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纠纷中行政调解的应用研究——以浦东新区为例

通过归纳总结行政调解的概念和特点,梳理行政调解较之人民调解、司法调解的特色优势并结合浦东新区医疗纠纷行政调解的实践情况,针对目前浦东新区医疗纠纷行政调解中存在的没有成立专门的行政调解机构、行政调解人员不足、行政调解协议无法得到司法确认等问题,提出建立浦东新区医疗纠纷行政调处中心、建设行政调解员队伍、探索行政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等具体的解决办法,从而完善医疗纠纷行政调解运行机制,构建和谐平安的医疗环境。     

我国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为防止行政机关强制执行违法,我国建立了符合中国国情的非诉行政执行制度.但现行非诉行政执行制度存在着的诸如职权混同、职能错位等制度设计方面的欠缺,造成了"中国式"执行难题,面临法律与实践的双重困境.解决执行难的有效的途径是在司法审查的基础上,将非诉执行中司法性的审查职权和行政性的执行实施职能在法院和行政机关之间进行合理化分配,最终实现司法职权优化与行政职能回归,从而确保非诉行政执行公正高效权威运行.     

行政犯认定中对前置行政行为的审查限度

行政犯立法中广泛地将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认定等行政行为作为构成犯罪的前置性要件,因此刑事司法必然涉及对行政行为效力的审查。首先,为保证犯罪认定的实质合理性,应肯定刑事司法中对前置行政行为具有审查权。其次,在审查限度上必须对行政行为进行全面实质性审查,不仅要对作出行政行为的基础事实、法律适用、程序性要件等合法性要件进行审查,还要对行政行为的合理性进行审查。对于以行政处罚等作为前置条件的犯罪,对作出行政行为的基础性事实不存在、程序不合法、行政行为不具有合理性的,应阻却犯罪的成立。对于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应解释为未取得许可,不具有阻却违法的效力。对于行政认定行为有错误的,在刑事司法程序中可以按照法律适用问题直接予以判断。     

论街头官僚行政裁量权的伦理控制

在我国,街头官僚(Street-Level Bureaucrat)行政裁量权的控制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容易被人们忽视,即使有少数学者对此进行研究,其研究也总是遵循立法—执法—司法的"法制主义"思路,使得研究具有明显的"单点注入"特点。对街头官僚行政裁量权进行法律控制,在立法、司法等方面均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困境。街头官僚行政裁量权本质上是一种伦理性裁量权,对其实施有效而合理的伦理限制与伦理控制,应当是街头官僚行政裁量权之合理行使的根本。     

谈行政处罚中自由裁量权与行政审判中司法变更权的协调

自从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对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享有司法变更权以后,如何处理好行政处罚中自由裁量权和行政审判中司法变更权的关系已经尖锐地摆到了我们的面前,作出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总是强调法律赋予的自由裁量权来排拆司法变更权,而人民法院则认为行政处罚明显失去公正,有权依法变更不受自由裁量权的限制。自由裁量权与司法变更权的这种不协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行政诉讼的健康发展。目前,十分需要在它们之间建立起协调机制,以确保这两种职权的正确实施。     

行政强制措施及其司法审查

行政强制措施,作为行政管理的一项重要手段,正日益受到立法和实践的重视。随着行政管理专业性、技术性的加强,行政强制措施在行政管理领域中的运用也越来越普遍。为此,有必要对行政强制措施及其司法审查进行一些理论上的探讨,以便更好地为实践服务,完善行政法制。一、行政强制措施的概念及范围的界定关于行政强制措施的概念,我国法学界至今尚未取得一致的定义。依笔者之见,它是     

论食品安全消费警示行为的法律性质及其规制——兼论《食品安全法》第八十二条之法理解析

作为一种新型行政行为,目前学界对食品安全消费警示行为研究不多,对其法律性质以及相关法律问题认识不足。因此,厘清食品安全消费警示行为相关的法律问题并加以规制,对于保障公众健康,监督行政主体依法行政具有重要意义。食品安全消费警示具有行为性质上的不确定性,并非是一种类型化的行政行为,而是属于非类型化行政行为的范畴,其性质上表现为行政法律行为、行政事实行为两种基本形态。各级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有权在日常检查中发布食品安全信息是法律法规设定的职权,不仅不构成越权,而且是其职责之所在。对食品安全消费警示行为的规制主要通过行政实体法、行政程序法以及司法控制。食品安全消费警示行为的发布,除法律法规的授权以外,至少需要有组织法上的依据,就食品安全消费警示行为尽可能规定出详细的授权范围以及完善的行政程序以及司法救济等,以便尽可能使发布食品安全消费警示行为法治化。     

国家行政赔偿制度略论

国家行政赔偿制度 ,作为国家赔偿制度中的一项主要内容 ,成为我国建立行政责任机制的法律基石。我国的国家行政赔偿制度相对西方国家来说建立比较迟 ,且赔偿范围的设定比较窄 ,赔偿标准的制度比较低 ,尤其是对精神损害没有规定金钱赔偿。这极不利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并直接影响到我国国家赔偿司法实践的进程。本文认为我国的国家行政赔偿制度急待完善     

