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情论还是性理论?——原始儒家人性论义理形态的再审视

"情"在先秦儒家人性论中曾居于核心地位,但汉代以降的儒学发展史,却是情被贬抑和放逐的历史。本文结合新发现资料和传世文献,对情在原始儒家人性论中的地位与意义进行辨析,阐发原始儒家人性论的本义,揭示其与理学性二元论模式的差异。本文认为,原始儒家最早形成的人性论形态是以情论性的性情论,性善论和性恶论都是性情论发展演变的产物。性情论的形成以人的本源之情为根基,以性情一本和性情相应为特征,情本身具有超越意义,这与理学及现代新儒学所诠释的先秦儒家人性思想具有显著不同。儒家人性论并非是对于人性的知识论考察,而是探讨价值之根源并为工夫论提供依据,这必然与工夫论相表里。故揭示人性论与工夫论之间的内在联系,对于探讨儒家人性论具有独特意义。     

荀子的心性论及其道德动力问题

孟子的性善论是关联着天而言的,人性之善必须关联着天才有其绝对性与超越性。荀子讨论人性没有关联着天,故荀子的人性论无论是什么形态,都逃不了性恶论的窠臼。但荀子又欲以性恶论使人达致圣人,于是,他的道德动力便成了问题。荀子要解决道德动力问题,就必须向孟子的人性论和心论靠近,尽管这在荀子是不自觉的,但思想的理路必然如此。由此证明：性善论是唯一的人性论。     

佛性论与儒家人性论比较

宋明理学在重建儒家人性论时,有两方面的思想资料可供借鉴。一是自先秦到唐末的传统的儒家人性论,二是佛道二教的心性论(这里只谈佛性论)。将儒家人性论与佛性论在价值取向、思想方法、修养途径、政治功能等几个主要方面做一比较,对于我们理解以后宋明理学对儒家人性论进行重新建构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将不无裨益。     

《太一生水》与先秦儒家性情论

先秦儒家的哲学构架是始于性情论,而又终于性情论的。在先秦儒家的思想体系中,人的性情是天玄地黄、阴阳大化、风雨薄施的摩荡结果。先秦儒家吸收了《太一生水》的自然哲学思想。这不仅体现在儒家哲学的表述方式上,更为重要的是对儒家性情论,乃至整个儒家哲学的整体架构的建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性本善非向善或者可善——再论孟子的性善论

孟子的性善论是先秦以来关于人性论的诸多界说中影响最为深远的观念之一,尤其是在儒家的传统之中。由于孟子在儒家的地位和作用,对于孟子人性论的相关讨论,自先秦以来,可以说是非常丰富的。在近来关于孟子性善论的讨论中,性可善论和性向善论是两种具有代表性的和影响力的观点。本文从梳理孟子关于性善论的文本论述出发,认为孟子所谓的性善论,是性本善,即人天生具有德性,孟子是以性本善的方式来确立人作为一个类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说,人性必须是本善的,而非向善或者可善。     

佛性论与程朱人性论重建

程朱理学吸收和借鉴佛性论的思维方式和修行途径,对儒家人性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重新建构。程朱借鉴佛教的真如佛性本体论,将仁义礼智等人伦之善预设为人性本体;借鉴佛性论关于人生在世为生死流转的思想,将人生现实的善恶差异归之于气质之性;依照佛教"一心二门"的理论模式,提出"心统性情"的学说;吸收佛性论转迷开悟的修行理论与实践,宣扬格物致知、居敬穷理的理学修养论。程朱援佛入儒重建人性论,既使儒学获得了重大发展,也为儒家人性论带来了一些问题。     

战国儒家人性论渊源

学术界论先秦人性学说最重视战国儒家的人性论,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似乎在两个方面有所不足,一是未能注意到战国儒家人性论与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说之间的密切理论联系;二是将战国儒家人性论纳入儒家人性论发展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来考察,还有所忽略。注重从这两个方面来对战国儒家人性论作总体的探索,有助于增进其     

