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基雅维利的国家理性论

在西方近代国家理性学说的发展史上,马基雅维利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他关于政治行为之目的、手段、结果以及政治情境中“必然性”的论述,揭示了国家理性学说的基本要点;他对宗教、道德、法律与政治之间关系的阐述,表明他是现代国家理性学说的开创者;围绕“马基雅维利主义”所产生的争论事实上都与国家理性问题本身的困境紧密联系在一起,关于马基雅维利思想的各种诠释进路与他的国家主义本身是相容的.     

"国家理由"还是"国家理性"——思想史脉络中的"reason of state"

作为现代早期政治思想史的核心概念,"国家理性"与现代早期西方世界的理性化是联系在一起的,它意味着工具理性(国家理性是其重要表现)取代传统的"道德理性"居支配地位.在当代中国学术中,国家理性没有在中文语境下获得恰当的呈现.     

性别正义与秩序伦理:女性主义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批判与建构

秩序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诉求,也是国际关系的核心议题.当代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只有通过分析国家行为才能获得对世界秩序的确当认知,国际关系的正义就是国家间的正义.女性主义认为,性别正义是实现世界正义的基石,只有把性别伦理引入国际关系领域,才能真正奠定世界秩序的正义基础.对于后冷战时期世界政治生活的现实而言,女性主义的观点为未来世界秩序的重构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方向.     

国家的性别——西方女性主义国家理论选评兼论其在中国的运用

国家的性别在政治社会学中是一个被忽略的命题,而在女性主义研究中则属于理论化程度比较低的主题。本文将选取西方女性主义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国家理论——佩特曼的性别契约论、麦坚伦的国家物化论和布朗的国家创伤论——进行述评,分析性别在国家起源,结构以及运转中的形构作用;并以这些理论为基础来重新解读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国家与女性的关系,以及在市场转型背景下实现性别平等的可行路径。     

社会运动研究的国家-社会关系视角

政治机会结构理论是西方社会运动研究近30年来的主流范式.但此理论是基于西方国家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所归纳出的经验理论,在解释西方早期社会运动和非西方国家的社会运动方面,存在着自变量和因变量范围过于狭窄、解释能力不足等缺点.本文指出,国家主义理论以及后来进一步发展的国家-社会关系视角是研究社会运动的替代性范式.国家-社会关系清楚定义国家性质、社会性质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对于认识作为集体性抗争政治形式的社会运动具有重要价值.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中国主流大片中的国家形象

由于中国国力显著提升,中国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在银幕上塑造中国大国形象,呈现中国精神、中国风范已成为中国向世界展示自我的一种有效方式。然而由于中国电影“社会主义性”的独有发展历程,使得中国主流大片在国家形象塑造方面存在一些固有的通病,比如部分主流大片中国家形象概念化,叙事时间设置非当下性等。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美国电影在银幕上成功创造出“美国梦”和韩国影视“韩流”汹涌席卷整个亚洲乃至世界,为中国电影在国家形象的塑造方面提供了可鉴之处：中国主流大片中的国家形象应润雨细无声,正如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本质范畴的重建及反思的现代性

在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性是以人对“神”的反抗开始的:人把自己虚幻中观念化的超自然力量拉下了神坛,把人及其理性放在了原来上帝的位置。原来以神圣天意为基础的世界秩序和道德秩序,不得不让位于以人的“理性”为基础的关于自然和社会的知识。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实质上就是人的     

国家中心范式创新价值的追问与反思——对多视角学术批评的考察

国家中心范式推动了从行为主义到新制度主义的范式转变,同时也遭受到多方面的学术批评。行为主义者提出了该范式仅仅是“缺少创新的重复”的反批评;有社会中心论倾向的学者则从因果机制偏重的角度,批判其具有独断论倾向;有批评认为该范式对国家自主限度的分析仅停留在条件性层面,未能对国家合法性予以足够的重视;新制度主义则认为该范式对宏大事实的微观基础考察得不够深入,导致制度结构与个体选择的断裂。通过追问和反思,我们旨在对国家中心范式之创新价值进行再考量,并在相互对照的意义上把握其理论特质,以更强的知识自觉创新发展现时代的国家理论。     

