱与权利、责任和功利原则的关系;有利于合理地处理爱心和正义、公理的关系,从而满足当代伦理实践的要求。     

论孟子“义利之辨”展开的基础及其政治走向

孟子"义利之辨"的展开有赖于两大基础,一个是现实基础,另一个是理论基础。现实基础是,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进行大规模的兼并战争,各国的统治者都想快速扩张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理论基础是儒家的"心性论"和"天人论"。其中,孟子本人的心性论和天人论是核心理论。孟子"义利之辨"的最终政治走向是"仁政",也即"王道政治"。从义利之辨出发,孟子的王道政治侧重于"仁义"这个价值要求,忽略了根本的政治制度的设计和安排,无法对统治者做出有效的限制。正常的政治实践要求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应该达到一定程度的平衡,而不是顾此失彼。总而言之,虽然孟子的"义利之辨"可以从理论上推导出"王道政治",张扬价值理性,但是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往往会遇到诸多困难。     

请“礼”让位合理吗?——孟子论“礼”的双重内涵

尽管孟子描绘的君子人格需要成就"仁""义""礼""智"四个方面的要求,但"礼"在孟子思想中似乎处于辅助性地位。"礼"或者被认为是习俗规范,因能实现"仁"与"义"而具有工具价值;又或者有学者认为孟子之"礼"论具有较强的内化倾向,道德性的"礼"弱化了"礼"的外在规范性。同时,在《孟子》中,先贤也有貌似"违礼"的行为,孟子以"权"变解释这些行为是合理正当的。如是,初读《孟子》,难免留下请"礼"让位也未尝不可的印象。然而,对于孟子来说,"礼"并列为四德之一是有必然性的,对"违礼行权"也给出了严格的规定。通过分析《孟子》中与"礼"相关的文本,可以整理出"礼"的双重内涵,即规范之"礼"和德性之"礼"并重,且相互融通依托。通过对"礼"两重含义的梳理,能帮助我们开启对孟子"礼"论研究的新视角;通过重新界定"违礼行权",也可唤起对孟子"礼"思想的更进一步的重视。     

孟子的伦理选择论——从“可欲”到“能”和“为”

为了促成人们的伦理实践,孟子提出了一个比他的性善论更为复杂的伦理选择论。这一伦理选择论既有抽象的一般性的正当选择原则,也有比较具体的可欲之善和更具体的作为"良贵"的仁义等价值;既有对人性的相似性和人能够做什么的说明,也有如何实践伦理的方法。在层层推论和类比中,孟子令人信服地向人们证明,在不同的价值选择中,伦理选择是最好的选择。它不仅是可欲的最高的善,而且也是人完全能够获得的价值。     

价值理性的自觉与优良秩序的基点——孟子人性学说的方法论意义

中国古代最早将理想政治生活的必然性和合法性寄托于天,而孟子通过赋予天以终极解释和终极价值的意涵,将这一问题转向对人性的探讨,从而使客观的天道具备了人道的主观价值。孟子明确了人禽之别在于人性内在的价值尺度,使人从动物式的生存转向道德性的社会生活,从而对承载价值理性的人做了进一步规定。孟子将价值理性把握为一种无限的思维指向而非一种认识结果,使个别之"民"向普遍之"人"的转向成为可能。孟子的人性学说实现了人的价值理性的自觉,在优良政治秩序构建的方法论意义上影响深远。     

孟子论性善与性命

孟子人性论具有二重视角:一重是本体的,一重是工夫的。就前者而言,孟子以性善论人性,强调"四心"是人性善的内在根源,主张通过"存心"的方式来保有四心。就后者而言,孟子以性命论人性,认为人性中存在感官欲望的部分,这一部分既会受到外在必然性的制约,也需要人在道德意识与感官欲望之间确认价值的合理性以作为人的本质,从而达到生命的充分实现与完成。孟子人性论的二重视角直接通向道德选择问题。只有将二重视角结合,才是孟子对待人性的完整态度。     

