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对佛教的哲学化阐释北大核心

梁漱溟是近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他从1917年12月起为北京大学学生讲授印度哲学,1919年底在讲义基础上著成《印度哲学概论》一书,此后,他对佛教多有论述。与对待儒学的态度一样,他认为欲明晰佛教思想的内容就必须对佛教正本清源,并形成解脱个人痛苦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全新理论。本文以《印度哲学概论》为中心,探讨梁漱溟对佛教的哲学化阐释。     

牟宗三的康德哲学著作翻译

众所周知,牟宗三是哲学大师、儒学大师,亚洲最名的康德哲学专家之一,一生研究东西方哲学,配合康德哲学消化中国哲学和化,以康德哲学为桥梁融通中西哲学,在与西方大哲学家的对话中把中国哲学推向世界。他以一人之力翻译了康德的“三大批判”和《道德底形上学之基本原则》以及作为其《圆善论》第一章附录的《限制在理性范围内的宗教》的第一部分,这是康德哲学作翻译史上的一个奇迹,足以堪称为一个异数。     

北宋儒学复兴与易学历史哲学的关系

本文认为,北宋儒者力图从儒学经典中去探求一种大中至正之道,将之上升为最高的理性原则和文化精神,即所谓天道或天理,并以之来制约王权在世间所具有的至高无上地位,为经世济民提供理论指导,这是北宋儒学复兴的深层动因之一,北宋儒者主要通过阐发<周易>之理来实现儒学的复兴.他们希望通过对理想政治蓝图的描画来规正现实政治生活的发展道路,为此,他们对历史发展目标、社会历史的结构及其变迁、历史发展的动力与规律等历史哲学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从而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易学历史哲学思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北宋儒学的复兴得益于易学历史哲学诸问题的探究.     

读《内圣外王的贯通》

《内圣外王的贯通——北宋易学的现代阐释》(学林出版社,1997年1月版,以下简称“余著”或《贯通》.)是余敦康先生新近推出的一部力作.与二十世纪其它儒学文献相比,余著的突出特点是把儒学义理转化为一种方法原则,并以之处理北宋儒学的发生及发展诸问题;历史的形式之中贯注着现实的内容,对儒学精神及其现代开展的思考又是《贯通》一书的深层主题.而这一切,都立足于儒学方法之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把余先生的探索称之为儒学思考.与那种置身于儒学之外,并将儒学视为一个历史——文化客体而作的对象化的思考不同,儒学思度虽然也可反观儒学本身,但又不是“对儒学的思考”,因为从事这种思考的人本身即是在运用儒学义理,他也因此而成为一个儒者.因此,儒学的思考本质上又是儒者的思考.     

德国汉学界的中国哲学研究

中国哲学是德国汉学的内容之一,但在德国哲学界它却并不被承认."中国哲学"是否存在,自黑格尔以来一直就是争论的问题.汉学界在作肯定答复的同时,将重点放在了中国哲学自身的研究上.汉学界的中国哲学研究涉及哲学理论的各个方面,但主要是围绕儒学与现代化的问题展开,具体包括传统儒学、宋明理学和现代新儒学等多方面的内容.中德(西)之间的哲学交流和比较也是学者们广泛关注的热点.     

汉儒称"六经"为"六艺"考

学术界一直以为,自孔子创立儒学以来,儒家所谓“六艺”,就既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经典,又指礼、乐、射、御、书、数六种技艺。但本文通过对有关史料的考证,提出了不同看法。本文认为：“六经”称谓至迟流行于战国中后期,而“六艺”称谓却只是在《吕氏春秋》中才偶尔使用,流行起来更是在汉初以后。随着“六艺”称谓的流行,汉初儒者开始以“六艺”称“六经”。汉儒将先秦“六经”改称为“六艺”,并非出于学科规范考虑,而是服务于其变“经”为“艺”、变“学”为“术”的学术转向。而这一转向之所以发生,又是因为汉初儒者有争取立儒学为国家惟一官方哲学的强烈愿望。     

