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儒学东渐日本简论

明清时期是中国儒学东传日本的高潮时期 ,日本思想家全面接受和吸取了儒学思想 ,并结合日本国情加以阐释和创新 ,将传统的儒学思想融入日本社会各个层面 ,对日本文化发展及其社会进步起了重要作用。同时 ,也产生了某些消极因素。     

儒学国际化的必然途径是中西比较哲学阐释

儒学是有利于世界和谐的文化思想,但是外国人却并不能够理解儒学的精神,究其根源,乃在于中国人并不知道怎样才能把儒学解释清楚,亦即缺乏让儒学跨文化的能力。西方语言、概念、话语原本承载和叙述的是个"一多二元"故事,与之比照,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则是以"一多不分"为体。儒学的精神是"和",是"一多不分"的世界观、方法论、思维方式。中西比较哲学阐释给予我们一个启示,就是对于西方人来说,儒学乃至整个中华文化的可读性不是靠翻译成西方语言完成的,而是靠对中西哲学基本范畴和结构的比照阐释实现的。因此,要让儒学插上自己的翅膀,跨文化地飞起来,就必须重视利用中西比较哲学的阐释话语,即在西方自由主义"一多二元"和中华文化"一多不分"的"不和"与"和"的比较阐释中,实现儒学的跨文化传播。     

回到发生性-边缘性的终极境域——试论张祥龙先生对儒家“诗”“乐”之教的现象学阐释

在当代中国哲学界,张祥龙先生以其独有的现象学方法所重新发明的儒学思想——笔者将之称为"现象学儒学"——可谓独树一帜。张祥龙先生的现象学儒学至少有如下两点特色:(1)他极为重视现象学的境域发生分析方法,并将这一方法运用于本原或终极问题,导致他对本原或终极之物的境域发生性理解;(2)他尤为强调这种发生性终极境域的边缘性或边缘构成作用。张祥龙先生对于现象学尤其是现象学方法的这样一种独到、原初的理解,使得他能够发明或重新揭示出儒学的一些久已被遗忘或被遮蔽的思想维度,使其现象学儒学呈现出某种原发的力量。这尤其体现在他对儒家六艺的现象学阐释上。经过他的重新阐释,儒家六艺如"诗""乐"的原初"教化"作用就体现为:营造并把我们带回到一个个具有原初解放与构成作用的边缘性纯境域,使人摆脱一切对象化的执着或束缚,从而解放人、拯救人,使得人生、国家和礼制在其中兴发更易,最终走向至善至美的境界。     

再论“儒学的第三期发展”如何可能?——杜维明的儒学发展观析论

在众多主张儒学发展的论说中,"儒学的第三期发展"是学术界多年来关注较多且又尚存争议的话题之一。通过对杜维明有关儒学发展的五个步骤、面对西方文化的四个回应、尚需解决的三个问题、应予澄清的两个误解以及儒学发展的内在动力等诸多论题予以梳理和解析,可以窥知杜维明儒学发展观的学术理路和实践诉求,为探讨儒学当代发展的可能路径提供有益启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的儒学重估——以嵇文甫为中心的探讨

全面抗战时期,嵇文甫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线下,对儒学传统做了大量阐释工作,弘扬儒学的正面价值,希望能使儒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他在坚持党的政治与文化路线的基础上,主张发扬民族文化,着力于阐释儒学传统中的"实践性"与"人民性",同时着眼于祛除长期附加在儒学之上的玄虚风气与士绅影响,使这种经过改造之后的新儒学能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接榫,成为构建中华民族新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的新资源。嵇文甫的儒学论述,对于今天思考中国传统的价值极有理论参考意义。     

谋求儒学的现代转换——梁漱溟与现代中国学术

梁漱溟谋求儒学现代转换的努力首先体现在他对所谓真假儒学的区分上。他认为现世所传的儒学都是假儒学,真儒学是所谓的“自己学”,他并依据自己对“真儒学”是“自己学”的解释,认为孔子创立的真儒学具有“似宗教非宗教,非艺术亦艺术”这样两个显著特征。粱漱溟谋求儒学现代转换的另一努力是援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入儒,用前者重新解释和发挥后者,从而使儒学与西方哲学实现某种程度的结合,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新孔学”。     

