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易传》“言意之辨”与儒道精神追求北大核心

《庄子》和《易传》的“言意之辨”开中国哲学史上“言意之辨”的始端。《庄子》重视“意”的追寻,《易传》关注何以“尽意”。《庄子》《易传》的“言意之辨”,皆认识到语言达意功能的局限性,认识到“言意”在显现最高的本体时的价值定位、实现路径,以及以直觉、体验之实践性来达致最高本体的可行性。但二者的言说方式、具体内涵、目标旨归的差别,则凸显了儒道的学术立场、致思路向、精神风貌之异质。结合《庄子》《易传》“言意之辨”比观,可见二者对“言意之辨”做由认识论到境界论的转换,“意”的追寻即为对终极之“道”的体认,儒道不同的精神追求不仅以“言意之辨”为立基点,以“意”的追寻为终极旨归,且分别体现在二者具体的体道过程中。     

玄学“言意之辩”中的“忘”

言意问题是魏晋玄学的重要思想内容之一。“言”是名言概念,即语言;“意”是意义、意旨、意蕴等,即思想。言和意有固有的内在联系:意非言不昌,言非意不立。在中国哲学中,先秦诸子就注意到了言意关系。但把言意关系作为一个基本的哲学问题来探讨,则是魏晋玄学的思想特色。魏晋玄学关于言意问题有两种对立的观点:“言尽意”和“言不尽意”。     

魏晋玄学言、意之辨与文学创作

“言不尽意”为玄学基本命题。王弼站在道家立场解《易》,将言、象说成是得意的工具,认为固守言、象则得不到意,只有忘言才可得象,忘象才可得意,“得意忘言”是得道的途径。正始之后,“言不尽意”成为士族观察宇宙人生的重要方法和理论。文学理论也受其影响,以“言不尽意”为探讨文学创作规律的思想方法。文学家视道为最高精神境界,在创作实践中,注重言外之意。玄学的“得意忘言”、“言不尽意”是对理性能动性的极度夸张,它将理性能动性归结为“神理”、“神思”,对魏晋以后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影响很大。     

韩康伯易学对"象数"的融通及其意义

韩康伯提出了独特的"大虚"理论与"机理"学说,以玄学的本体论哲学成功解释了《易传》所涉及的象数问题,消除了义理易学与数术占卜之间的理论矛盾,将神异现象纳入玄学的"自然"哲学体系内予以理性融通.这一变化不仅适合了东晋时期思想文化环境的变化,而且弥补了王弼易学的局限,扩大了义理易学的解释空间,奠定了尔后王、韩易注在中国易学中的主流地位.     

《脉经》的玄学渊源

《脉经》的哲学,主要渊源于《周易》及魏晋玄学,是"三玄"(《老子》《庄子》及《周易》)在中医脉学上的运用。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周易》"天人合一"的哲学基础,郭象"辩名析理"的方法论,王弼"言意之辨"的认识论。这三个方面都带着玄学的深刻烙印。魏晋玄学一方面充实、提升了中医思辨、抽象思维,另一方面也使得中医脉学在一定程度上陷入神秘、玄虚的误区。《脉经》是中医脉学乃至中医诊断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但也有其时代局限性。     

《易传》与中国美学

<正> 《易传》是中国思想史上一部重要著作。《易传》虽然不是一部美学专著,但它所阐述的“天人合一”思想、“《易》者象也”思想,不仅影响了古代的理论思维,而且也影响了形象思维,从而为中国美学追求“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以及强调形象思维在艺术和审美中的重要意义,提供了哲学的依据。另外,《易传》在对客观世界的变化以及《易》象与客观世界的关系作出解释时,使用了“阴阳”、“刚柔”、“乾坤”、“知几其神”、“通变成文”和“修辞立诚”等范畴和命题。《易传》对这些范畴和命题的深入发挥,同样对中国美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所以,从中国美学史的角度讲,不了解《易传》,就不可能真正把握中国美学的特色。     

