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百年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逻辑和理论品格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建党百年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科学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作为党重要的理念、思想和方法以及治国理政、执政为民的重要方略。党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探求、认知和实践,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在“两个结合”的实践中,我们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广东省二十四座教堂被评为“文明宗教活动场所”称号

广东省民族宗教委为进一步推动宗教界不断提高自身管理能力和水平,把宗教活动场所建成引导教育信教群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文明场所,促进全省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经省人民政府同意,广东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决定从2004年第四季度起每三年一次,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文明宗教活动场所”评比表彰活动,在宗教界营造一个“比、学、赶”争创“文明活动场所”的良好氛围,进一步促进我省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目的。     

家—国伦理公正与“国家”文明形态

中西方文明都建构了以家庭和国家为基本结构的伦理世界,西方“country”文明中伦理世界的命运是“悲怆情愫”,中华“国家”文明的文化条件和伦理精神是“家国情怀”。家国情怀不只是家庭精神,也不只是爱国主义,而是身家国天下一体贯通的伦理情怀。“国家”文明创生的家国公正的伦理智慧有日常智慧和“非常”智慧。日常智慧贯穿于人的生活与生命的全程,并通过各种民族节日呈现;“非常”智慧是调节家庭与国家矛盾冲突的伦理智慧,逻辑与历史地展开为两种传统形态,即以“国”为重心的“精忠报国”,以“家”为重心的“亲亲相隐”。家国伦理公正的课题与中华现代文明的百年进程相伴随,从中国革命到改革开放,呈现“伦理建构—伦理革命—伦理解放”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进程。现代中华文明依然是“国家”文明,但已经具有新形态,也面临新挑战,必须以伦理公正实现“国家”文明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做出新的“中华”贡献。     

韦伯伦理—经济“理想类型”的历史哲学取向

韦伯关于“新教资本主义”的伦理—经济“理想类型” ,表现为道德哲学与历史哲学的二重向度和二元分离。在道德哲学方面 ,它建立了一个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逻辑模型 ,然而在历史哲学方面 ,“理想类型”却潜隐着深刻的文化霸权与文明霸权的价值取向 ,它与后来的“文明冲突”理论和“全球化”思潮 ,以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历史观 ,同属一种历史哲学谱系。“儒教资本主义”的命题 ,因与之在道德哲学方面不同构 ,历史哲学方面不同质 ,只是对“新教资本主义”“理想类型”的一种错位的回应。     

伊斯兰的“黑马”

西方的穆斯林 西方的穆斯林是否将在明天成为伊斯兰文明的“黑马”？我们所说的“黑马”,是指英语中谈到某个人意外获得一场比赛的最终胜利时经常使用的所谓“outsider”一词的涵义,     

伦理文明观：“非常伦理”的“最后觉悟”

当今世界,“文明的冲突”根本上是文明观的冲突。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疫情和重大自然灾害、高新技术的发展和人口老龄化,宣示人类世界从诸文化实体的关系、人类与宇宙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类与自身的关系全景式地进入“非常时代”,遭遇“非常风险”,期待“非常伦理”。“非常伦理”有“非常伦理智慧”“非常伦理形态”“非常伦理觉悟”三个层次。人类社会发展史和个体生命发育史表明,伦理是人类文明的原色和理想,但在现代性文明中已然迷失。面对“非常时代”关乎“种族的绵亘”的“非常”挑战,亟待推进“非常伦理觉悟”,进行文明观的伦理革命,其要义是使人类和人类文明学会“为伦理思考所支配”,实现伦理文明观的回归与重建。伦理文明观是文明内部诸要素关系的价值生态的文明观,也是人与自然关系、国家与国家关系以及诸文化实体关系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观。伦理文明观的“非常伦理觉悟”,具有“最后觉悟”的文明史意义。     

雅量

“雅量”是文明社会里一个人的不俗追求。它具有化干戈为玉帛、化消极为积极的神奇力量。但实际上它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潇洒”和“豁达”,也不是普通概念的行为方式和情感方式,它与那种“制怒”的提醒语以及“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式的自律不可同日而语。     