儒学日本化的政治伦理向度探微——以荻生徂徕之论“学”为例

荻生徂徕《论语》诠释具有显明的政治伦理向度与本土契合性逻辑，是近世日本儒典在地化阐释的代表性案例之一，亦可视为儒学日本化进程之重要一环。借由徂徕“学”论，可知其在地化阐释路向和政治儒学建构逻辑。首先，否定“圣可学”，以预设本土逻辑；其次，对仁、义、利作出调适性阐释，将儒典诠释纳入当下关切；再者，主张成德而后为政，将政治纳入伦理关切。其内在逻辑及本质意义，是在学、德、政之意义逻辑上，展开选择性接受和变异性阐释，从而将儒学内在化于本土学术文化范畴，建构具有本土契合性和当下关切的政治儒学。由荻生徂徕之“论学”，可见日本儒学者对儒家政治伦理的价值确认与高度认同，以及儒学普遍性之于日本的可普遍化呈现之一斑。     

多元互补:孔子儒学在西部的传承发展

"西部儒学"是指在西部地域生长、传承及发展的儒学,呈现出与中原儒学、东部儒学等同中有异、自具特色的儒学形态,是中国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学与地域文化结合而形成的个性化、多元化的重要表现.目前学界对于西部儒学的研究,逐渐形成地域儒学、丝路儒学、民族儒学等雏形,将儒学的时代性、地域性、民族性有机结合,昭示了儒学研究和发展...     

从文化融合看儒学分期

牟宗三的儒学三期说、李泽厚的四期说和黄玉顺的新三期说,都是依据某种儒家形而上学的立场给儒学分期,都主张判教,这有悖于文明对话的时代.文明对话势必导致多元文化的相互融合.如果从文明对话、文化融合的角度给儒学分期,则能更好地明确中国文化当下的任务,汲取前两期儒学的经验与教训,处理好内圣与外王的关系,从信仰到文物典章制度,民力国力、技术器物应用的全面复兴中国文化,中国人期盼着儒学能如是展开,成就自己的第三期.     

论韩国儒学的特性

韩国儒学是东亚百花园中的一枝奇葩。韩国儒学与中国儒学和日本儒学相比较,具有自己的特性,这种特性具体说就是重"气"、重"情"、重"实"。具有这种特性的韩国儒学,在韩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由康有为论近代人道主义与传统儒学的关系

中国近代人道主义与传统儒学的关系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康有为用人道主义思想否定了封建道德纲常对人的束缚 ,但并不否定儒学 ,而是认为用人道主义阐释的儒学是真正孔子儒学。过去一般认为康有为这是打着孔子的旗号宣传自己的人道主义思想 ,其实不完全如此 ,康有为实际上是用人道主义改造传统儒学 ,试图使儒学在近代蜕变为人道主义化的新形态儒学。同时 ,康有为也用传统儒学改造了西方人道主义思想 ,否定了西方人道主义中的个人主义观念。康有为的这些思想代表着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重要特点 ,显示了人道主义思想与中国传统儒学在近代的相互融合、相互影响。     

“儒者”卫礼贤的文化使命:重估儒学

在20世纪初西方文化危机期间,卫礼贤极大地推动了西方对于孔子和儒学的积极评价:他大量译介中国经典,在德国起到了拓荒的作用;他的灵活阐释,拓展了儒学的接受群体;他的"中国"立场,让西方封闭的话语场内多了"他者"的声音。卫礼贤复活作为道德宗师的孔子形象,彰显儒家对道德责任的坚守,令人信服地从西方视角确证了传统儒学的现代价值。他的"跨界"阐释让他得以克服专业局限,为上世纪初的中西文化对话做出了贡献。     

儒学生存形态的历史形成与未来转化

儒学在从先秦至 2 0世纪的发展中 ,形成了人生儒学、社会儒学、政治儒学、形上儒学、考据儒学、文化儒学等不同的生存形态。儒学在未来的生存形态 ,在于根据儒学的特质和中国人生活世界的变化 ,重建人生儒学 ,进一步发展文化儒学和形上儒学 ,做好社会儒学、政治儒学资源的转化。     