焦虑、中国特性与国家认同

论文致力于从三种不同的焦虑出发分析中国的国家认同.本体论上(对命运、死亡)的焦虑、精神上(对空虚、无意义)的焦虑、道德(对罪过和谴责)的焦虑,构成三种基本的焦虑.焦虑Ⅱ在西方发达社会更普遍,造成政治冷淡;而当下的中国对焦虑Ⅰ更为关注.焦虑主体在中国更多不是自立个体,却更多是国家.国家的哲学根基与其说是自立个体,不如说是履行发展功能、富强功能的“天道”.国家高于、优先于个我,国家的富强成为近代以来深感屈辱的中国人首要的希冀.相比于西方式的民主、平等理念,富强、统一、发展、繁荣,更成为国家认同的基础与标准.国家认同不单具有狭义的政治性,更与经济发展、文化、语言、历史的认同密切相关.中国国家认同的特殊性不能仅仅依据西方的国家观予以求解,也须同时充分考虑传统的天下观的作用.创建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新式现代化,这个困扰过德国、俄国的问题,客观上成为中国的关键问题.中国不以特殊性对抗现代化的普遍性,而是在普遍性与中国特色的融合中谋求这一问题的求解.     

国家正当性与国家证成 ——对西蒙斯政治正当性理论的一个检讨

在西蒙斯的政治正当性理论中,国家证成与国家正当性的区分是其核心内容。这一区分代表着对政治正当性基础的某种理解。按照这种理解,国家的正当性只能来自于个人真实的同意;国家所具备的客观道德成就无关于其正当性。这种理解过分强调了政治正当性基础的主观面向,忽视了客观面向的重要性。事实上,政治正当性必定同时存在主观与客观两个评价维度。主观维度指向的是民众真实的态度和意向,而客观维度指的是政治组织和机构呈现的客观道德业绩。正因此,国家正当性与国家证成的区分并不完全合理。国家正当性与国家证成并非两个全然独立的变量,确立国家正当性的道德根据包含了证成国家的道德根据。     

论民族道德与国家道德

在民族国家特别是多民族国家中,如何看待并处理好民族道德与国家道德的关系,是一个事关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大问题。从民族道德与国家道德的关系看,民族道德统一于国家道德,民族利己主义是为国家道德所不容的,民族道德与国家道德的最高原则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必须用前瞻性的战略眼光来看待并认识这一问题,因为它事关民族与国家的长远利益,对构建和谐民族、和谐国家、和谐社会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论教师国家德性形象的四层逻辑建构

教师公德有国家理性的内在要求和约束,师德凸显了教师的国家德性形象,教师是国家形象的象征和体现者。教师的国家德性形象体现为国家智德形象、国家道德形象、国家风范形象和国家至善形象四个方面,师德建设须以此四层逻辑为过程而建构。师德以国家学问的最高水平为内容要求教师不断提高自身的智德水平,师德以国家德性的最高标准为内容要求教师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平,师德以国家风范的外在展示为内容要求教师言行一致、表里合一和谨言慎行,师德以国家至善的最高境界为内容要求教师体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希望而达到至善至美的图景。     

自由贸易和国家的道德

有一位过分热心的外交家曾经说过,“国家没有道德,只有利益。”因此,我们看到国家的理性有时比道德规则得到优先的考虑;一位漂亮的美人儿到美国国会的一个委员会来作证,重复了无疑是别人对她说过的话:“有时候应该善于置身于法律之上”!在一个毫无节制地运用国家的理性只能导致令人再也不能容忍的暴力行为的时代,我们来估量一下这些说法在多大程度上可能是轻率的。一种长期的和有风险的利益考虑国家之间的关系日益复杂只能增加某种利益考虑的困难,这种考虑从来就不能全面地指导它们的政策。事实上,要使这种考虑能够指导政策,就应该考虑每一个行动的结果,而且因为小事情有时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不应该忽视任何“克莱奥佩特拉的鼻子”。掌握权力的人在固执地     

社会认知取向的道德认同研究

德性是人之自我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十多年来,作为个体认同形成和道德发展的汇聚之处,道德认同(moral identity)引领了广泛的研究.其中社会认知取向作为主流范式,为道德认同的理论和测量提供了深厚的基础.该范式之下,当前的道德认同研究的前沿主要包括道德认同与道德行为的关系、道德认同的形成与发展、道德认同与环境的关系等议题.展望未来,该领域的研究需要在道德认同的个体发展(尤其是儿童和青少年)、理论整合以及生态化等方面作进一步探究.     

