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父母的代内相似和亲子的代际传递

以往研究指出, 信任有其家庭根源。以116个家庭中的子女及其父母为研究对象考察在家庭中, 父母信任水平是否相似, 父母和子女之间是否存在人际信任的代际传递现象。研究采用投资博弈问卷分别测量了子女和父母的信任水平, 并以送出数量和估计返还数量作为信任的测量指标。结果发现：(1)子女和父母在投资博弈中均表现出一定水平的信任, 且父母的信任表现出相似性; (2)在估计返还数量上, 信任表现出代际传递, 且传递存在性别差异：父亲和母亲的信任水平不能预测女孩的信任水平, 能预测男孩信任水平; 父亲对男孩的影响呈J型曲线, 母亲与男孩的信任水平呈倒U型曲线关系。     

青少年家庭中信任的代际传递:基于议价博弈的调查

父母的信任水平如果能预测子女的信任水平,就表明信任存在代际传递现象。以198个家庭中的青少年及其父母为研究对象,采用投资博弈任务分别测量其信任水平,检验父母的信任是否能预测子女信任水平。结果发现:(1)父母的信任水平能够预测子女的信任水平:如果母亲是高信任者,其子女相信陌生人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3.17倍;如果父亲是高信任者,子女成为高信任者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2.52倍;(2)父亲和母亲的信任水平存在显著关联,父母信任水平一致的家庭中半数以上子女表现出与父母相同的信任水平。     

父母心理攻击：代际传递与配偶对代际传递的调节作用

作为一种常见的父母严厉管教方式, 父母心理攻击是指父母通过言语的或象征性的攻击行为对儿童实施的心理上或情感上的拒绝。国外研究表明, 父母严厉管教表现出代际传递效应。选取793名小学生父母为被试, 采用问卷调查法考察中国文化背景下父母心理攻击的代际传递效应以及配偶对代际传递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母亲对男孩实施心理攻击的普遍性和频繁性显著高于女孩。(2)父母的心理攻击均具有显著的代际传递效应。(3)父亲对儿童实施的心理攻击对母亲心理攻击的代际传递具有调节作用, 母亲心理攻击的代际传递性随着父亲心理攻击水平的增高而降低。     

父母的经济人信念对自身信任及儿童信任的影响

经济人信念认为人是自私的与理性的,研究者发现,经济人信念会破坏人际信任。然而,以上研究均是以大学生为被试的启动研究,限制了结论的可推广性。本研究编制了经济人信念量表,测量了351名成年被试的经济人信念及他们在投资博弈中的信任水平,以及其子女的信任水平,以考察父母的经济人信念对自身信任和其子女信任的影响。结果发现:(1)研究所编制的经济人信念量表信效度良好;(2)父母和儿童在投资博弈中均表现出了一定水平的信任;(3)父母的经济人信念能够预测其在投资博弈中的信任水平;(4)父母的经济人信念能够预测男孩在投资博弈中的投资额,主要表现为父亲的经济人信念能够负向预测男孩的投资额。     

坚毅力的代际传递:父母教养方式的中介作用

从代际传递的角度,考察父母坚毅力和子女坚毅力的关系,同时检验教养方式在二者之间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问卷法对北京市三所中学初一、初二年级共302名青少年及其父母的数据进行调查,研究工具采用坚毅力问卷（Grit-Scales）、父母教养方式问卷（PBI）。结果：（1）父亲和母亲的坚毅力总分及两个维度兴趣一致性、坚持努力均可正向预测青少年坚毅力总分及各维度;（2）父亲教养方式的关爱维度在父亲坚毅力与孩子坚毅力之间起中介作用,母亲教养方式的关爱维度在母亲坚毅力与孩子坚毅力之间起中介作用。结论：坚毅力存在代际之间的传递,并且教养方式的关爱维度在代际传递过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父母的教养方式及性别对孝道代际传递的影响

基于代际传递视角,亲子配对调查了439户家庭,考察了父母性别和教养方式对双元孝道代际传递的心理机制。结果:(1)权威性孝道和互惠性孝道都存在直接显著的代际传递效应;(2)父母权威性孝道正向预测父母心理控制,父母心理控制在亲子权威性孝道代际传递过程中起了中介作用;(3)父母互惠性孝道正向预测父母心理自主,父母心理自主主要在亲子互惠性孝道代际传递过程中起了中介作用;(4)父母性别在父母双元孝道、父母教养方式与子女双元孝道之间起了显著的调节作用。     

经济态度和行为的代际传递现象及机制

经济态度和行为存在从父母向孩子的代际传递现象, 经济态度代际传递的研究内容较为广泛, 包括金钱态度、风险态度、互惠态度和消费态度, 经济行为代际传递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消费行为、捐赠行为和储蓄行为三个方面。除了遗传路径, 其代际传递有两条社会化路径: 孩子对父母的观察学习和亲子互动, 其中亲子互动包含亲子沟通和财务教养两个层面, 亲子沟通强调语言层面的互动, 而财务教养强调行为层面的互动, 但是财务教养的研究仅停留在表面, 缺乏深入的剖析。未来需要加强中国文化和现实背景下的代际传递现象研究, 并深入探讨其机制。     