中国古代城市与文明起源

中国古代的城市，具有明显的政治特征，它不是商业发展的产物，不是市场中心，严格地说，应称之为“城”，而非“城市”。我们认为城是一种以高墙围绕起来的具有防御功能新型的聚落形态。城的出现，主要是英雄时代掠夺战争的产物，并不意味着文明的形成。但城又是文明形成的要素之一，具有其他因素不可比拟的作用。我们认为．文献中的五帝时期，相当于由野蛮向文明转变的过渡时代，也就是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中国文明形成于夏禹之时，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带一路”宗教文化格局及其在民心相通方面的作用

<正>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不仅仅是以丝绸贸易为主的商贸之路，还是集多重历史内涵于一体的文明交往之路，是一条众多重要民族相互杂处、多种重要宗教彼此交织、古今不同文明形态变化多端的文明交往带。作为现代全球文明交往的一支重要力量，“一带一路”宗教文化格局对“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民心相通具有重要影响，能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文化认同的支撑和精神联系的纽带。     

幽默的“文骂”

骂人亦可分为“武骂”和“文骂”两种,对于那些不文明、不礼貌以及不学无术之徒,采用“文骂”的方式似乎效果更佳。     

丝绸之路——东西方的文明之路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von Richthofen）在他所写的《中国》一书中，首次把汉代中国和中亚南部、西部以及印度之间的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称作“丝绸之路”（德文作Seidenstrassen，英文作theSilk Road）。其后，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A．Herrmann）在1910年出版的《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根据新发现的文物考古资料，进一步把丝绸之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确定了丝绸之路的基本内涵，即它是中国古代经由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交往的通道，因为大量的中国丝和丝织品经由此路西传，故此称作“丝绸之路”，简称“丝路”。     

“乾屎橛”、“柏树子”——禅宗“公案”与“参公案”探赜

“公案”及其“参公案”是禅宗的特色内容之一。究竟什么是“公案”以及如何“参公案”,这是人们所感兴趣的,也是人们所迷惑而急于想知道其底细的,但是,历来的禅宗研究基本上没有满足这种需要。本文对“公案”的形式、“公案”的来历、“公案”的名称以及“参公案”的目的、过程和作用作了适当的梳理和论析,以期对人们了解禅宗的“公案”和“参公案”有所裨益。     

再谈敦煌本“灵宝经目录”的分类和时代

有些学者据陆修静《灵宝经目序》认为灵宝经的“元始系”和“仙公系”在主神、思想等方面有明显差异，陆修静在元嘉十四年作“灵宝经目”时“元始系”经仅十或十一部存世，敦煌本“灵宝经目录”反应的是陆修静泰始七年目录的面貌。但他们对《灵宝经目序》存在严重误读。《灵宝经目序》中“仙公授文于天台”等语是指葛玄接受“十部妙经”,而不是“仙公新经”;“出者三分”是指葛玄将灵宝经分成三份流传，而不是说已出经的比例。敦煌本“灵宝经目录”中的“伪目三十五卷”是指伪的目录，而不是伪经的目录，“三十五卷”仅是数字崇拜的把戏。陆修静两部目录关于灵宝经的记载应该没有显著差异。     

民族复兴的文明追求

复兴取向规约中华民族当代复兴的方向、路径与样式,构成中华民族再度兴盛的灵魂。相对意义上的复兴是中华民族重回世界前列。绝对意义上的复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存在品质重达时代高度。后者构成中华民族当代复兴更深刻的涵义。文明是人的生命活动及其结果(尤其是积极成果)的总体,本质上为人“文化”的结果与条件,具有“文化而明”的深层意涵。当代中国和世界历史的发展,皆要求中华民族开拓一种在根本上超越作为物性文明之资本文明的崭新文明。从文明视角看,中华民族当代复兴的取向就在于创造更有益于中华儿女生存发展,更有助于社会成员美好生活的新文明,并持之以恒地发展与升华之;在于开创当代历史可能范围内最有益于人之存在及其升华的文明形态。中华新文明不仅是人的文明,而且是“文化”的人的文明,需要“文化”的人与之相辅相成,创造进而升华文明,从而“配享”文明。     