《周易》文化对中国哲学的贡献北大核心CSSCISSCI

著名哲学史家、易学大师朱伯岜先生曾经说过：“中国人的理论思维水平,在同西方的哲学接触以前,主要是通过对《周易》的研究,得到锻炼和提高的。”《周易》的影响并不限于儒学的领域,其它系统的哲学也不同程度上从《周易》的研究中吸取对自己有用的东西。如魏晋玄学和道教哲学同易学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不懂得易学,对玄学的形成和演变,对道教的炼丹理论都难以作出正确的评论。     

儒学价值的当代理论建构——陈来教授《仁学本体论》出版北大核心CSSCISSCI

冯友兰遗言说“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在近些年大陆儒学蓬勃发展的过程中,该中国哲学登场了,中国哲学义如何登场,成为学术界热切关注的一个问题。陈来教授的新著《仁学本体论》是对两千多年来仁学思想的综合创新,以儒家式的、中国式的哲学建构,回应了当代儒学以及中国哲学理论建构的时代问题。本书是当代儒学复兴的奠基之作。     

中华文化复兴与儒学形上学的当代建构——陈来先生新著《仁学本体论》评介

<正>近年来,随着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复兴,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儒学,也开始在中国本土回归和复兴。儒学理论的哲学建构是当代中国儒学复兴的一个重要面向。陈来先生的工作所寻求的,恰恰是以传统儒学的仁论为基础的哲学本体论的创构,在一定意义上,这一儒学形上学体系的建构是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熊十力、冯友兰等人形上学体系的继承和超越。《仁学本体论》一书的目的在于"将古往今来之儒家学说发展为一新仁学的哲学     

前清儒者视野中的民间佛道信仰

清代前期儒者对佛道的关注由心性之学转向民间信仰。一些儒者认为 ,理学说教不具有普世性 ,整个儒学在教化民众方面也存在不足 ,民间佛道信仰可以弥补这些缺欠 ;但有些儒者激烈地批评民间佛道信仰 ,认为它对社会产生了消极影响而且与儒学背道而驰。前清儒者的分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理学衰落后儒学发展所面临的困境     

如何认识和把握毛泽东哲学的文化特征

本文针对西方“毛泽东学”的一些学者夸大传统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说成是“儒学化”的观点，着重通过对毛泽东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吸收和创造性转化的具体分析，揭示了毛泽东哲学的文化特征。在此基础上指出：夸大传统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夸大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独创性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相异性，实际上是割裂马克思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发展，也就看不到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不断开放的体系，从而也就降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义，不利于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毛泽东哲学的文化特征。     

论王恩洋对冯友兰《新理学》的批判及其对现代中国哲学发展的意义北大核心CSSCISSCI

上一世纪40年代,王恩洋曾撰《新理学评论》一书,对冯友兰新理学的理气与真际、阴阳与天道、道德观与圣人观诸内容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二人的分歧既是佛学与儒学的分歧,也是宋明以来心学与理学的分歧的继续;既预示了中国现代哲学的心理合一的发展方向,也表明了道学和哲学在方法论和学术指向上的差异。冯友兰具有自觉的方法论意识,使道学或者广义地说儒学、传统哲学转型为以西方哲学为典范的现代哲学,王恩洋缺乏这种意识。但是,儒学转型后也失去了它的成圣指向,欲纳成圣于哲学之中,便不可避免地形成矛盾;成圣的儒学和思维的哲学各行其是,或许是未来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可取的方向。     