《周易》中的美学──读刘纲纪先生《周易美学》

刘纲纪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美学家,他曾与李泽厚先生一道共同主编过《中国美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其后,他又于１９９２年出版了专著《周易美学》（湖南教育出版社）,这是国内第一本全面介绍《周易》美学思想的著作,是一部具有开拓性与原创性的重要著述。对《周易》美学的研究,中国当代美学家也有过论述。叶朗先生《中国美学史大纲》中就列有专章“《易传》的美学”。他认为,《易传》（主要是《系辞传》）在美学史上的地位极其重要,突出了“象”这个范畴,并提出了“立象尽意”和“观物取象”两个命题,从而构…     

“象”的两层意涵与“言象意”关系——从《易传》到王弼

《易传》中的"象"字具有两层意涵:一指内在于《周易》古经文本的卦爻之象,二指外在于古经文本的自然、人事之象。在《易传》论"象"诸语中,此二义参差并见。相较于涉乎古经之外的后者而言,前者直观地纯然存于古经之内,更加反映了古经文本的本质特点。因此,较之杂用"象"之二义以至于招致混乱的王弼"言象意"之说而言,《易传》"言象意"之说专门论述卦爻象与"言""意"间的关系,是一种更贴合古经本质特点的学说。     

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弘扬易学精神的伟大创举

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弘扬易学精神的伟大创举子先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本书象《周易》这样，引起人们如此长期的普遍的关注，被一代又一代的学人传习；没有任何一本书象《周易》这样，对中国文化的各个层面产生如此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但是，《周易》强大而又永恒...     

谈谈玄学中“名教与自然”问题和“有无”之辩的关系

五月暮春在太湖之滨,我有幸参加了海峡两岸学者的谈玄会。会上围绕着玄学的主题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辩。一种意见认为,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魏晋玄学的主题;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有无之辨是玄学的主题。我在会上支持了后一种意见。会后回到了学校,一面忙于教学,一面又在脑海中经常思考着这一问题,总感到这一问题十分重要,且又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两种意见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我在《三国两晋玄佛道简论》一书中,也已提出了玄学“以辩论‘有无’问题为中心课题”的思想。同时又肯定了玄学“以讨论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为其哲学…     

易、道相关"舆"象索隐

物象、象喻在<易经>和道家文献中的大量运用,不仅表现为一种修辞手段,而更表现为一种思维方式.破解其中的象喻是探得这些经典文献的理蕴以及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所必须的.道家文献与 <易经>在相关于"舆"象的象征意义上有很多相互关联之处.本文在道家思想受<易经>影响的认识基础上,对<易经>中的<坤>、<姤>、<剥>、<大壮>、<乾>等卦与道家文献的相关车舆之象的象征意义进行相互阐发,并据以对<易经>与道家文献中涉及到车舆之象的文句进行诠释,以此探讨道家文献与<易经>在内在思想上的异同关联.     

论马一浮"六艺之学"视野中的易学研究

作为现代新儒家早期思想的代表人物,马一浮先生提出了以儒家"六艺之学"统摄天下诸学的主张.这是马先生的一个创举,体现着他对传统儒学有意识地改造和发扬.作为"六艺之学"的一个分支,易学研究在马一浮先生的学术研究中无疑具有着"本体论"地位和作用,它所体现的"心之本体",不仅是"六艺"所自出的本原,也是"六艺之学"共同的目的和归宿.     

邵雍先天易“天地自然之数”一解——对冯友兰先生《邵雍的“先天学”》的两点补充

作者通过对冯友兰先生《邵雍的“先天学”》的两点补充,认为．邵雍“先天易”图的六十四卦卦序按二进制六位数的大小依次排列而来．此即是宋代道学家所谓的“天地自然之数”。作者由此进一步揭示了先天卦序与阴阳生息的卦气思想之同．在一定程度上的某种暗合与实质上的相互矛盾。     

"元气"演化史观--《易纬》的自然史观研究

"元气"演化史观是<易纬>历史观的重要内容.本文论<易纬>的"元气"演化史观即自然史观,强调<易纬>对<易传>"太极生化"说的发展与改造,探讨其"五气渐变,是为五运"的自然史观对自然演化过程的物质前提的肯定,从"象"与"数"的角度讨论其自然史观的哲学性质,肯定其具有的一定的合理性.     

