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老子神化现象考

汉代老子神化现象考碣石汉代在中国思想史和宗教史上均占有特殊地位。汉代是中国思想大融合大发展的时代，是中国道教起源和形成中的重要历史阶段，老子的神化是这个起源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文化现象。本文拟对老子神化现象的社会根源，及相关文献和考古资料进行考察，从新...     

道家思想与汉代学术

道家思想发展到汉代，对汉代的学术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道家的气论学说衍变成了元气说，并以此形成了宇宙论的体系；道家思想与儒学相融合，使儒学的理论思维进一步深化并发生了某种程度的转换；道家思想向经学的渗透，有效地消除了汉代经学的非理性因素，增强了经学的理性成分；道家思想也为汉代的社会批判思想提供了理论武器。     

《两汉思想史》简介

继《先秦社会和诸子思想新探》之后,祝瑞开先生又奉献出他的新作《两汉思想史》。无论就宏观与微观而言,都有新颖而独到的见解。按照通常的见解,与其前后的先秦和魏晋的广博和深邃相比,往往有两汉思想淡而乏味,无需多品尝的感受。作者潜心研究汉代社会与思想之后,发觉事情并非如此。“在我国思想史上,汉代是一     

汉代经学与魏晋玄学——论我国前期封建社会中官方哲学的演变

汉代经学与魏晋玄学是我国前期封建社会中先后两种形态不同的地主阶级官方哲学,在中世纪历史舞台上统治人民思想长达五、六个世纪之久,并且长期地影响了后来我国哲学思想的发展。探索一下我国前期封建社会中官方哲学从汉代经学到魏晋玄学的演变,对于了     

汉代诸子学与汉代学术--兼评《汉代诸子与经学》

“合”是汉代诸子学的一个重要特点,但是“合”不是“大杂烩”,而是指各家彼此渗透、相互吸收和融合。正是这种思想的整合以及在整合基础上的发展,才形成了汉代诸子学“多元一体”的特征。两汉时期的政治社会因素不仅为诸子之学的发展提供了社会土壤。还直接影响诸子学的发展方向,使汉代诸子与先秦诸子有截然不同的表象,在两汉历史发展过程中明显表现出阶段性特征。     

论汉代儒学对医学的深层影响

论汉代儒学对医学的深层影响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西安７１０００３）田树仁对比一下仓公“诊籍”和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我们不得不承认汉代是我国医学由不成熟向成熟长足发展的时代，这时儒学定于一尊。马克思主义认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     

论汉代法律的儒家化

先秦儒家法律思想自创立完善后,其中的治世功能并未受到统治阶层的重视。汉武帝时期复杂的政治局势迫使他废除汉初“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董仲舒适应统治阶层的需要,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改造,形成一套神学化了的新儒学体系。在其建议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开始了汉代法律儒家化的历史进程,使汉代的法律在司法、立法、民事、刑法原则等领域逐渐儒家化。     

汉代言论罪的特点及其形成背景

汉代的言论制度一方面承袭并发展了秦代言论罪的基本类型;另一方面,统治者对言论的管控始终在偏松与偏紧之间摇摆,表现出一定的不稳定性。究其社会历史原因,乃是因为汉代言论制度是在总结秦代"二世而亡"教训的基础上,并在适应高度集权的专制体制需要的过程中形成的;而究其思想原因,则与汉代王霸兼用、儒法并举的政治思想紧密相关。     

略论汉代墓室建筑的伦理意蕴

作为灵魂不灭思想和祖宗崇拜的产物,墓葬自产生以来便得到世人的重视,这在诸子尤其是儒家孝悌观念影响深厚的汉代社会尤其如此。汉代墓室建筑的形制、构造、装饰特征等,反映了人们对于死后世界的一种认识,表达的是生者对死者的尊重和追思,反映了汉代社会生活中的等级观念、生死观念和孝敬观念。     

汉代的“谣”与社会批判意识

当我们考察汉代的社会与思想时,会发现汉代史籍中记载的大量的“谣”与当时的社会特别是政治生活密切相联.这些“谣”往往以曲折的方式对后来出现的政治事态作出预言,表达了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体及一般社会民众对社会政治问题的态度,因而它们构成了汉代社会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里,我们试图通过几个具体的例子对汉代作为预言的“谣”所表现的社会批判意识作一简要的说明.     