道德自觉意志之显现与存养——孟子思想的道德形而上解读

孟子的道德理论主要由三部分构成。首先,价值根源与道德自觉意志的显现。"四端"之"端",既为端绪又为始点,人通过对当前问题自觉之反省,觉振道德主体内在固有的自觉意志,进而肯定人的自觉意志本然具有成就德性的能力。其次,将内在道德意志畅遂发皇地推发出来。道德认识论之"应然"不必然体现于道德的实践当中,故须有自觉意志的存养之道,亦即自觉之努力,方能充分展露自觉心所含有的德性。最后,"志""气"对扬,须以"志"统"气",以德性自觉意志统括生命情意。总之,在孟子德性思想的脉络中,主体的成德进程是由价值意志内在之自觉,进而扩充以达至本体德性而最终完成的。     

“人民至上”与“生命至上”的文化底蕴和价值意蕴

在当代中国,"人民至上"和"生命至上"两大价值理念相互涵摄,相得益彰,融为一体,凸显了中国当代文化的民族特色。这两大价值理念在中国文化中有深厚的根基和底蕴,只不过它们作为理念形成的时间不同。"生命至上"在远古时代就已经有了萌芽,而"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根据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进行艰难理论探索和实践构建所凝练和确立的。"生命至上"和"人民至上"不是一般的价值理念,而应该成为根本的价值理念。它们不仅与人类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而且人类如果不追求它们并以它们作为基本原则,就会陷入生存危机。两者各自都有对人民个体的实践要求,而将两者的实践要求结合起来,可以概括为一个共同的总的实践要求。用孟子的话表达,这就是:"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而这种总的实践要求以人民个体获得全面而自由发展为前提。     

孟子性善论的思想进路与义理架构

孟子性善论的思想进路有两步:一是"即心言性";二是"以情论心"。这个进路有三个关键概念:心、性、情。它们是一体三面的关系,即性即心即情,只不过性是从自作主宰的存在而言,心是从性之自明自觉而言,情是从心性呈现及内在动力而言。由此就形成了孟子性善论"心性情为一"的义理架构。这个结构可以分别从心、性、情等方面来切入理解,于是就发展出中国哲学史上"以觉训仁""以爱训仁""致敬""致良知"等不同的进路和理论形态。     

“中庸”的分析

孔子视为至德的"中庸",首先是一种实践智慧、成事之德,同时又天然地具有道德内涵、是成仁之德。就其追求"恰当"而言,"中庸"体现的是理性原则,是结合了智与仁的实践理性。作为理性原则的中庸,一方面表现为对欲望、激情和偏私的控制,即"克己";另一方面表现为随时间而定的能力,即在具体条件下对度的掌握和该不该的道德抉择,也即"权"。但此实践理性不是人天生具备的,而是通过"极高明"("致知")获得的。然而任何时代的"极高明"皆有其局限甚或偏荡,"道中庸"遂亦有其流弊。欲解决儒家"道中庸"的流弊,须反省儒家"极高明"的局限。     

孟子“义路”说与儒家实践理性的确立

对儒家实践理性的研究已日益受到学界重视。但是,儒学中的实践理性到底指什么?儒家表达实践理性的核心概念是什么?它是如何被提出来的?学界并无明晰论述。其实,表达儒家实践理性的标志性的核心概念是"义"。"义"就是对"仁"学价值的实现之路。"义"的实践性功能在孔子思想中已被肯定,但受"礼"的制约而未能独立。孟子的"仁心、义路"说突破"礼"的限制,建立起一个价值本体与价值实践相对二分的理论结构,将"义"阐释为人的内在理性,又外化为"人之正路",从而为儒家确立了在现实中实现"仁"学价值的实践理性。"义"之所以可以成为儒家实践理性的标志性的核心概念,就因"四德"中的"礼""智"等概念在实践功能上只能从属于"义"。     

先秦儒家人生价值观的核心内涵和当代启示

先秦儒家人生价值观的核心内涵包括孔子以"仁"为核心的人生价值现、孟子以"义"为核心的人生价值观和荀子以"礼"为核心的人生价值观.这些人生价值观对当代人全面理解价值、道德价值和人生价值,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及人生的核心价值现以及对人生修养和人生实践,都有重要的启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