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可以怨

<正> 1980年11月20日,钱默存先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访问团到日本早稻田大学演讲“诗可以怨”,钱先生从文学创作的观点来谈“诗可以怨”,从孔子、司马迁、刘勰、钟嵘、韩愈一直讲到明清时代的“诗可以怨”这个主张的提出、发展、变化,又辨他们对这个观点的不同理解,成为一篇著名的演讲。对于这个问题还可以从儒家的伦理政教观点来谈,我想就这个观点来谈一下。《论语·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所谓从儒家的伦理政教观点来谈“诗可以怨”即结合“事父”“事君”来谈。朱熹《论语集注》“可以怨”注:“怨而不怒”。“事父”“事君”注:“人伦     

略论孔子之“兴”

<正> 在孔子之前,《诗》一般是被当作历史文献和典礼、“言志”以及外交辞令等方面的教科书,自从孔子提出“兴于《诗》”(《论语·泰伯》,以下凡引《论语》只注篇名)和“《诗》可以兴”(《阳货》)以后,《诗》的文学特征才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因此,孔子之“兴”标志着我国古代在文学意识方面的第一次觉醒,是个值得注意的理论命题。     

“宰予昼寝”正诂

<正> 关于《论语·公冶长》中的“宰予昼寝”一语,历来的注家们多释为“宰予白天睡觉”,但也有人提出了不同的解释。笔者对二千多年来有关“宰予昼寝”的注释粗粗作了一番梳理,到目前为止,共搜集到八种不同的意见: (一)昼寝说,白天睡觉。历来的注家们多持此说,如三国魏何晏等《论语集解》、南宋朱熹《论语集注》等,一直到王力的《古代汉语》教材,这里就不一一赘举了。     

禅诗与佛法——在中国天目山2002年诗词吟唱会上的演说(节选)

《中庸》开篇即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教育作用之大,是可以想见的。中国古代重诗教,《论语》里“不学诗,无以言”、“始可与言诗矣”、“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等句子,都从侧面说明这个问题。     

亦说孔子“喟然”“与点”

亦说孔子“喟然”“与点”张帆《论语·先进》“侍坐”章中曾点之志与孔子“与点”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古今学者在探讨曾点之志的义蕴时,几乎都不忘结合孔子因素综合分析,其中较有影响的有以下说法：包咸、何晏等人的“春游融乐”说。何晏《论语集解》引包氏（咸）曰...     

《论语集注》的“集注”体例及其意义

"集注"与"集解"一样都是经学注释的传统模式,在朱熹之前,卫瓘、孙绰、李充等都著有《论语集注》,朱熹注释《论语》历经《论语要义》、《论语训蒙口义》、《论孟精义》等多种尝试,最后选定"集注"体例。本文通过对《论语集注》中所引三十五家注的所属时代、学术派别、注释重点及其风格等方面的分析,揭示了朱熹对《论语集注》的"经注"定位,也揭示了《论语集注》成为超越时代的经典之作的原因。     

儒家义利观的现实启迪

一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关于义利问题多有论述且影响深远。孔子说 :“礼以行义 ,义以生利 ,利以平民 ,政之大节也。” (《左传·成公二年》)因此 ,孔子主张见到利的时候 ,首先要想一想是否合乎义 ,要做到“见利思义” ,如果符合义 ,那就可以获取 ,“义然后取” (《论语·宪问》)。如果不合义 ,即使能使人富贵的大利 ,也不应要 ,“不义而富且贵 ,于我如浮云” (《论语·述而》)。“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 (《论语·里仁》)当然 ,人不能不要利 ,但手段要合于义。他说 :“富与贵 ,是人之所欲也 ;不以其道得之 ,不处也。贫与贱 ,是人之所恶也…     

普遍伦理学的出发点：自由个体还是关系角色?