将无同？岂无异？——先儒论人性的共同性与差别性

人性显示出各种共性，也包含着各种差别性，且往往难分难解，值得仔细分析和梳理。先儒在春秋战国时代，对人性就有丰富深入的探讨，但以论人的共同性为主。孔子“性近习远”之说，预示了人性论探讨的基本方向和广阔空间。孟子所持的性善论，相当充分地发掘了人心向善的资源。荀子所持的性恶论，从社会制度着眼，也是积极主张人努力向善，化性起伪。汉至唐的儒家则更重视人的差别性，认为性有品级和等差。而纵览这些论述，可以发现先儒所论人的同异中，一个很重要的差别性分类是少数圣贤（包括“希圣希贤者”）和多数民众的差异。这也构成了传统道德两分的一种人性论基础。     

孟荀人性论比较

孟荀人性论比较黄宝先孟子和荀子的人性论长期以来一直是学术界争论和讨论的热点之一,学术界对其基本内涵等方面达成了共识,尤其是在二者的比较上人们都把性善论和性恶论当成两种对立的人性论,认为二者没有什么相同之处。然而,笔者认为性恶论和性善论的对立仅仅是一种...     

先秦儒家角色伦理治理思想论略

先秦儒家继承了西周以来的德治思想,对社会生活领域内的不同角色提出了相应的伦理规范,并规定了人们在实际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及应当履行的角色责任和义务,从而形成了具有鲜明角色伦理特征的社会治理模式。孟子和荀子继承了孔子的角色伦理治理思想,分别从性善论和性恶论的立场为儒家角色伦理治理提供了形上学的依据。孟子的"亲亲"、"仁民"和"爱物"展示了儒家角色伦理治理由血缘家庭、国家、社会再逐步推衍到自然界的基本逻辑进路。孔子提出的"正名"思想,经过孟子和荀子的发展,为先秦儒家角色伦理治理指明了现实途径。     

郭店儒简《性自命出》与荀子“化性起伪”说析论

学界对郭店儒简《性自命出》作者聚讼纷纭,但若悬置对具体作者的执求,以篇为单位予以观照,将其视作《礼记》类文献中的一篇,则可发现其义理脉络是对孔子“性近习远”说的逻辑展演,其思想史定位当在孔、荀之间。其以气言性的性情观、心术为主的心性论、人道可道的礼乐论,构成一条层层递进、彼此联动的工夫论进路。此进路与荀子“情可为”“心之可”“积礼义”的“化性起伪”说基本一致,实开荀子天生人成的工夫论之端绪。不同于孟子德性论、本质论的论性范式,《性自命出》和荀子的此种气性论、过程论的自然人性论传统应当是先秦思想史之主流。即便在孟子性善论崛起后,此一脉络仍以或显或隐的形式延续于后世思想史中。     

孔子人性论的三个向度

<正>现代新儒家一般将孔子的人性论解读为性善论(参见牟宗三,1999年,第190页;徐复观,第79页),但是,郭店楚简等有关早期儒家文献资料的出土,使得这种诠释范式面临挑战。郭店楚简已被公认是孔子弟子或者再传弟子的著作,然而其中却并没有性善论的思想。于是我们不禁要问:如果     

《性自命出》情感哲学研究

郭店楚墓竹简《性自命出》是介于孔孟之间的先秦儒家著作,在先秦儒家性情思想的研究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研究孔孟之间儒家情感哲学的重要来源。从情感的来源上讲,"情生于性",将人的情感真正纳入人性当中,从根源处论证了情感存在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从情感的特征来看,强调真情、美情,以哀乐论情,最早提出至情必悲,开启了以悲为美的审美风尚。从情感的善恶来看,人情可悦,人情为美,情感有向善的趋向,情善导致性善,为孟子的性善论,起到了一个重要的过渡作用。     

