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念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正念在促进亲社会行为上的表现逐渐受到关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针对正念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展开探索。已有的理论研究认为正念可以通过提高注意力、身体意识、去具体化能力、积极情感体验、情绪调节能力和减少自我感来促进亲社会行为;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特质正念能够正向预测亲社会行为,正念干预通过提高共情能力、同情体验、情绪调节能力以及去自动化认知来促进亲社会行为。未来研究需要在完善系统的正念—亲社会行为理论框架基础上,进一步挖掘正念对亲社会行为的不同影响及其机制,关注潜在的消极影响,同时发展生态效度更高的研究方法或指标来考量正念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提升正念干预对亲社会行为影响的长期有效性与普适性。     

辱虐管理的应对及预防：正念的自我调节作用

辱虐管理, 作为负性领导的典型代表, 对员工的心理、行为和绩效乃至组织的发展均会产生显著负性影响。因此, 如何有效应对和预防辱虐管理是学者和管理实践者共同关注的课题。基于自我调节理论, 以正念为切入点, 系统考察正念在员工应对辱虐管理负性影响以及预防上司辱虐管理行为发生中的作用。一方面, 采用情境实验、大样本问卷调查和干预实验检验员工正念和正念训练对上司辱虐管理影响员工负性情绪、偏差行为和绩效的调节作用; 另一方面, 采用日志研究考察上司正念对辱虐管理行为的抑制作用, 并进一步通过干预实验来验证上司正念训练不仅可以预防辱虐管理行为的发生, 而且还可以随之改善员工的负性情绪、偏差行为和绩效。预期研究成果将有助于深入理解正念在辱虐管理研究中的作用, 推进辱虐管理应对和预防研究的发展, 同时对组织制定相关的培训计划起到一定参考作用。     

团队内非伦理行为的社会互动机制

自从“安然”等一系列非伦理行为事件爆发后, 如何干预非伦理行为就成为理论界和实践界共同关注的焦点。但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如何抑制单个个体的非伦理行为, 而对该行为可能产生的社会互动和蔓延机制缺乏系统探讨。本研究立足于中国特定文化背景中, 采取实验、问卷调查、案例等多种方法, 对团队内非伦理行为的社会互动及其机制进行了系统和深入的研究。本研究的内容可分为三个方面：(1)探讨个体初始化的非伦理行为是如何导致集体实施非伦理行为的, 重点研究个体社会地位和团队工作互依性的调节作用; (2)探讨集体非伦理行为对焦点个体的影响, 重点研究从众心理和道德同一性的中介机制, 以及集体主义导向和传统性的调节机制; (3)探讨上述两种非伦理行为社会影响的干预策略。本研究将深入研究团队内非伦理行为的社会互动机制, 丰富团队环境下行为伦理的研究成果, 从而为我国企业干预非伦理行为社会互动提供有效的策略和方法。     

正念对饮食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理

正念是一种以不批判的态度全然接纳当下体验的觉察力,正念训练对改善不良饮食行为的积极作用正日益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本文对正念在改善不良饮食行为中的积极作用与机理,以及基于正念的不良饮食行为矫正方法进行了梳理与归纳。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探索正念对健康饮食行为的作用、从生命周期的视角考察正念对饮食行为的影响、基于思维压抑视角探讨正念的作用机制以及检验正念不良饮食矫正效果的边界。     

伦理氛围与亲组织非伦理行为:道德辩护的中介效应

与纯粹的私利性非伦理行为不同,亲组织非伦理行为是个体为了组织利益而实施的非伦理行为。探讨了伦理氛围对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影响以及道德辩护的中介作用。实证研究结果发现,自利型、关怀型伦理氛围分别对亲组织非伦理行为具有正向影响,规则型伦理氛围对亲组织非伦理行为具有负向影响,道德辩护分别在三种伦理氛围与亲组织非伦理行为关系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道德直觉背景下的道德决策：影响因素探究

以往对道德直觉的研究表明了情绪因素在道德决策中的重要作用, 研究者提出道德决策中存在有意识认知和无意识情绪两种加工过程, 二者之间不能够完全分离与孤立。针对这种认知—情绪过程解释、经典电车和人行桥困境中的道德判断差异等问题, 近年来大量研究通过对道德行为者和道德判断者自身原因、道德情境等主客观因素的深入考察, 试图从不同角度来揭示认知—情绪过程解释的合理性及道德决策差异背后的其他原因, 形成了道德直觉背景下相关领域诸多新的关注点。未来研究有必要针对道德决策研究的方法学、情境的扩展及认知—情感系统内部交互等问题作进一步探讨。     