文明的"早生晚熟"和"晚生早熟"--中、英两国文明特征的比较与反思

本文从经济形态、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思想观念、人格特征五个方面对中英两国文明进行观照,认为中英文明分别具有“早生晚熟”和“晚生早熟”的不同特征,而这又是与双方文明进程迥然、专制程度差异、社会结构有别以及对待传统态度不同分不开的。正是这些差别造成了中华文明从先行到落后,而英国文明虽后来反居上。因此,只有丢掉包袱。轻装上阵。中华民族才能浴火重生。     

“两山”理论指引下建设海岛大花园的若干思考——以宁波市为例

大花园建设是浙江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的重大战略，与大通道、大湾区和大都市区建设并称浙江省“四大”建设，海岛大花园建设是浙江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陆海统筹推进“全域大景区、全省大花园”的重大举措。立足浙江省海岛大花园建设的部署要求，全面梳理宁波海岛建设的现实条件和存在问题，深入剖析、总结国内外海岛建设典型案例的经验做法，提出建设宁波海岛大花园的路径，助力宁波生态文明建设和海岛经济发展。     

我国佛教生态思想研究的新进展

《佛教与生态文明》是上海玉佛寺2008年召开的“佛教与生态文明”研讨会的论文集，是国内佛教生态思想研究的最新成果。该书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亮点：     

“回儒”与“西儒”之比较

明末清初,曾活跃着两个引人注目的群体——“回儒”和“西儒”。他们分别致力于伊斯兰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与儒家思想文化的融合,不仅进一步加深了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中国化,而且以和平对话的方式促进了不同思想文化之间的和谐共处。分析比较“回儒”和“西儒”在思想、活动、贡献等方面的异同,对现在及将来宗教自身尤其是外来宗教如何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对如何更好地引导宗教尤其是外来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对不同宗教、文化、文明之间如何和谐相处,对建设和谐文化和构建和谐社会,将会产生诸多有益的启迪。     

和平、发展、合作——儒家文明在世界文明对话中的地位和价值

在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互联网普及化的情境下 ,世界的政治、经济、文明、宗教、制度等仍然持续多元化、多极化的趋势。是全球化的多元化 ,或多元化的全球化。人作为“会自我创造的和合存在” ,是创造世界文明的原动力和原载体。儒家文明孕育了中华民族精神的成长 ,担当着建构民族主体精神的重任 ,绵延着民族生命的智慧。儒家文明一言以蔽之 ,是以治平为本 ,以仁为核 ,以和为贵。从文明冲突到文明对话 ,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观照视角的转换。文明对话可依照和合学的“融突论” ,而不是二元对立的非此即彼论 ,它以承认、接纳“他者”的存在为前提。儒家文明在化解世界文明冲突中 ,以其“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的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原理 ,发挥着重要的、独特的、整体的作用     

再论“原型”与“模型”及其中医学评判标准问题—与王强等先生商榷

王强、辛国芳在《“模型的构建”不是“科学的目的”》(见《医学与哲学》2 0 0 0年第 6期 )中对笔者提出的“模型论”与“原型论”是中西医学的本质区别的观点表示反对 ,其表层原因是王强等先生对笔者“模型”与“原型”说的曲解 ,而其深层原因则是彼此观点的迥然对立。他在《中国医药学报》上与笔者已有几次交锋 ,论争的焦点就在于以什么样的评判标准来评判中医以及由此引发的中医究竟该如何发展的问题上。王强以“科学”(实际上是现代自然科学 )的标准评判中医学 ,认为中医学有“科学成分” ,也有“不科学成分” ,因而主张“剥离” ,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