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价值取向与损失情境对不同时间压力下双人社会困境中合作行为的影响

为揭示双人社会困境中合作行为的影响因素,选取四种不同类型的双人社会困境,采用实验法考察社会价值取向与损失情境对不同时间压力下合作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亲社会个体的合作率显著高于亲自我个体的合作率,收益情境下的合作率显著高于损失情境下的合作率,在社会困境中双方冲突程度越大合作率越低;此外,高时间压力提升了亲自我个体在囚徒困境以及收益情境下信任困境中的合作率,同时降低了亲自我个体在损失情境下最大差异困境中的合作率。结果表明,社会价值取向、收益损失情境以及困境冲突程度均对合作行为的发生具有影响作用,而时间压力对合作行为的作用也同样受到三者的影响。这些发现能够为合作行为自动性的理论分歧提供新的证据。     

补偿他人还是保护自己?内疚与羞耻情绪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差异

作为两种常见且易被混淆的自我意识情绪, 诸多研究者对内疚和羞耻的产生前因及影响后效进行研究, 尤其是近年来的研究逐渐关注两者对合作行为的影响。我们通过对已有研究进行梳理发现, 内疚和羞耻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及其机制存在差异, 内疚的影响更为稳定及具有普适性, 羞耻的影响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 更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内疚和羞耻对合作行为的不同影响可从动机机制和调节机制两方面进行解释。首先, 动机机制包括内疚对他人的补偿、修复动机以及羞耻对自我的保护、修复动机。内疚对他人的补偿、修复动机主要体现在维护社会互动中的公平; 弥补对他人造成的伤害, 降低自己和他人的痛苦; 修复人际关系, 重新获得他人或自己的接纳与认同。羞耻对自我的保护、修复动机主要体现在释放消极的情绪状态; 维护积极的自我形象和声誉, 修复自我; 保护自我, 防止后续伤害及不良后果。总体而言, 内疚者关注过失行为及后果, 侧重于对受害他人的补偿或对与他人关系的修复, 而羞耻者关注整体自我的受损, 侧重于对自我的保护和对自己社会形象的修复, 基于此, 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内疚与羞耻影响合作行为的动机机制对比模型图。其次, 调节机制涉及到个体因素和情境因素的调节作用, 其中个体因素包括认知因素、社会价值取向、自我控制能力、情绪特质和情绪状态, 情境因素包括暴露情境和掩蔽情境、实验情境和日常情境、相关情境和不相关情境。具体而言, 内疚对合作行为的影响的较少受情境的限制, 而羞耻受情境因素限制较多, 在暴露情境、相关情境中更能促进合作行为的产生, 而在掩蔽情境、不相关情境中, 羞耻较难影响个体的合作抉择, 且无论是实验室情境还是日常情境, 内疚似乎都比羞耻更易影响合作。最后, 鉴于内疚与羞耻的诱发和测量方法的有效性仍需检验, 两种情绪对合作行为影响的过程机制和生理机制仍不明晰, 个体因素影响的研究尚不充足以及跨文化研究较为缺乏, 未来研究可以从内疚和羞耻诱发与测量方法的有效性, 情绪作用发生的内在过程和生理机制, 情绪影响的个体和文化差异这几方面进行扩展和深挖。     

不对称社会困境中社会价值取向对合作的影响

以往研究表明, 社会价值取向对社会困境中合作行为变异的解释量不高。本研究指出, 初始资源配置导致个体处于某种优劣势位置上, 从而影响社会价值取向不同的个体的合作行为。研究设置了两人互动和多人互动两种情境, 通过变化被试所拥有的初始资源的相对价值或相对数量来操作优势差异, 检验亲社会者和亲自我者在社会困境中的心理与行为差异。研究结果表明, 在初始资源处于相对劣势位置时, 亲社会者比亲自我者表现出更高的合作水平。     