学校正念干预的应用与特点

“学校正念干预”(School-Based Mindfulness Intervention)是将正念理论及技术应用到教育领域而形成的非医疗健康干预新策略。一方面,学校正念干预能有效帮助学生改善身心行为问题,提高认知能力;另一方面,它能够增强教师压力管理能力和幸福感。总的来说,学校正念干预是以“大健康”为目标、以“非评判接纳”为视角、以校园为干预情境、以传统学校项目为基础的校园非医疗健康干预,是学校心理健康工作者、学校专业社工可采取的策略。未来研究应注重其成效评估和测量、理论机制及应用问题的研究。     

道德直觉决策及其机制探析

道德直觉决策研究是从直觉思维角度探讨决策者在道德境遇下的决策。道德直觉决策是道德情境下的直觉反应, 其理论基础包括躯体标记假说、社会直觉模型、双加工理论、事件特征情感复合体系以及双系统理论; 道德直觉决策机制至少包括：无意识加工、情绪加工和直觉加工三个基本的心理加工过程, 与之对应的神经系统则至少存在三个可能的脑神经回路：无意识加工的道德脑区、情绪加工的道德脑区和直觉加工的道德脑区。研究主要从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分析了道德直觉决策的一般性影响因素--文化、道德境遇、经验、情绪和道德直觉; 揭示了道德直觉决策的加工机制。未来研究应在加强理论建构的基础上, 通过更缜密细致的实验设计去探究决策过程中各因素的交互作用, 并明确道德脑区之间的联结。     

诺布效应及其理论解释

诺布效应(Knobe effect)是指副作用的道德效价影响行为意图判断的现象——当副作用是好的时候, 人们认为行为实施者是无意图地引发该副作用; 当副作用是不好的时候, 人们则认为行为实施者是有意图的。Knobe等人认为现象的产生是由于人们的道德考虑影响了行为意图的判断; 其他的研究者则从心理偏见、意图语言的实用意义、主要目的与副作用间的利益-损失权衡等角度来解释该效应。通过对各研究的总结可以发现, 诺布效应以归因过程为基础, 显示了道德判断对心理理论的影响, 其潜在的机制很可能就是人们自动无意识加工的结果在之后有意识的理性加工过程中发挥了作用。意图直觉判断会影响道德判断, 而道德判断的直觉也会影响理性的意图分析过程。     

正念父母心:正念教养理论、机制及干预

父母教养及其对孩子的影响一直是发展心理学的一个重要主题,而正念教养(mindful parenting)则是关注如何帮助父母进行有效教养。正念教养是将一般的正念应用于亲子互动中,指父母对孩子和教养行为的有意的、此时此刻的和不评判的注意和觉知。正念教养对父母自身、孩子和亲子关系都具有积极的作用。研究者发展了两个正念教养的干预项目并通过实证研究检验这两个项目的干预效果。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更加严谨的设计并采用不同的评估方法来评估正念教养的干预效果。正念教养的作用机制也是未来研究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角色伦理的理论维度和实践基础

从伦理学的视角考察社会角色,可以发现其中蕴含着伦理秩序、道德应当、角色责任等伦理意蕴.就角色理论和伦理学的逻辑延展而言,角色伦理是以社会学与伦理学的交叉为学理依据,以伦理学为视角,研究社会角色的权责关系、角色道德及其伦理行为模式的一种理论维度.就社会角色实践意义而言,它是与角色的身份地位相契合的权责伦理定位、道德规范和伦理行为模式.角色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吁求为角色伦理提供了实践基础,角色伦理为角色实践提供了价值导向和理论支撑,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伦理基础.     

当代生命伦理中理性自主的价值与贫困

建立在身心二元论基础之上的当代生命伦理,理性自主被视为个体意志和价值的唯一体现,身体感知、直觉、本能等被悬置于认识和判断之外,弱化了身体体验及本能欲求,造成了对自主的另类束缚；理性选择并非总是道德的,沉重的理性思量亦可能使主体背离内在良心,忘却应有的责任；道德生活离不开道德本能,理性的道德判断应以道德情感、体验、本能为补充.当代生命伦理的道德困境,根源于对身体直觉、道德本能的遗忘和身体的缺位.     

论两种道德思维模式

人们的道德思维可以说是遵循着伦理理性和伦理智慧两种模式进行的。所谓伦理理性,是指每一位行为主体在日常的社会交往中,都应该合乎道德地行动。而人们之所以要用道德来规约自己的行为,目的在于使自己和他人的利益与需求都能够得到保障与满足。从这个意义上讲,道德与理性处于合一的状态。所谓伦理智慧,是指行为主体在面临道德困境和伦理悖论的时候,为了寻获道德的或者比较道德的解答,所采取的所有选择、权衡、谋略、处置、协调等实践活动。一句话,伦理智慧体现为一种寻求道德目标的权衡能力。如果说伦理理性是在实践道德、践行道德的话,那么就可以说伦理智慧是在寻找道德、追寻道德。伦理理性以道德真理为导向,伦理智慧则是以道德共识为依归。     