①见朱熹集注本《孟子·万章章句上》。 ①《圣经·马太福音》10:35-37。 ②《圣经·马太福音》22:37-40 ①《论语·子路》,朱熹《论语集注》卷七 ②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80年修订本,第一册,第132页 ③有学者认为,“如果从深度伦理学上来看,……孔子的直德亦有其根据。”也就是说,有一种深度伦理学,从这种深度伦理学出发,不管父子干什么罪恶勾当,他们互隐都是合理的。(参见《也谈“子为父隐”与孟子论舜》,载《哲学研究》2002年第10期。)普遍伦理学的出发点:自由个体还是关系角色?@黄裕生$中国社…     

从礼制美德到性情之正——朱熹对《关雎》诗旨的扭转

作为《诗经》首篇,《周南·关雎》具有明大旨的意义,因而其解释历来为注家重视。《论语》的“《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之语对于学者理解《关雎》诗旨具有指导性。《毛诗正义》化用《论语》此语解释诗旨,体现出以礼制美德说诗的倾向,这也是《毛诗》系统叙说诗旨的一贯风格,朱熹突破这一传统,从《论语》“乐而不淫”之语中提炼出不同的诠释原则——说明“性情之正”。本文从经学史的角度梳理并比较《毛诗正义》与朱熹《诗集传》关于“《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解释,进而展现朱熹对毛诗的突破及其《诗》学建构,最后指明这种转变的《诗》学意义。     

试说卫风与卫国

自从孔子说“郑声淫”(《论语·卫灵公》),《三百篇》中《邶》、《鄘》、《卫》三风的《诗序》中也跟着说“卫之淫风流行”、“淫风大行”(《诗·国风》邶、鄘、卫三风诸传),于是郑、卫之风淫的话就一直流传下来。其实,这件事是值得辨析的。所谓“风”,实际至少有三方面的含义,(一)社会风气;(二)民间歌谣的内容;(三)这些民歌的音乐节奏。古人用辞简约,有时单指三义中之一义,有时三义混融而言。如子夏说“卫音趋数”(并见《札记·乐记》与《史记·乐书》),《正义》说趋数,促速也,这显     

“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新解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论语·为政》，下引《论语》只注篇名）这句话如何解读，历来学者颇多分歧。朱熹《四书集注》与杨伯峻《论语译注》（以下简称为《朱注》、《杨注》）甚至作出了完全相反的解释。《朱注》称：“攻，专治也，故木石金玉之工日攻。异端，非圣人之道，而别为一端，如杨、墨是也。其率天下至于无父无君，专治而欲精之，为害甚矣！”“佛氏之言，比之杨、墨，犹为近理，所以其为害为尤甚。”《杨注》称：“攻──《论语》共用四次‘攻’字，像《先进》篇的‘小子鸣鼓而攻之’，《颜渊》篇的‘攻其恶，无攻人之…     

对“贯通”境界的追求——孔、老、庄合论

<正> 一、《论语》:循“礼”、徙“义”而达到“仁”的境界在《论语》中,孔子提出“礼”、“义”、“仁”这三个重要概念,孔子的精神就是追求主体“已”如何通过严格的道德实践而达到心灵的崇高状态,也即在自觉地对“礼”、“义”道德规范(秩序)的遵循之中,实现“仁”的无限境界。“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以下凡引《论语》,只注篇名),孔子的这段自白很能     

“贤贤易色”再析疑

<正> 《孔子研究》1989年第3期刊载《<论语>析疑三则》一文,其中一则为对《论语·学而》“贤贤易色”一语的析疑。该文在对朱熹的解释“贤人之贤,而易其好色之心”以及杨伯峻以“易色”为“不重容貌”提出异议之后,表示同意王念孙对《广雅》“易,如也”所作疏证的说法,以为“贤贤易色”是打的比方,是说“爱好贤人如同好色一样”,且以为其意与《论语·子罕》“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的观点相同。朱熹和杨伯峻的看法     