哈贝马斯晚近道德哲学对康德道德认知主义的修正

哈贝马斯晚近道德哲学赋予具体的民族—宗教生活传统的感性直觉以“道德动机”的地位,从而否定了康德道德认知主义“道德之外没有道德动机”的经典判断.但是动机概念的引入并没有动摇理性的自由认知对道德形成过程的决定作用,相反,“感性的道德动机”重新被“理性的道德认知”所整合.     

国家的政治本质与政治的道德基础

人类社会历史上出现过多种无政府主义观点,它们缺乏对国家功能的正确认识。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国家的出现是必然的,对人们的社会生活有着重要意义。国家的政治必须具备道德基础,而“互利”“相互性”和“公道”模式在提供按正义原则行事的主观动机方面都有其局限。应该从国家作为最高伦理实体的角度走出契约论正义观的困境。     

试论国家的道德干预

国家对人们的道德生活进行干预 ,具有合法性 ,由此产生国家的道德职能 ;还具有合理性 ,即国家的存在有助于促进个人美好的道德生活。现代国家的道德干预是按照科学规律进行的 ,其特点是干预能力和干预范围都是有限定的。对国家的道德干预本身也要进行限制 ,这种限制的方式主要有 :对立法的限制 ,对权力本身的限制等。国家对人们的道德生活所进行的道德干预 ,主要是通过调节道德关系、安排道德行为等来进行的。     

社会中心论的范式特质与多重进路——以国家中心论为比较对象

理论范式作为解释社会政治事实时所形成的框架结构,其理论范畴集中体现着社会科学的抽象性,其因果机制凸显了解释进路的多重可能性。社会中心论和国家中心论分别以"社会"和"国家"为理论内核来探究社会事实中的因果关联,开放出"由社会解释国家"和"由国家解释社会"两种相互对应的知识进路。在国家中心论的视域中,政治多元主义、结构—功能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理论范式都呈现出"以社会为中心"的范式特质,在多重分析进路背后具有共同的理论逻辑。社会中心论的范式身份在与"国家中心论"比照中得以确立。以此为范例分析不同范式的差异和同一范式之多重进路,能够使我们形成理论范式的认知自觉,从而更好地理解既有的理论,进而创生出新的知识。     

理性与美德：当前道德教育的贫困与反思

中国当下社会道德状况的主要问题表现在:纪律精神匮乏,人们对道德规范没有服从意识;社会成员之间依恋感丧失,彼此冷漠、互不信任;道德自主性滥用,道德虚无主义盛行.这些问题的主要根源在于,现行道德教育范式存在目标设定上的偏差,即道德教育没有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从美德德性范式转向理性规范范式.过高的道德教育目标没能为当下市场经济中的利益主体指明一套公平、公正的利益冲突解决机制,造成了道德教育的虚浮化.为解决这一困境,迫切需要树立道德教育的层次论观念,转变道德教育范式,优先发展以理性计算为核心的规范道德教育,并在此基础上有限开展精英式的德性范式教育.     

从“思想实验”到“科学实验”:道德研究的新路向

传统哲学借助哲学家的“思想实验”对道德进行研究,新近兴起的实验伦理学采用“科学实验”范式来探索伦理问题,特别是致力于道德判断、道德行为、道德责任和道德价值的心理模式与认知机制研究.作为一种用实证方式探索伦理问题的有益尝试,“科学实验”的应用能够拉近“应该”与“是”的距离,使科学与人文走向合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