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游本昌先生话济公

在佛教的诸多人物中，济公可算是家喻户晓的一位。尤其在游本昌拍了济公电视剧，唱出了“鞋儿破，帽儿破……”那样一首歌之后，更称得上老幼皆知了。不过真正了解济公这位罗汉的人，我想并不很多。而那破帽、破鞋，喝酒吃肉的形象不仅引起过许多人的误解，也曾招致佛教界人士的不满。这一情况对于探讨佛教艺术是很有意思的。这便是我想说说济公的目的。济公原是道济禅师，是宋代临济宗的僧人，据说他“性犯额．嗜酒肉，八号济颠”。关于他的传说在江南流传颇多，流传影响较大的书有《醉菩提》、《施公案》等，以后许多描写济公的作品大都源…     

“隐逸”与权力语境下的姚兴劝道恒、道标罢道事件

姚兴劝道恒、道标罢道一事表明,当僧团、僧人成为政治的吸纳对象时,传统仕隐观念以及在这一观念影响下形成的隐士与权力的互动方式,深刻影响了权力对沙门在王道政治中之定位、沙门参与政治之态度、吸纳沙门参与政治之途径的理解.对于权力类比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得出的判断,沙门的回应并非简单的“不仕”,而是从经教出发,阐发了沙门理解中的“...     

奔向明天的辉煌

我想，在座诸位对拿破仑一定不陌生，他那只有一米六几的小个子，和他那句“不想当将军的士兵，就不是好士兵”的豪言同样的著名。诸位可能会误会，以为我是来介绍拿破仑的，或是来评论那句名言的。不是，我是想引用拿破仑在两百多年前对中国的评价。他说：“中国是一头沉睡的雄狮，我们祈祷它不要醒来。否则，它将使整个世界地覆天翻!”     

浅谈禅文化对日本建筑的影响

禅宗，又称宗门，汉传佛教宗派之一，始于菩提达摩，盛于六祖惠能，中晚唐之后成为汉传佛教的主流，也是汉传佛教最主要的象征之一。其核心思想为：“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意指透过自身实践，从日常生活中直接掌握真理，最后达到真正认识自我。禅宗佛教在1192年从印度经中国传到日本，僧人荣西在日本建起了第一座禅寺，禅宗佛教吸引了武士阶层，并迅速渗入到日本人的生活当中。     

网球明星成为普通僧人北大核心CSSCISSCI

2005年12月初,泰国著名网球选手斯里查潘将不再是“亚洲第一”的网球高手,而是一名普通泰国僧人。在泰国,成年男子一生中必须剃度修行一次,以体会佛教的意义。但斯里查潘多年“征战”国外,一直没有时间履行这个“义务”。直到今年,他状态下滑,赛季提前结束,才有机会走进寺院。他说,“我希望在七天的清修与禅思中,找到明年重返巅峰状态的方式。”     

日本茶道里千家

一、日本茶道简史 日本人饮茶的习惯是从中国大陆传过去的。据日本有关文献记载,圣武天皇时的天平元年(公元1729)就曾举行过“行茶之仪”。 盛唐时,日本曾派遣了遣唐使和留学僧人来中国学习。这些遣唐使和留学僧人在回国时将中国的茶和饮茶的习惯带回了日本。在唐朝,中国已有了饮茶的习惯。     

民国佛教的义学创新

民国时期佛教义学的创新主要有老派高僧的“推陈出新”、居士佛学的“返本开新”与新派僧人的“综合创新”三种方式。谛闲、印光等老派高僧积极投身于讲经说法、弘宗演教之中,以复兴隋唐祖师的学修为己任,使这些久成陈迹的宗派在民国时期气象一新。以欧阳渐为代表的居士佛学以经典研究和教理疏理为入手处,大力批驳中土流行的“相似佛教”,寻绎深蕴在佛教经典中的“真实教法”,希望返回印度佛教本来面目。以太虚为代表的新派僧人在义学上综合佛教在历史上和世界各地的长处,主张以禅宗为主体,发掘中国佛教各宗的优点,借鉴世界各地佛教的经验,使中国佛教发展到人生佛教的新阶段。民国时期中国佛教三大派别的义学创新各有悠致,而尤以新派僧人的综合创新最为成功。     

