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钦顺的理气、心性与儒佛之辨

在明代理学中,罗钦顺是一个颇为复杂的人物,他与理学、心学和气学都有较深的瓜葛,但又是三方都难以完全认可的人物。本文通过对罗钦顺在理气、心性与儒佛之辨中具体主张的分析,揭示出其对理学的继承与转向、对心学的抗辩与纠偏以及对气学之开规模、定纲维的作用,并以此对其在明代理学中的地位与影响作了初步的衡定。     

罗钦顺对理学的发展及与王守仁的论争

罗钦顺是生活在明代中叶的重要思想家,与王守仁同时。他早年出入禅学,后来转向理学,攻读濂、洛、关、闽诸家著作。无论从学术渊源、研究对象、思想体系和运用范畴各个方面来看,他都没有超越理学的樊篱。但在理学家中罗钦顺又是特立独行的一位,     

儒释会通 以王艮之学与禅宗的融通为例

<正>王艮（1483-1541）,字汝止,号心斋,扬州府泰州安丰场人。他经王阳明点化转而治学,并创立传承阳明心学的泰州学派。王艮之学有多个面向,如蕴含道教的思想因素、民间宗教的思想渊源以及平民思想等,而与禅宗的融通是其多个面向中最为重要之一面。本文将通过良知现成与一切现成、     

朱熹的儒佛之辨

宋代士大夫的排佛兴儒运动持续时间很长,如果将朱熹等人对佛教的批评也列入其中,那么,这一时段则从北宋初年一直延续到了南宋初期,几乎与理学的形成与确立相始终。其中,排佛思潮最为剧烈的时间当为北宋初、中期,其代表人物有所谓“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以及欧阳修、李     

从理学不同的反佛侧重到研究理学之不同进路——以张载、罗钦顺为例

儒佛关系是宋明理学中一种最重要的关系。不理解儒佛关系,就无法真正理解宋明理学的崛起。因而理学家的思想创造,不仅表现在其对先秦儒学的继承与诠释上,同时也表现在其对佛老的批评中。在这方面,张载与罗钦顺可以说是宋明理学中两种不同反佛侧重的典型代表。张载主要立足于人生价值观角度的反佛,因而他可以尽量吸取佛教的超越性智慧;罗钦顺则主要是从名相概念到理论方法层面的反佛,所以其反佛往往也就成为一种简单的外在排拒了。这两种不同的反佛侧重,不仅表现了理学发展中的宋明之别,而且也促成了清代汉学的形成与所谓汉宋之学的对立;直到今天,这两种不同的反佛侧重仍然决定着人们对宋明理学不同的研究进路。     

以儒辨天与以佛辨天：晚明佛教丛林对天主教义的论难

明万历年间。西方天主教的传入中国及其对佛教的批评,使佛教丛林面临异质宗教的极大挑战。基于护法维教的宗教立场,晚明丛林展开了破辟天主教的思想论辨。其代表僧人为云栖袜宏、密云圆悟、费隐通容、罗川如纯等。其破辟天学的方法立场,主要为以天辨天、以儒辨天与以佛辨天,表明儒佛圆融、儒佛调和论的深入。丛林对天主教义中的天主论、人性论、灵魂说、天堂地狱说等内容展开的破辟及其思想论战,为佛教复兴增添了新的现实内容。     

晚明至清代前期儒家政治制度改革的理想——以顾、黄、王、袁等人为例

晚明至清初,在儒家思想内部酝酿着一股政治制度改革的思潮。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袁枚等人,在肯定人性自私及土地私有的新思想前提下,以“公天下”的政治理想为目标,分别提出了如何分散最高皇权、限制最高皇权的政治制度改革的理想,展示了中国传统社会后期儒家思想的内在活力及其向现代转化的内在可能性。     

罗钦顺的易学思想——以《太极述》为中心

罗钦顺认为《周易》的宗旨就在于"穷理尽性"。《太极述》是罗钦顺在易学上的一个创造,其中讲述了太极之义、太极之全体、太极之妙用,及人物之性、圣学体用之全等问题,建构了一个宇宙万物及人生性命的演化的总过程。     

儒、释、道文化对幽默的态度

儒释道这三种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主流文化,对于幽默有着各自独特的看法.儒家文化对幽默持模棱两可态度,一方面贬低幽默,认为幽默使人随意而不重视人伦,另一方面又认为幽默能够使人变得仁爱.佛家文化对幽默持积极态度,认为幽默是一种智慧的参悟.而道家是一个非常强调幽默的哲学流派,无论是其核心思想还是表达方式都无不体现着幽默的光芒.从学术角度梳理这三种文化对幽默的态度,可以促进幽默,使得幽默在当今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更加积极的作用.     

漫议儒、释、道——中国哲学的特质

<正> 在什么意义上我们说中国哲学是尘世的在对中国哲学所作的许许多多的概括中,有这样一种说法:中国哲学更注重此生此世而不像印度哲学那样富于思辨。假如我们问,中国哲学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是尘世的,人们可能告诉我们,它首先是人道的、以人为中心,它研究人的道德生活以及社会关系。当听到或读到这类概括时,具有批判性思想方式的人,就立即会提出反驳,或至少作出一些澄清。例如,就上述的概括来看,人们可以反驳说,印度哲学同样也是以人为中心的,     