说“色斯举矣”章

《论语·乡党》末章：色斯举矣,翔而后集。[子]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这是《论语》里最独特也许是最难讲的一章。色斯举矣,集解引马日：“见颜色不善则去之。”翔而后集,集解引周曰：“回翔审视而后止。”邢高疏：“此言孔子市去就也。谓孔子所处,见颜色不善,则于斯举动而去之;将所依就,则必回翔审视而下止。此翔而后集,以飞鸟喻也。”朱熹注：“言鸟见人之颜色不善则飞去,回翔审视而后下止。人之见机而作,审择所处,亦当如此。然上下必有缺文。”〔子〕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子路共之,三…     

朱熹经典诠释的理念、标准与方法——以《论语·学而》四种诠释为例

朱熹的哲学与方法虽集中反映在倾其毕生精力的《四书章句集注》(以下简称《集注》),但欲真正了解《集注》的哲学与方法,则必须与《论孟精义》(以下简称《精义》)、《四书或问》(以下简称《或问》)和《朱子语类》(以下简称《语类》)的相关部分对照着研读。本文试图通过此四种诠释,探讨其中所呈现的理念、标准和方法。然《四书》体大思精,难窥全豹。《论语集注·学而》题注:“此为书之首篇,故所记多务本之意,乃入道之门、积德之基、学者之先务也。”(《朱子全书》第6册,第67页。下引只注册数与页码)《语类》则讲:“今读《论语》,且熟读《学而…     

《论语》析疑三则

<正> 一《论语·学而》:“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句中的“易”字大多释为“改变”。朱熹注:“贤人之贤,而易其好色之心。”杨伯峻《论语译注》云:“易,有交换、改变的意义,也有轻视简慢的意义。”并把“易色”译为“不重容貌”。私以为欠妥。“贤贤易色”中的前一个“贤”用作动词,“爱好”之义。后一个“贤”是指“贤人”,“贤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误读及其由来

<正> 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下引《论语》只注篇名)一语,因不同的句读而有不同的解释,成为古今一大疑案。概括起来,对这句话的句读和理解,主要有四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与“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史记·滑稽列传》所载西门豹之言,《商君列传》作“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意思大致相同(杨伯峻:《论语译注》)。具体解释为:对于老百姓只可以使他们顺从,却     

《孔丛子》中的“孔子诗论”

《孔丛子》六卷当出自“汉魏孔氏家学” ,其前三卷记孔子、子思言行 ,可能是辑先秦孔氏遗文。《孔丛子·记义》篇载有一大段孔子对《诗》的评论 ,其与上博简《孔子诗论》有着内在的关系 ,可以将它们视为同一个体系而相互参释和补充。《孔丛子》“诗论”与上博简《诗论》都反映了先秦儒家早期说诗的风格和内容 ,而与汉代形成的《诗序》传统不同。《孔丛子》“诗论”对朱熹的《诗经集传》有一定影响 ,在从汉代诗学向宋代诗学的转变过程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探诂

《论语·里仁》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句,牵涉到“君子、小人”之别和“义、利”之辨,可是,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目前,还不能说已经解释清楚了。汉代以来的各家注解,虽算不上歧说纷纭,却也有些不同的说法。现在知道最早对这句话作出解释的是西汉时的董仲舒,《汉书·董仲舒传》:“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汉书·杨恽传》引用作:“明明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财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董氏说的正是“君子、小人”之别和“义、利”之辨,后人在解释“君子喻…     

读《管子·侈靡》篇记

按是篇大旨务在裒多益寡,均剂盈虚,所谓“夺余满,补不足,以通政事,以赡民常”是也。《说文》“侈”与“奢”互训(人部378页);《尔雅·释言》:“侈、多也”。“靡”,有“靡散”之义。《易·中孚》:“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注:“靡、散也,分散而共之。”《礼记·少仪》:“国家靡敝。”《正义》亦有“靡散”一训。《荀子·富国》篇:“有倚契伺诈权谋倾覆颠倒以靡散之。”侈靡者,有饶多之财必使散于众之谓。《管子·霸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