利玛窦佛教观的日本来源及其在中国儒家上的应用

从16世纪起,西方传教士就试图理解佛教。最早,他们认识了日本佛教,而他们对日本佛教的理解塑造了他们对亚洲其他地区佛教的理解,更旁及对其他宗教及学派的理解。因此,利玛窦关于中国佛教的理解不仅仅在他跟中国僧侣的来往中被塑造起来,并且也受到了在日本传教的其他耶稣会士的深刻影响。利玛窦按照范礼安的思想框架来理解中国佛教,并且采用同一个框架来理解宋明理学。不过,对中国古代儒家,利玛窦摆脱了这种框架,形成另一种理解。     

法显西行起始及归国时间考--兼论“南国律学道士”

佛教东传后,我国西行求法的高僧代不乏人,其中东晋时期的法显法师“创辟荒途”[1],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批到达印度的僧人,而且是第一位从陆路去、海路回的僧人。本文就法显西行求法的起始时间、归国时间及与之相关的“南国律学道士”等问题作一考察。     

从“性实同源”到“形同异域”——“唐决”视域下中日天台宗“无情有性”思想的分途

“唐决”是记载古代中日两国友好交往的重要历史文献,也是中国文化和平向外传播的生动案例,见证了中日两国纵贯千年的文明互鉴。湛然的“无情有性”思想随着最澄入唐求法而东传至日本,引发了日本天台宗的疑问和探讨。“唐决”记载了中日天台僧人对于“无情有性”思想的不同理解和阐释,由于日本天台宗的主张未曾获得中国天台僧人的认可,“无情有性”思想在日本融合其他思想后发展为“草木成佛”思想。双方对于“无情有性”思想的各自关注可谓“性实同源”,而在传承过程中各自分途则是“形同异域”。     

中国佛教写经与日本书道

佛教传入中国,大量佛教经典的汉译也同时开始。汉文佛教写经成为普遍现象。随着佛教的东传,汉文佛教写经也流入日本,于是日本便开始了写经活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汉文佛教写经实际上启蒙了日本书道艺术。隋唐时期中日两国学者、僧人的频繁渡海,传法求学与佛教书法及碑帖名迹的大量东渡,缔造了以“三笔”为代表的第一代日本书法家,标志着日本书道艺术的真正确立。     

佛教界应予重视的这一股潜流

近年，从佛教刊物和实际接触中都反映出中国佛教界出现了一股“学习日本佛教，走日本佛教道路”的潜流。这股潜流从两个主面冲击：一是破坏我国汉传佛教要求僧人务须“僧装、素食、独身”的根本规定。日本出家人有相当部份聚妻生子、饮酒食肉、穿着西服、不讲戒律。颇受我国不守戒僧人的欢喜。《警钟》一文 (刊于《台州佛教》 1998年第 6期，总第 124期 )揭露：“现查 W市重点寺庙已有四个中青年出家人还俗，颇有名望的开如印经会负责人——九华山沙门开如又于去年还俗。”据闻，我国沿海一些城市的僧人白天在寺内，晚上则回自己的私宅过…     

黄龙慧南“开法同安”考

史载黄龙慧南“开法同安”,今人将“同安”注解为“福建省同安县崇胜寺”,如《中国佛教》“黄龙派”(作者黄忏华)、《禅宗:历史与文化》“禅宗大意”(作者正果法师)都是如此。我认为,这种注说有误,“同安”应为今江西省永修县同安寺。慧南为临济宗黄龙派祖师,而且,其法嗣祖心之六传为日本僧人明庵荣西,归国后创立日本禅宗(临济宗),故黄龙派无论在中国佛教史还是日本佛教史上都占有十分显要的地     

五台山佛教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和发展

中国五台山的佛教文化对东亚所产生的影响非常深远,从唐宋时期至五台山巡礼求法的日本僧人,和五台山有着缘源关系的日本寺院,在日本流传的五台山文殊像以及东大寺的“四圣御影”等四个方面,论述了五台山佛教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和发展。     