论汉代法律思想与法律制度的变革

在汉代,法律思想与法律制度均发生了重大变革,这一变革奠定了“中华法系”的基础,儒家道德思想从此成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流。汉代的法律变革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道德的法律化,二是法律的自然化。前者是针对法家“不道仁义”即排斥儒家道德的立法思想和汉代的“非礼之法”──《汉律》而进行的一场变革,通过“引经决狱”和据经义编撰判例法典（如《春秋决事比》）以及通过“据经解律”而编撰法律解释著作（如郑玄章句）等方式把儒家道德精神引入司法和立法领域,从而改变了汉代法律文化的风貌。后者是针对法家否定法律生活的自然根据的思想和制度而进行的一场变革,汉儒借鉴了“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维模式,为汉代的法律生活赋予了神秘的自然根据,并由此开启了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之自然化的传统。     

汉代公羊家政治考量的伦理向度

汉代公羊家认为,孔子所作的《春秋》,将"政者正也"的政治伦理诉求贯穿其中,蕴涵了丰富的"正名"思想,体现了鲜明的政治伦理旨趣。公羊寿分析名号书写法则,凸显了政治伦理批判;董仲舒深察名号伦理意蕴,彰显了政治伦理要求;何休解诂名号礼制规定,突显了政治伦理制度。汉代公羊家继承和发展了孔子"善的政治"理念,力主实现"政治的善",成为汉代政治伦理文化的一个范型。     

汉代象数易学的理论价值与历史地位

易学发展史上的汉代象数易学,就其理论形态、思维方式、思想特征而言,具有鲜明、典型的时代性与范导性.作为汉代经学核心的有机组成部分的汉代象数易学,对汉代哲学与文化、社会与政治等方面,都产生了广泛与深远的影响.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汉代象数易学在易学与哲学史上的理论价值与历史地位的认识,或者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或者缺乏客观公允的评判.本文从"立足《周易》象数系统,确立天人之学新形态"、"深化儒家社会政治思想,强化政治指导功能"、"深化整体性和谐理念,凸显和谐价值理想终极诉求"等方面,深入地分析并揭示了汉代象数易学的理论价值与历史地位.     

儒家思想下汉代女性服饰审美

汉兴以来,儒家思想一直较为活跃,武帝之际,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确立了社会的正统思想。儒家思想逐渐在社会各层传播,在这一传播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汉代服饰的审美取向,形成了汉代服饰审美文化。汉代女性服饰作为汉代服饰体系中的一大分支,其丰富的服饰类型承载了汉代深厚的文化哲理,是研究汉代服饰审美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汉代女性服饰审美的形成、标准与特点直接影响着人们对汉代服饰的认识,以汉代女性服饰为研究点,探索汉代女性服饰审美取向产生的原因,并总结出汉代女性服饰的审美标准与特点。     

汉代经学吸纳阴阳五行说的原因及其历史意义

汉代经学的基本特征是经学与阴阳家说的结合 ,即经学的阴阳五行化。任何有效的政治统治 ,都必须建立在对该统治合法性的信念上 ,并通过某种经典的确立或援引来完成 ;汉代政治信仰的重建为经学的发展带来了契机。董仲舒精研“五经” ,吸纳阴阳五行说 ,以《春秋》公羊学重构天人之道 ,促成了汉代经学的大变化。汉代经学吸纳阴阳五行说 ,不但是经学发展史上的一次新变 ,而且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对于汉代及其以后的思想文化发展都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 ,对此我们应当有较为充分的估计并作出适当的评价。     

阴阳五行思想对汉代设计艺术的影响

在"天人相通"、"阴阳五行"思想浸润下,汉代装饰艺术超越了现实的有限,上升到了涵盖宇宙终极的无限高度;不仅在时空上进行拓展,在内涵上也着力充实、丰富.这些艺术形象从古拙浑朴中飞动升腾起来,达到了"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从而形成了汉代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高度结合的艺术特征.     

图、型、境:汉代瓦当造物设计研究

通过对汉代瓦当图像与纹样、造型与形制、史境与意境三重维度的研究,可以发现汉代集造型、图案、空间环境三者为一体的造物设计思想。汉代瓦当的造物设计不仅有造物设计本体的考虑,诸如造型、纹样、色彩、材料、加工工艺等,也有其设计外围的思考,如形制、图像、思想、意境、文化等的传达。     

我国古代美术史中的汉代写实绘画研究

文章讲述了我国美术史的起源与发展,通过对中国美术著作的内容进行分析,探索出了汉代绘画的特点和其在当时所起到的教化作用和政治作用,研究了汉代写实绘画在物体形象上和绘画技法上的追求,以期能从我国古代美术史的角度来处理汉画的历史叙述,更好地继承和发扬我国传统美术学,感受我国传统美术中呈现出来的强烈感染力和创造力。     

论汉人义利观与汉代家庭关系

春秋战国时期的＂义利之辩＂成为＂百家争鸣＂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这个时期内形成的各派义利思想为汉代各种义利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汉人的义利观主要包括重义轻利或先义后利、重利轻义或见利忘义两种义利观。从两汉四百多年的历史来看,重义轻利的义利观对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汉代人们处理各种社会关系尤其是家庭内部关系的主流思想。本文即是对汉人的义利观与家庭关系进行初步的分析,以期对社会主义新型义利观的建立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汉代民俗与巫风初探

巫风兴盛是汉代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本文以宗教学、民俗学有关论著为依据，搜集了散见于各种典籍中的相关材料，对汉代民俗中的巫风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分析了汉代巫师活跃的经济诱因；并以巫医盛行、淫祀泛滥、解除与厌胜、数术为世人所崇信等方面，概括了汉代巫风的主要表现形式；还对汉代的各种禁忌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