实验社会心理学中的社会困境

社会困境是指个体理性会导致集体非理性这样的情境。大量实证研究考察社会困境中合作行为的机制,然而缺乏系统的理论框架。实验室研究中所用的社会困境可以从4个方面来分类：“给-游戏”与“拿-游戏”、两人困境与多人困境、对称与非对称困境以及重复与非重复困境。综合而言,以往实验研究主要从个体差异、任务结构以及知觉与策略等3个方面考察影响社会困境的因素,这些影响因素可以整合在一个概念框架中。未来的研究尚需要联合多个学科,澄清研究变量之间的关系,并继续丰富相关概念和理论     

非暴力视频游戏中竞争情境对玩家合作倾向和攻击倾向的影响

使用中性视频游戏和亲社会视频游戏，采用单次双人给予倾向困境任务和辣酱范式分别测量被试的合作倾向和攻击倾向，旨在探究竞争性视频游戏情境对玩家合作倾向和攻击倾向的影响。结果发现：（1）在对合作倾向的影响上，无论是玩中性视频游戏还是亲社会视频游戏，竞争情境相比单人情境均能显著降低玩家的合作倾向；（2）在对攻击倾向的影响上，玩中性视频游戏，竞争情境相比单人情境能显著提高玩家的攻击倾向；但玩亲社会视频游戏，竞争情境与单人情境对玩家攻击倾向的影响差异不显著。本研究表明，游戏情境是影响玩家行为倾向的重要因素之一，在非暴力视频游戏中竞争情境对玩家行为倾向会产生消极影响，亲社会视频游戏在一定程度上能抑制竞争情境的消极效应。     

以“八卦”为途径的声誉传播及其对合作行为的影响

声誉是人类的合作行为产生和维持的基石,但由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所提供的声誉信息有限,如何准确有效地传播声誉成为促进合作的另一个难题。因此,研究者们提出“八卦”可能是声誉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作为一种间接的传播方式,“八卦”如何促进人类合作？其是否是一种准确有效的声誉传播途径？本文从八卦信息的传播者、接收者和八卦对象的角度对以上的问题进行了论述。在合作情景中,传播者乐意对他人的声誉信息进行传播,特别是背叛者的声誉信息,以帮助潜在的受害者;信息的接收者认可传递声誉信息的八卦,并且利用八卦信息辨别合作者,决定与八卦对象的合作行为;八卦同样能够有效地威慑八卦对象,促使八卦对象表现出更高的合作水平。未来的研究应该关注传播者的互惠动机、接收者对信息的主动寻求以及实际发生的八卦对八卦对象的影响,并开展声誉传播的神经机制研究。     

儿童合作倾向与家长价值观

本研究采用组内设计的方法,测量了53名5～6岁的儿童在两种情境中的合作行为倾向,以及与他们的家长的工作价值观的关系。结果表明：对情境的知觉影响儿童的合作倾向,一方面表现在对好朋友与不认识的小朋友的合作行为倾向有显著性差异;另一方面是对不同的实验材料有不同的合作行为表现。另外,儿童的合作行为倾向与父母的工作价值观——特别是经济利益价值、管理价值等有显著相关。     

合作指数与社会距离对合作行为的影响

利用囚徒困境范式,考察了合作指数CI（0.1~0.9）与社会距离（亲密、陌生）对个体合作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社会距离和合作指数均会对合作行为产生影响,两者的交互效应不显著;合作率会受到合作指数的促进作用,但不会随合作指数的增高立即增长;在CI = 0.1~0.9这9个水平下,亲密被试间的合作率均显著高于陌生被试间的合作率。这一结果说明,合作指数对合作行为的促进作用存在阈值;社会距离缩小可促进个体的合作倾向增强,并更快地达到合作水平;合作指数与社会距离相互独立地影响合作行为。     

文化差异视角下个体合作行为的产生、影响机制建构及认知神经基础

合作行为是指个体或群体之间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和利益而进行的协同行为或意向。本文基于行为-认知-大脑的三重映射关系,对合作行为的文化差异性进行了深入阐释,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文化影响合作行为的社会认知中介模型;未来研究可从实证视角对合作行为文化差异的社会认知内容、认知神经机制等方面进行验证、挖掘和改善。     