情绪智力的代际传递：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为考察父母情绪智力对青少年情绪智力的代际传递效应,同时探讨情感温暖的中介作用以及同伴关系的调节作用,对644名初中生及其父母进行调查,由父母报告自身情绪智力水平,青少年报告父母情感温暖、同伴关系以及自身情绪智力水平。结果发现：（1）父母情绪智力显著正向影响子女情绪智力。（2）父母情感温暖在父母情绪智力与子女情绪智力之间中介效应显著。（3）同伴关系在父母情感温暖影响子女情绪智力的路径中起显著调节作用。     

文化刻板印象、父母孝道相似性对孝道代际传递的影响

配对调查了591户家庭的亲子被试,考察了文化刻板印象、父母孝道相似性对孝道代际传递的影响。结果显示：（1）假定父子女和假定母子女两种孝道的皮尔逊相关（r）和轮廓相似性（q）都不显著,真实父子女和母子女之间都显著正相关,假定亲子两种孝道绝对差异分数（d）处于中等水平,但假定亲子的绝对差异分数显著高于真实亲子;（2）控制了文化刻板印象影响的条件下,父亲和母亲的权威性孝道和互惠性孝道能分别正向预测子女的权威性孝道和互惠性孝道;（3）控制了文化刻板印象影响的条件下,父母互惠性孝道相似性仅能正向预测子女互惠性孝道,但父母权威性孝道相似性对子女的权威性孝道和互惠性孝道预测都不显著。据此研究结果,文化刻板印象对亲子孝道相似性的影响效应较小,但亲子真实的孝道代际传递效应较高,以及父母互惠性孝道相似性有利于子女互惠性孝道形成。     

信任水平存在性别差异吗?

信任水平是否存在性别差异, 学界观点莫衷一是。一派研究者持信任水平性别差异观, 其中风险偏好理论被用于佐证男性信任水平更高的观点, 女性在亲社会领域的优势则为女性具备更高信任水平提供支持; 另有一派研究者以性别相似性假设为依据, 持信任水平无性别差异观。两派观点及其理论基础虽得到一定程度支持, 但还有待从研究范式、东西方文化差异等角度阐明其合理性。未来研究可在合理运用信任测量方法的基础上, 澄清信任动态变化过程中的性别特征, 深化两性信任差异的神经生理机制研究, 从而更好地揭示信任水平的性别差异问题。     

秩序线索对个体信任水平的影响

人类有追求规则、秩序的本能,有秩序的环境是否能提高人们的信任水平呢？本文的具身性研究思路将社会学中抽象的“秩序”具体化为任务操作,以197名大学生为被试,将其分为三组分别完成秩序程度不同的连线任务,然后通过投资博弈任务测量被试信任水平。结果显示,（1）秩序线索影响信任水平,强秩序线索能提高个体信任水平;（2）秩序线索对信任的影响因个体性别不同而表现出差异,秩序线索的差异只影响女性信任水平;不同秩序条件下的男性信任水平不存在显著差异。     

经济博弈中儿童信任的发展

利用信任游戏考察242位小学3～6年级儿童在经济活动中信任的发展状况。结果表明:(1)在游戏中,儿童信任的年级差异显著,三年级儿童信任水平显著高于四年级,而四五六年级儿童信任水平逐渐增高;(2)在代表群体做出决策的情境下,儿童表现出比个体情境下更高的信任水平;(3)经济活动中儿童的信任存在性别差异,男生的信任水平要高于女生。     

4～6岁幼儿经济博弈中的信任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本研究通过两个实验考察幼儿是否在博弈任务中表现出对陌生人的信任行为,同时考察可能对幼儿的信任产生影响的因素,包括个体认知因素(观点采择)和环境因素(负性反馈和代际传递)。研究对189名4~6岁幼儿及其家长进行多种任务的测量。实验一通过修订Evans和Krugger(2011)的信任博弈任务,考察幼儿在匿名信任博弈中的信任行为,结果发现与4岁幼儿相比,6岁幼儿对他人的信任更低;实验二考察了幼儿信任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幼儿在得到负性反馈结果后再次进行信任博弈任务时,他们对他人的信任比前次有所降低,6岁幼儿对他人返还数量的预期比4岁幼儿下降程度更大;6岁幼儿的信任行为(第一次给出意愿)与观点采择能力显著相关;6岁幼儿的信任水平与家长的信任水平显著相关。     

青少年人际信任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述评

回顾10多年来国内外关于青少年人际信任发展的影响因素的研究进展,研究范围涉及到个体层面、人际交往层面、群体层面的诸多因素,并得到了一些发人思考的结论。研究表明较高水平的人际信任可以使青少年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进而促进其健康发展。未来研究应在早期人际信任发展的作用上予以重视,在人际信任的心理机制上进行深入探讨,同时更要在干预研究上进一步加强。     

信任博弈范式真的能测量信任吗?

信任博弈范式测量信任的有效性一直存在争议。一方面, 社会偏好与风险偏好可能在范式变动中对投资信任水平产生影响, 降低信任博弈的内部效度。另一方面, 信任博弈与量表信任的相关水平较低, 这可能和态度与行为差异、测量类型差异以及测量范式的不足有关。虽然存在争议, 但总体而言, 信任博弈范式仍然是较为适宜的信任测量手段。未来信任博弈范式可在：验证信任博弈范式变动的科学性; 进一步澄清信任博弈范式与量表信任的低相关问题; 拓展信任博弈范式的测量维度以及提升信任博弈范式的生态效度等方面继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