日本佛教戒律的历史变迁

００２年第６期总第２１４期１９９２年９月在南京宝华山隆昌寺举行了３５年来的第一次授戒法会，去年６月圆寂的茗山法师担任得戒和尚。来自中国各地以及海外的近千名僧侣前来受戒。我有幸作为唯一的日本僧人参加了此次盛会，深深地感到戒律的传统在中国大陆已被继承和复兴起来。从那以来，我作为戒弟子，每年都要去中国参访，每次都要拜访茗山法师。有关与法师的交往详情，在去年９月的《香港佛教》上曾以《继承茗山法师的遗志》为题作了介绍。去年３月，我看望正在无锡华东疗养院疗养的法师时所作的采访，也在日本的佛教报纸《中外日报》…     

广、狭“格义”与道安的佛学诠释思想

“格义”是佛教传入中国初期中国人对佛教的一种理解方法，可分为狭义“格义”与广义“格义”两种。就东晋道安的佛学诠释思想而言，他针对小乘毗昙学多涉及名相概念的“事数”而采取了狭义“格义”的解经方法，对大乘般若学的“性空假有”思想则采用了广义“格义”的诠解方法。道安通过灵活使用两种不同意义的“格义”方法，促进了小乘毗昙学和大乘般若学在中土的广泛流行，特别是他在研究方法上从狭义“格义”转换到广义“格义”,显示了中国僧人在促进印度佛教中国化和建立中国佛学理论上的努力，这为我们当代中国佛教和宗教学研究的现代性转换提供了参考。     

将此深心奉尘刹——赵朴初居士佛教生涯一瞥

中国佛教协会前任会长赵朴初居士逝世转眼就是五年了!1996年1月,他曾大病一场,几乎离去却又回来了。历经生死,他口占了一首诗:一息尚存日,何敢怠微躬,众生恩不尽,世世报无穷。这是他真心的流露,也是他一生的写照。他的一生就是这样精进不息。他常常问别人:“你信佛吗?”有人立即给予肯定的答复,也有人红着脸支吾起来。答复肯定的人不一定真明白“信”字的内涵,支吾难言的往往是既不明白信佛是怎么回事,又不愿随便敷衍的老实人。赵朴初居士对这个“信”字是认真而明确的。他说:“信,首先是对佛的信任,然后认真去理解,理解后便要去行,最后从行…     

则旭法师：在音声中与佛法结缘

初见则旭法师，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在此之前我对他有所耳闻，这位僧人致力于中国佛教音乐的推广和发展，曾多次受邀到国内各处佛教圣地演出，也曾作为特邀嘉宾出访国外进行表演，演唱的佛教歌曲广受海内外听众的好评。见到则旭法师那天，他身着一袭灰色僧衣，目光清亮通透，声音柔和有力，就像他演唱的佛教歌曲一样，给人带来平和喜悦，让人见之、听之便会缓缓升起对佛法的信心。     

井上圆了与蔡元培宗教思想的比较研究

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蔡元培早期曾致力于从日本引进西方近代学术,尤其是在关于哲学与宗教、宗教与科学的关系等问题上深受日本近代佛教哲学家井上圆了的启发.但井上是以“科学”的方法和“哲学”的逻辑来论证“宗教”特别是佛教的意义和价值,而蔡元培无论是主张“佛教护国”论还是“科学救国”论,都是以把中国建设为科学与民主的现代化强国这一政治诉求作为出发点.蔡元培与井上圆了的宗教观是他们各自所处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的折射与反映.     

他人不是我

道元,是位日本和尚。他是将中国禅宗引到日本生根发展的第一人。他到中国参禅时,一次,看到一位背曲如弓、眉自如鹤的老僧,正头顶中午的炎炎烈日,十分专注地在晒干菜。道元问：“你这么大年纪,为什么不叫年轻的和尚来晒呢？”老僧回答：“他人不是我。”道元说：“瞧,这中午的天气多热呀,你不觉得太劳累了吗？”老僧十分平静地说：“现在不晒,什么时候才是晒干菜的好时辰呢？”老僧的话,让道元心中一亮。之后,道元一直将“他人不是我”当作开启心智的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