依赖结构对信任行为的影响:基于互依理论的视角

信任是人际互动中的重要主题,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关注情境特征对信任的影响。以相互依赖理论为基础,操作依赖的相互性、依赖水平和利益协同,构建互动双方间不同的依赖结构,分析不同依赖结构对被试信任的影响。结果表明:(1)在双向依赖情境中被试的信任水平显著高于单向依赖情境;(2)单向依赖、低利益协同情境中,依赖水平对个体的信任行为有显著影响,双向依赖、高利益协同情境中,依赖水平对个体信任行为的影响不显著;(3)单向依赖、低依赖水平情境中,利益协同对信任行为有显著影响,双向依赖、高利益协同情境中,利益协同对信任行为影响不显著。     

亲社会名声与亲社会行为

亲社会名声是行动者获得的亲社会特质声誉, 它有益于行动者的社会适应。行动者首先通过亲社会行为建立亲社会名声, 亲社会名声又通过间接互惠和同伴选择过程对行动者产生外在激励作用, 通过自我概念对行动者产生内在激励作用, 进而促进其亲社会行为。行动者的贫富水平、亲社会行为的公开性、自我获益和宣传方式影响其亲社会名声的获得。未来研究应关注亲社会行为与亲社会名声之间的相互促进过程, 探索行动者亲社会行为的代价与获益如何交互影响其亲社会名声; 行动者的社会阶层如何通过对人们预期的影响而调节行动者的亲社会名声; 亲社会名声促进亲社会行为的内在机制与边界条件。     

社会价值取向和反馈方式对公共物品困境中决策行为的影响

本研究通过模拟投资实验和问卷来探讨重复型公共物品困境中社会价值取向（SVO）与信息反馈方式对决策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1)合作型SVO的个体比非合作型个体表现出更多的合作行为;(2)SVO与信息反馈方式的交互作用岁实验轮次越来越显著,非合作型的个体会受信息反馈方式的影响,而合作型个体则不易受反馈方式的影响;(3)与无反馈的条件相比,集体反馈倾向于促进个体的合作行为,个体反馈倾向于抑制合作行为,但反馈所造成的适应性改变使情况更为复杂。     

不确定感在他人的程序公正与自我的合作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

以公平启发理论为基础,结合不确定管理理论,采用情境实验法(实验1)和行为实验法(实验2),探讨了不确定感这一工具性动机在他人的程序公正与自我的合作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发现:(1)他人的程序公正会促进自我的合作行为的出现;(2)不确定感降低了自我的合作行为的出现;(3)不确定感中介了他人的程序公正对自我的合作行为的影响。     

社会困境下政治信任对公众态度和合作行为的影响

现代社会面临的重要问题是如何有效地促进人们之间的相互合作,达到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因此,有关社会困境(social dilemma)的研究成为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热点。随着群体理论的发展,研究者的研究视角逐渐从个体(individual)转向群体(collective),关注层级结构的群体(hierarchical groups)中,管理者或管理机构(权威)的特征和行为对个体合作行为的影响。其中,权威信任(trust in authority)和公正感(fairness)是影响个体态度和合作行为的重要变量。政治信任(political trust)也可以看作权威信任的一种,即在社会背景下,公众对社会管理权威(政府机构)的信任。未来研究应尝试在实验室里对政治信任的作用和机制进行探究,并进一步探究公正感在政治信任对态度及合作行为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社会距离与合作指数对不同年龄青少年合作行为影响的差异

本研究采用重复囚徒困境实验范式,考察了社会距离和合作指数对不同年龄青少年（初中生、高中生和大学生,且每个年龄段的被试数为40名）在博弈决策中的合作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1）随着年龄的增加,青少年合作行为的总体趋势表现为下降;（2）社会距离对大学生的合作行为的正向作用显著,而中学生的合作行为却不受其影响;（3）个体合作率会受到合作指数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在大学生中表现的更为显著。即随年龄增长,个体会更少的采取合作行为,并且个体是否采取合作在更大程度上基于当前博弈中的收支情况和与博弈对象之间的社会距离。     

利益冲突情境中社会行为的自动激活:合作还是利己?