儒教问题的讨论与儒学在新时期的发展

关于儒学的人文精神,人们已有普遍的共识,但对于儒学是否宗教与儒学宗教性的讨论,则至今仍有争议。反思近代以来关于儒学是否宗教以及儒学宗教性的讨论,将有助于全面认识儒学的特质与价值。我们在肯定儒学人文精神的同时,也应看到儒学同时具有的宗教性,这对于儒学在今天更好地发展并发挥积极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儒学到玄学——以王弼玄学的生态智慧为例

魏晋玄学是对汉代儒学的正本清源,而并非是对儒学的简单否定。通过会通儒道的方式,玄学完成了对儒学的继承与革新。作为魏晋玄学最重要的开创性人物,王弼在对生态智慧的阐释中,一方面吸收了儒家思想,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人在整个生态系统中处于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又从道家思想中汲取营养,强调人类应该因顺自然,充分地体现了儒学对玄学的继承与革新。     

汉代儒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分析与批判

儒学在汉代意识形态化而成为一种官方指导思想 ,具有特定的意识形态功能。这从以下三个方面可以看得出来：汉儒以文化守成自任的意识 形态阶层职能的自觉意识,儒学意识形态的合法化功能是在反思与辩护两个层面进行运作的 ,以及它阐明现状的意义和提示行动方向的社会历史功能等。对汉代儒学意识形态功能的分 析与批判,有利于加深我们对于儒学的认识。     

孔门历史阐释原则管窥

孔门注重从历史典籍里汲取思想资源,但其代表人士面对历史文本时所持有的历史阐释原则却颇有不同。孔子排斥任何形式的不知妄作,强调个人的阐释活动必须建立在对文本的正确理解之上,而其弟子宰我则对此颇不以为然。此种内部分歧既是先秦儒学不断发展和丰富的内在动力,亦是先秦儒学在孔子去世后分裂多门的深层次原因。     

论后牟宗三时代新儒学的发展走势

牟宗三之后,当代新儒学初步表现出了多元开展的理论特色。在继续沿着前辈新儒家的基本精神方向对儒学学理系统作进一步阐释的同时,主要表现出了三方面的发展走势：一是继续倡导开展儒学与人类诸文化系统间的对话,代表了在当代人类文化的多元开展中将儒学的智慧精神进一步融入世界文化的发展走势;二是提出了“中学为用”的观念,表明后牟宗三时代新儒学的理论兴奋点已开始向儒家学理在现实层面的推扩转移;三是提出了“后新儒学”的概念,表现出了在对新儒学予以内在批判的基础上力图有所开新的理论意向。上述发展走势表明,面向21世纪,儒学将继续走向世界;如何面对后现代主义的问题,已成为当代新儒家关注的重心问题之一;以心性之学为主体的现代新儒学将面临可能的转向。     

析庞迪我的《七克》

本文对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的名著《七克》作了详尽的分析,认为《七克》是部宗教伦理著作,其所讲述的道德内容是由人与神和人与人关系两个部分组成,既有适合儒学的部分,又有与儒学完全不同的新内容。     

文化全球化视野中的儒学与东亚现代化--以日本、亚洲"四小龙"为研究中心

在“文化全球化”和“后现代”话语时代的今天,重新审视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是一个老调重弹而又值得旧话重提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本文通过对“文化全球化”与现代化理论,特别是儒学在东亚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所起不同作用的梳理、厘定和分析,认为社会发展的连续性和文化的历史继承性决定了儒学与现代化之间既有对立的一面,更有相通的一面。儒学在东亚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并非始终如一,而是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表现,大体是随着东亚现代化的启动、发展而由现代化的阻碍力量发展成积极的推动力量。既使在东亚现代化之初,儒学传统也不曾完全地退出历史舞台,儒学在东亚国家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也是不可否认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世界各种文化之间广泛的互动交往、交流、对话,儒学将在面对更多挑战的同时,迎来更多的发展机遇。因而,儒学在东亚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进程中亦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并在东亚社会转型、文化现代转换中积极创新,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