《周易》"童牛"之"童"表"去尽"义说商榷——答廖名春先生

廖名春先生的文章认为"童牛"之"童"为动词,表"去尽"或"脱尽"义。本文认为廖文无论在材料运用上,还是在方法运用上都存在问题,《周易》"童"有"去尽"义之说不能成立。     

从战国楚简看通行《周易》版本的价值

作者通过比较今本和楚简<周易>,认为战国楚简与今本<周易>无论是卦符、卦名,还是卦爻辞,整体内容和文辞意义都没有很大的差别.今本虽然经过后世整理,但是文字上仍保留了许多与战国本完全相同或意义相同的文字,这种今本与战国本相关联的事实,无可争辩地证明了今本仍然是<周易>各种版本中最重要的版本,今本整体上优胜于战国本和其他本,其权威性并没有因为近几年许多<周易>文本的出土而削弱和动摇.当然,今本并非十全十美,个别地方仍有错误,不必盲目崇拜.还有个别字的意义,今本不如战国本更清楚.     

论《苏氏易传》的"卦合爻别"说

苏轼站在义理易的立场,从卦爻结构的角度直接阐明了其解易宗旨.他在解卦中多以"卦合而言之"、"爻别而观之"以启文端.这就是<苏氏易传>在解卦实践中提出的"卦合爻别"说.我们可以从苏轼易学的立场、苏轼对易学史上卦爻结构观的考察以及对"卦合爻别"方法的实际运用,来理解苏轼在卦爻结构观上的"卦合爻别"说.     

帛书《衷》篇"《川》之详说"章新释

帛书《衷》篇"《川》之详说"章,是研究孔子《坤》卦思想的重要文献.从目前对此章的校释研究看,很多疑难辞语未得其解,需要进一步疏通解读.在此章中,孔子以灾异观念释《坤》卦辞"先迷后得主","学人"当训觉人,使人觉悟之义;孔子以周代"保傅"制度释《坤》卦辞"东北丧朋,西南得朋,吉",以及初六爻辞"履霜,坚冰至";"非吉石也,亓口口要诚与贤之胃也","吉石"当训告所,言不是告诉方所的,而是讲得贤的;"小事时说","时"当训待,言待时而说;"知勿过数","知"当训交接,指文柔之人与君主交接,不急迫,不促狭;"文人内亓光,外亓龙","龙"训宠,荣光之义,言文柔之人内藏光华,自然外显而有荣光;"隐文且静","静"当训情,言内隐文德,中心笃实.     

以《易》明"道"的易学史观--郭雍易学史观研究

郭雍是兼山学派的代表人物,学术思想属于程门支流.郭雍秉承义理解易之风,推崇二程、张载而又自成一家.郭雍反对象数派的<河图><洛书>衍生大易的观点.他认为<易>为圣人明道之书.到了春秋时期,大道不行,卜筮成为主流.<易>为包羲、文王、周公、孔子四圣人所作.对"道、象、数"的关系,郭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郭雍还认为汉代以来,象数之学附会于<易>,圣人之道熄灭无传.直到程颢、程颐、张载三先生发挥易理精奥,圣人之道才得以重现.郭雍的父亲郭忠孝是程颐的学生,郭雍作<郭氏传家易说>的目的就是继承程颐和其父的解<易>传统,阐明圣人之道也.     

汉晋《论语》注的援《易》解经特色

在《论语》注释史上,援引《易》之经传以注解《论语》,是汉晋时期《论语》注释的突出特色。本文比较全面、系统地考察了这一时期援《易》注经的必要性、可能性、分类及其各自特征,并通过考察援《易》解《论语》中的孔子形象进一步加以补证。深人探讨汉晋《论语》注中的援《易》注经及其所彰显的时代风貌,并从中管窥孔子形象及其流变,既能显微出两汉经学与魏晋玄学的学术传承及其转向,更可对后者的中心问题——圣人观及其玄学家所发挥之玄学新义有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