合作与利己是利益冲突情境中个体的基本行为模式。在理性假设所主导的框架下,利己行为被看作是人类的本能反应。然而,近期的观点指出,人类的合作本质上是一种自动化的行为反应。无意识、认知能力、自我损耗以及神经科学等领域的理论和研究支持像合作这样复杂的社会行为可以自动地激活。未来研究除了需要继续揭示行为自动化的结果是利己还是利他之外,还需要确定社会合作自动化产生的机制与条件。     

羞愧对亲社会行为影响的三水平元分析

羞愧是一种典型的道德情绪,其对亲社会行为的作用在既往研究中并不一致。本研究首次采用三水平元分析技术整合相关实证研究,检验羞愧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及调节变量在二者关系中的作用。通过文献检索和筛选,共计纳入26篇文献, 85个效应量,总样本量为5823人。主效应检验发现,羞愧组比控制组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羞愧能够促进亲社会行为的产生。调节效应检验发现,暴露情境比掩蔽情境更能诱发羞愧对亲社会行为的促进作用,亲社会行为的产生情境(暴露情境或掩蔽情境)调节作用显著,但年龄、文化背景、羞愧诱发方法、羞愧类型及亲社会行为类型等变量的调节作用不显著。本研究使用三水平元分析方法保证了纳入文献信息的完整性,从而就羞愧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及调节变量在两者关系中的作用得出更为全面可靠的研究结论,有助于拓展人们对于羞愧与亲社会行为关系及调节机制的认识。后续研究可深入探讨认知因素和个体特征在羞愧对亲社会行为影响中的作用,考察羞愧与其他道德情绪对亲社会行为影响的差异。     

未来自我连续性对不诚信行为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着眼于长期收益的跨期决策风格如何影响当下不诚信行为是决策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研究着意探讨未来自我连续性对不诚信行为的规约作用及其条件。结果发现,(1)未来自我连续性高的人,更不能容忍不诚信行为,不诚信行为的意向更弱;(2)考虑未来后果在未来自我连续性与不诚信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未来自我连续性越高的人,越多考虑行为的未来结果,不诚信行为的概率越低;(3)熟人/陌生人情境对未来自我连续性与考虑未来后果间关系发挥调节作用,熟人情境下,未来自我连续性高的人也会更多考虑行为的未来后果。这些发现对于理解自我连续性的行为规约功能和基于个体跨期选择助推诚信环境营造具有借鉴意义。     

公共物品困境中自我权力和他人权力对初中生合作行为的影响

本研究分别操纵被试稳定的权力（实验1）和不稳定的权力（实验2）,并与不同权力个体进行公共物品困境任务,以考察了自我权力和他人权力对初中生合作行为的交互作用及其权力稳定性在其中的作用。结果发现,在权力稳定情境下,高权力的初中生合作水平低于低权力组和控制组,而在权力不稳定的情境下,高权力的初中生合作水平高于低权力组。无论权力稳定与否,与低权力同伴合作时,低权力者的合作水平均显著高于与高权力同伴合作时。     

第三方惩罚的演化与认知机制

第三方惩罚一般是指当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与自身利益无关时,个体牺牲自我利益来惩罚违规者的行为。最近的研究发现,对于个体而言,第三方惩罚是一种具有适应性的信号,包括建立良好的声誉以及威慑违规者。不同情境下第三方惩罚的功能有所差异,它是一种特殊的利他行为。第三方惩罚依赖于多个系统,涉及情绪反应、共情等社会认知能力以及认知控制等中央执行能力。探讨该行为的演化和认知机制也能贡献于个体、群体和人际层面的社会心理服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