二元模式下触罪未成年人法律规制的空间与局限

触罪未成年人是指实施了刑法规定所禁止的行为,因不满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不受刑事司法管辖的未成年人。我国没有独立的少年司法制度,对越轨未成年人的行为规制体系具有刑事司法与行政二元规制的特点,修法进一步加强了二元模式的构建。《刑法修正案(十一)》限定性地降低了刑事责任年龄,将触罪未成年人进入刑事司法管辖的核准追诉权赋予最高人民检察院。《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修订明确了触罪行为的定义,填补了修法前对触罪行为在立法规制上的不足,但新设的专门矫治教育仍延续行政干预的模式,未能实现司法化。修法后发生的案例使人们再次反思对触罪未成年人法律规制的整体制度设计问题。独立少年司法制度的缺失,使得刑事责任年龄成为刑事司法管辖的分水岭,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后,一旦有更低龄未成年人恶性案件发生,人们仍会不停追问刑事司法制度的效能。对修法前后立法样态、司法困境与社会现实的观察与反思,将有助于从整体上构建触罪未成年人法律规制体系,力求实现公平与效率、未成年人保护与社会防卫的统一。     

司法警官群体中心理健康状况的研究

在司法行政系统工作的人民警察是法律的最终执行者,代表的是国家法律,工作的对象是服刑人员,工作地点是与正常社会基本隔绝的监管场所,而且"加强被监禁人群和强制性教育改造人群的精神卫生工作"又落在司法警官的肩上。因此,司法警官群体中的成员的心理健康状况又会直接关系到"被监禁人群"的精神卫生工作。所以,要想做好这项艰巨的工作,首先就必须在提高和加强司法警官群体中的成员的政治素质、思想道德建设及优化知识结构、提高执法业务水平的同时,更应该重视司法警官群体中的成员心理素质的培养和锻炼,改善他们精神卫生状态,解决好他们心理问题。     

比较视野中的港澳政治体制:特色与评价

港澳政治体制是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实行的一种特别行政区体制,其总体特点有三:行政主导;立法与行政既相互制约又相互配合,且重在配合;司法独立。港澳政治体制不仅与内地省级政治体制在立法、行政、司法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且与西方国家的议会制、总统制和半总统制也存在着很大差异。该体制是在保留其原有政治制度有益传统的基础上,吸取西方政治体制中的有益经验而创造的一种新型地方政权组织形式。     

论民事审判的司法平衡理念——以"和谐司法"为背景

司法平衡理念是指裁判者以实现司法公正为目的,以结果为导向,对当事人之间已失衡的利益关系作出实质性衡量和判断,将之恢复至平衡状态,实现"和谐司法".在民事审判中确立司法平衡理念,是凸现司法能动作用、提高司法审判能力、回应社会需求的重要举措.     

宪政分权视野中的央地关系

在现代国家的宪政分权建构中,立法、行政、司法的横向分权与中央地方的纵向分权,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宪政的纵向分权既需要在政治的层面上进行,也需要在行政的层面上落实。对于中国而言,解决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必须坐实宪政的纵横双向分权,做到三个避免,注意三个关键问题,把握三个行为边界。     

司法理性论略

司法理性不仅体现了法官职业的智识性要求 ,也是法律理性化的一种方式。本文从司法的过程分析出发 ,阐释了司法理性概念的内涵及其存在和成长的制度条件 ,论述了司法理性作为实践理性所具有的特征和内在要求 ,并对司法理性在社会治理过程和法治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探讨     

论我国司法精神病鉴定制度之完善

随着法律制度的日渐发展和完善,司法精神病鉴定制度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关注,存在的问题也不断暴露出来。鉴于司法精神病鉴定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在对中外司法精神病鉴定的历史及现状的考察上,结合对我国司法精神病鉴定的相关制度的分析和研究,对我国司法精神病鉴定制度的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论我国司法精神病鉴定制度之完善

随着法律制度的日渐发展和完善,司法精神病鉴定制度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关注,存在的问题也不断暴露出来.鉴于司法精神病鉴定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在对中外司法精神病鉴定的历史及现状的考察上,结合对我国司法精神病鉴定的相关制度的分析和研究,对我国司法精神病鉴定制度的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日本民事要件事实及其机能

民事要件事实理论乃是日本司法研修及法学研究生院的主打课程,之所以如此,全在于该理论在日本司法实务中的重要作用。     

试论司法侵权赔偿

随着社会的发展,司法职能活动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与此同时,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执行司法职能过程中的侵权行为日益增多。因此,如何解决因司法侵权而引起的赔偿并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司法侵权赔偿制度,已成为我国法制建设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     

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逐步扩大之机理与构想

本文回顾了我国《行政诉讼法》关于受案范围的立法规定和司法解释的发展轨迹,认为运用现有的制度资源,循序渐进地扩大我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这是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固有的民主性质的重要表现。本文认为,把抽象行政行为、内部行政行为以及假刑事司法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是当务之急。同时,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中确定的人身权、财产权也有重新考察的必要     

教派与权争:静安寺住持传继纠纷(1922-1923)

1922年冬,上海诸山会议废黜静安寺六根的住持资格,公举谷云继任新职。围绕住持传继,"十方派"与"剃度派"相颉颃。前者依恃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实际执掌静安寺大权;而后者则运动中国各级行政官厅,坚持"因案撤换"与"传继合法"应当分别办理,会审公廨司法干涉行政。透过静安寺纠纷案,亦可窥视民国时期政教、僧俗之间的博弈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