先秦儒家对诸子学派的学术批评

先秦儒家对诸子百家的学术批评,始于孔子对道家学派和儒家自身的批评;孔子也批评了早期法家、名家和"小说家"的某些思想因素。孔门"七十子"及其弟子的学术批评,基本发生在儒家内部,其中以子游、子夏、子张间的学术批评和世硕、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之徒相与论性情,"皆言性有善有恶",影响最大。战国中后期儒家对先秦诸子的学术批评,除孟子对杨、墨和荀子对"十二子"的激烈批评之外,对诸子学派最著名的学术批评,是孔子七世孙孔穿对名家公孙龙的批评和孔子九世孙孔鲋及儒者董无心的"诘墨"等。先秦儒家对诸子百家的学术批评,反映了原始儒家的思想特点和价值取向,值得重视。     

略论儒家心性修养论

儒家认为人的道德行为建立在心性修养的基础上,心性修养是由道德认知到道德践行的不可或缺的连接环节或桥梁。先秦儒家孔孟荀和儒家经典《礼记.大学》为儒家心性修养论奠立了思想理论基础。汉唐儒家学者继承、传播和维护了传统儒家的心性修养论。宋明儒家学者将儒家心性修养论发展得更为理论化、精致化。探讨儒家心性修养论,在批判其历史和阶级局限性的同时,吸收和借鉴其有价值的、合理的因素,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服务,是时代发展提出的任务。     

从三分法到二元论——论佛学对儒家性善论的影响

先秦儒家对人性持一种三分的看法。孔子认为,整全的人性包括智性、仁性、欲性三部分。其中,智性、仁性共同构成了道德的根据。孟子极大发展了孔子的仁性思想,正式创立了性善论。但这时性善论还只是性有善端论,十分强调教化、培养与推扩工夫。宋明儒学心性论的复杂之处不仅在于程朱理学片面地发展了智性这一脉,陆王心学片面发展了仁性这一脉,更在于受佛学的影响,宋明儒学对心性的看法整体采取了先天、后天的二元论模式。这种模式把道德根据变成了先天具足的、抽象的至善本体,使得性善论变为了性本善论。同时,它也使得儒家在工夫上一味强调复性,而忽视了后天的教化和培养,从而在理论上埋下了隐患。     

从《性自命出》看儒家性善论的形成理路

人性论是人生学说的根基，对于儒家来说，它还充当着本体依据的作用。但是，在儒学从孔子到思孟的发展中，其形成理路一直不甚明了。本文从郭店楚简中专门论性的《性自命出》出发，详细分辨其论性角度，并以比较的方式，上勾下连，从而揭示了其在《论》《易》与《庸》《孟》之间的中介作用。而整个这一过程，也就表现为从普遍性原则出发，一步步指向超越性，最后以孟子超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完成了儒家性善论的奠基。     

中国的君子人格理想

君子人格理想是儒家人格修养的基本层次,就儒家观点而言,首先有一个学做君子的问题。为人为己之辨是古之学问第一要义。无论是性善论还是性恶论,都在力图为君子人格修养提供某种理据。宋以来理学家依据这两种人性论提出变化气质的主张,为人们向内探求提供了更为切实的理据。变化气质的方法归纳起来可说是反求诸己。儒家认为人们需通过漫长的自我修养过程,才可成就君子人格,达到中庸境界。     

先秦儒家的"人禽之辨"

"人禽之辨"是先秦儒家为传统礼乐文明存续作合法性辩护时提出的重要命题,它集中体现了儒家在"人的价值发现"问题上的思想成果。荀子从性恶论出发,揭示了人类理性即"辨"是人禽之别的内在根据;孟子以性善论为基础,发现了人类具有超出动物"类性之仁"局限性的独特价值,确立了一种由"辨"而"合"的人禽关系模式。     

先秦儒家人性论的政治哲学意义

任何一种政治哲学都必须以一定的人性论为前提.与对人的存在进行实然性描述的人性论不同,先秦儒家的"人性善"是对人性作出的应然判断.这种人性论本质上体现的是"人道"精神的"成人论",其形式上是预设的,而内容上则是建构的.以这种人性论为基调,先秦儒家开出的是体现其哲学思想的政治与道德一体的"礼制"秩序模式.尽管自有自由、民主意识以来,"礼制"思想已命运多舛,但从普遍的历史视角出发,"礼制秩序"既体现了其历史的现实性,同时对当代道德和政治哲学仍不失文化传承上的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