“家训”“家诫”的盛行与儒学的普及传播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能够在人们的思想道德领域中确立根深蒂固的统治地位,除了它本身适应了封建统治的需要和一般民众的心理、习俗外,对它的着力宣扬传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隋书·经籍志》的编撰者说:“儒者,所以助人君明教化者也。圣人之教,非家至而户说,故有儒者宣而明之。”(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点校本《隋书》卷三四《经籍三》)这话说得很正确,说明了他对于这种宣传作用的高度重视。但所谓“儒者宣而明之”,主要指的是那些经学博士的解经之说以及儒学门徒们的论著之类。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本质上和内容上是基本一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具有现实可能性和历史必然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最初是以列宁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为中介经由斯大林主义和苏联模式来完成的。迄今为止,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共有三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三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毛泽东不愧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杰出代表,邓小平哲学思想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并非一帆风顺,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将伴随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始终。它要求我们要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发展的规律,科学地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中国哲学、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以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的关系,本着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各流派的精神,以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不断根据实践的发展和时代的要求更新其内容改变其形式,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     

鹅湖系:台湾新儒学的新趋向

鹅湖系：台湾新儒学的新趋向王其水鹅湖系是台湾新儒家的年青一代。他们继承前辈的事业，以传扬儒学为职志，但与前辈和同辈儒者比较，其学术路向具有生活化和多元化的明显特色。王邦雄、曾昭旭的民间讲学和通俗著作，王财贵倡导儿童读经，林安梧对于《鹅湖》办刊方向的反...     

董仲舒哲学的历史角色

用某国的哲学作为标准,认为中国没有哲学,或者都是糟粕,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中外文化交流是有好处的,有些人却因此走向崇洋媚外,盲目全盘否定中华文化,使民族文化失去自信,没有了复兴的基础。孔子创立儒学,董仲舒独尊儒术,使儒学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达数千年之久。儒学中有精华,故能流传长久。由于儒学等文化的支撑,使中华文化连续不断。董仲舒被誉为群儒首,对此贡献巨大。     

儒学主要范畴的初始意义

现代儒学与原本儒学的差异,无疑是因为原来的儒学观念在汉代被精心整理过。当时,人们把儒学同其他几个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哲学流派结合起来了。这点是人所共知的。但显然,汉代对儒学的改造并非唯一一次对儒学的大规模修正。远在战国时代,孔子死后百多年,就出现了对儒学进行大相径庭阐释的哲学论著《孟子》和《荀子》。汉代儒学主要立足于《孟子》;这样,甚至《孟子》中原本的儒学成分也不是源于原本儒学了,而仅仅源于对儒学的阐释之一。再早些,即孔子死后不久,他的弟子们就对孔子的观点作了五花八门的解释,这一事实在中国学术史上是被     

熊十力思想的历史哲学向度与研究回顾

熊十力的体用哲学具有突出的历史性哲学向度,而且在他的哲学体系中,以"治化论"为标志的历史哲学领域的探究也占有重要的位置。但长期以来,熊十力思想的历史哲学向度一直未能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与重视。深入挖掘被学界所忽视的熊十力思想的历史哲学向度,并对这一领域的研究状况作一详细回顾,将有助于进一步拓展与深化熊十力以及现代新儒学和中国近现代历史哲学等领域的学术研究。     

《比较的时代:中西视野中的儒家哲学前沿问题》

本书乃作者二十余年以比较哲学的视角从事儒学研究之成果。其目的欲以中西比较哲学为切入点,呈现儒家哲学之特点,并对当代儒学所面临之哲学议题,如民主与平等、女性主义、环境挑战、国际秩序以及儒学之国际化,着力探讨。本书以分析哲学研究儒学,行文与分析力求清晰、透彻。     

论牟宗三哲学中的“实践”观念

牟宗三将"实践"观念作为其对传统儒学诠释和阐发的核心内容,不仅着重揭示了"实践"在儒家哲学体系中的基础地位,而且将这一观念作为儒学超越康德哲学的重要标志。在牟氏自身所建构的哲学体系中,"道德实践"赋予"本心"活动性内涵,确证了"智的直觉"必然呈现。从儒家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来看,牟宗三哲学继承并发挥了传统儒家思想中道德实践观念的"超越向度",而对"现实向度"重视不足,因此造成了其实践观念的思辨化倾向。从儒学学术形态的现代演进来看,牟宗三哲学的理论旨趣、思想资源和话语方式都不同于传统儒学,这种对于"实践"观念思辨化的理解方式有其深刻的主客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