西方道德解脱理论述评

道德解脱机制是一系列使道德自我调整过程无效的认知机制,对这个机制的研究有利于解释为什么个体经常在做非伦理决策时没有明显的负罪感或自责心理。基于对道德解脱相关文献的梳理,本文分类总结了道德解脱的具体作用机制,从伦理决策过程角度分析道德解脱机制对个体和组织伦理决策的影响,并立足中国的特殊情境对道德解脱理论的应用进行了展望,强调组织领域的道德解脱研究将有利于中国转型社会背景下的组织伦理建设。     

囚徒困境博弈中对手面部表情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3个实验逐步深入地考察了囚徒困境博弈中, 对手的高兴、中性和愤怒面部表情对个体合作行为的影响及相关变量的中介和调节作用。实验1的结果表明, 对手的高兴表情比愤怒表情诱发了更高的合作水平, 且高兴和中性表情均比愤怒表情产生了更高的合作预期, 合作预期中介了面部表情与合作行为的关系; 实验2引入指导语操纵被试的直觉或理性决策模式, 发现实验1的结果仅出现在直觉条件下, 却未出现在理性条件下, 且整体而言直觉决策模式下比理性决策模式下更合作; 实验3采用更加严格的时间压力范式操纵被试的直觉或理性决策模式, 发现除了高兴表情比中性表情也诱发了更多的合作行为外, 其他几乎复制了实验2的结果。基于这些结果, 建立了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以期揭示他人面部表情、合作预期、合作行为及个体决策模式之间的复杂关系。     

情感、理性、责任：个人慈善行为的伦理动因

个人慈善行为从本质上讲是高尚的道德行为,这决定了从伦理角度对其进行研究的根本路径。个人慈善行为的发生是道德情感、道德理性和道德责任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道德情感是原动力,道德理性是助动力,道德责任是核心动力。     

效用原则在临床决策中的批判性应用

从效用原则的视角考察了临床决策的伦理基础,认为效用原则是临床决策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随着效用论自身在发展中的不断修正,其在临床决策中的应用也在批判中逐步完善。行为效用论、规则效用论和黑尔改良的效用主义在医学实践中的应用有其自身之不足,同时临床决策中应用效用原则进行效用评价时的影响因素多且复杂,最终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修正效用哲学"明其道而记其功",它的本质虽是主张功利但不完全趋利,也强调要符合道德原则,体现医学人道属性。     

道德直觉分析：内涵、形成机制与加工判断机制

自Haidt 提出道德判断的社会直觉模型后,道德直觉便成为道德心理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本文围绕这三方面的问题就最近10多年来道德直觉的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进行了评述,得到如下结论：（1）道德直觉作为社会直觉的一种,它既有一般社会直觉的一些共性特点,又有其特殊性。从目前道德的神经认知研究结果来看,与一般社会直觉的神经机制相比,道德直觉过程还涉及到眶额皮层、颞顶联合区以及前额叶的更多脑区。相关研究表明这些脑区涉及到情绪刺激的再评价、以及对行为动机、意图、心理理论等认知成分的联合处理。（2）对于道德直觉的起源与形成问题,尽管道德直觉表现出跨文化的普遍性,但是目前还没有充分的证据支持道德直觉的先天论;同时,本研究认为基于“进化-文化-个人”的具身隐喻过程可能是道德直觉形成的重要机制。（3）目前道德判断研究的有关理论与实证研究仍然难以回答道德直觉加工的情理之争问题,但有几点发现值得注意：一是从加工的水平差异角度来看,道德直觉可能存在不同的亚类形式,且不同类型的道德直觉可能有着不同的学习获得机制与加工机制;二是道德直觉判断不完全是情绪直接作用的结果,而与道德情境中的情绪认知以及情绪背后的道德规则（信念）之间有着重要联系。     

"道德性生产力"理念释义

道德生产力究竟是指"道德是生产力"还是指"道德的生产力",这是两个不同性质却又相互关联的问题.从伦理经济学的视角审视,将道德生产力解释为"道德性生产力"更合乎这一命题的本意,也即从伦理道德的视角对生产力进行价值分析和行为导向.道德性生产力不但是为生产主义、物质主义和经济主义提供一个系统的知识框架和有力的理论根据,而且是一种面向问题与行动的实践理性和精神实践.道德性生产力理念喻示着不能将生产力看成是完全中性的客体,它蕴含着道德属性,是富有时代性意蕴的行为价值哲学.     

道德判断的社会直觉模型述评

传统的理性主义模型认为,道德判断是一系列理性推理的结果;而当前的社会直觉模型认为,道德判断包括直觉系统和推理系统两种加工,很多时候人们的道德判断更多的是一种直觉和情感的结果。近期神经心理学研究的一些成果证实了社会直觉模型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