论陆九渊与王守仁“以心解经”方法之不同

"以心解经"是陆九渊与王守仁在解释经典时所共同遵循的思路,但二者在具体方法应用中却形成了诸多差异:陆九渊解经依据"心本论",但又保持"理本论"的某些观点,讲究"发明本心"、"知先行后"的思维理路;王守仁解经则抛弃"理本论",以彻底的"心本论"架构"致良知"、"知行合一"等学说,极力突出"心"的作用。从解释方法形成的客观情境上看,二者"以心解经"的方法均有着自身合理性。不过若仅从形式上判断,王守仁较陆九渊在方法体系上要更为完备。     

浅论伊儒会通——以王岱舆、刘智为观察点

从明末至清末,中国伊斯兰教界发起了一场以译撰为特点,以会通儒家与伊斯兰教为内容的自觉文化活动,期间涌现了许多思想家,而王岱舆、刘智是其中的杰出代表。王岱舆首开了会通活动,而刘智则将会通活动推向了最高潮,他们的著作,无论在会通立场、会通方法、乃至理论体系构建方面,都进行了积极探索,为同时代乃至后代学者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为伊斯兰教中国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孙思邈医学伦理思想中儒、道、释的交融

隋唐奉行儒、道、释并立共宏的政策,孙思邀有机地吸收了三家思想,择优汰劣,使之相互融合、相辅相成,并以高明的智慧改造及妙用儒、道、释的有关理论.着重从儒、道、释思想交融的角度,在退居养志与救世济民、追求长寿与不慕神仙、不杀生与人为贵等方面探析了孙思邀的医学伦理思想.     

儒佛之辨与王阳明三教思想的变化

三教异同是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议题。但是与朱子学主张的三教三道、"本天"与"本心"之分不同,王阳明认为儒佛道三教同出一源,三教一道,圣人既"本天"又"本心","本心"即是"本天"。儒家与佛老的差异不在以心为学,也不是认心为性,而是在于见道有偏全,以及由此产生的经世与出世之分。"虚无"也并非佛老专属,圣人也讲"虚无","虚无"既是良知的本然状态,也是境界上的无执无着。王阳明对儒佛道三教思想异同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北宋以来理学儒佛之辨的致思方向,加深了儒佛道三教在心性论上的互动与融合。     

真心与妄心之辨——以智旭为重点

何为真心?何谓妄心?二者是何关系?智旭认为众生现前一念,既是虚妄分别之心,亦即妙明真精妙心.众生心性本是妙明真精之心,然由于无始妄想所熏,真心遂成为妄心.究实而论,真心与妄心相依而存,妄心依真心显现,真心依妄心求得,真妄本来一如.修行的关键,在于了达妄心本无自性,即所谓全妄即真,即妄求真.     

心物、知行之辨:以“事”为视域

心生成于事,物敞开于事。由事而显的意义则在进入人之心的同时,又现实化为意义世界,后者既是不同于本然存在的人化之物,又呈现为有别于思辨构造的现实之物,心与物基于事而达到现实的统一。离事言心、离事言物,逻辑地引向心与物的分离;扬弃这种分离,则需要引入事的视域。基于事的心物互动,同时涉及知与行的关系。心的活动和内容以不同的方式引向知,物之扬弃本然形态,则关乎行。心与物通过事而彼此沟通,与之相应,知与行也本于事而相互关联。以事应对世界的过程既关乎知(物通过意念化而进入心),也关乎行(以不同于观念的方式改变物),知与行由此在本源的层面走向统一。     

刘基的丛林交游考——兼论刘基的儒佛之辨

有元一代,由于蒙元王室的大力提倡与崇尚,佛教盛行,正是在佛教兴盛的氛围之中,刘基得以与丛林高僧进行各种形式的交往,有同乡之交、诗文之交、书画之交,还有因平定战事而结交.尽管刘基与众多方外高僧有契交,但止于赋诗唱酬、游山玩水而已,这就是典型的传统儒家的“以文会友”.令人吊诡的是,刘基始终不通佛理,也不能对佛教进行同情的理解.所以,只能站在儒家狭隘的道统立场之上,毫无章法地批评、排斥佛教.     

儒、佛以心性论为中心的互动互补

本文认为,儒、佛思想主旨决定了心性论必然成为两者成就理想人格的理论基础, 儒、佛心性论内涵的差异又为双方互动互补提供了可能,而儒、佛心性论内涵的局限又决定了两者 互动互补成为了各自思想发展的需要。文章强调儒、佛在互相碰撞、冲突、贯通、融会的过程中,在 心性思想上寻觅到了主要契合点,并着重论述儒、佛在心性论上互动互补的四个基本内容：推动 儒、佛的学术思想重心分别向性命之学或佛性论转轨;促进佛家突出自心的地位、作用和儒家确立 心性本体论;广泛地调整、补充、丰富两者心性论思想的内涵,增添了新鲜内容;彼此互相吸取容摄 对方的心性修养方式方法。最后,儒、佛心性论在历史上一度共同成为人文思想的基石,并在伦理 道德和人格培养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人禽之辨的基本结构与功能——以孟子、朱子和船山为中心

人禽之辨体现出人对自身存在之优越的肯定。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借助这一意识,将人类生活中一些方面的属性特征强调出来,赋予其价值性。孟子结合人禽问题与人性观念,发明了人的独特性;通过"孺子将入于井"的道德情境,将人的独特性锁定为道德性,从而开启了儒家以人禽之辨论性善的滥觞。儒家关于人的独特性与道德性的讨论存在两个径路,一是从价值的内在根据,二是从价值的发生场。朱子是第一种径路的代表,将价值根据安置在作为普遍秩序法则的天理之上,这是对孟子以"人之独"为人性的消解。船山则主张第二种径路,强调价值的发生场,认为人禽之本质区别在于人能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