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法自然与书法之美

在先秦诸子中,老子是最善于思辨和最富于理性的一个.这一点,我们可以拿他与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作一个简单比较.孔子为了实现自己"克己复礼,天下归仁"(1)的政治主张,从"现世的基本单位‘家'中的经验出发"(2),由家(齐家)到国(治国)再到天下(平天下),其中贯穿着一条极富政治色彩和道德功利的思想纽带--"仁".正是这种积极的"入世观",决定了孔子观察问题、思考问题的方法基本是形下的.而老子恰恰相反,他所尊崇的是超现实、超功利的"道",他不仅把"‘道'作为宇宙根本和宇宙规律的总称",而且"从宇宙的最高点‘道'的规律看待和思考一切",从而"标志了先秦理性化的完成"(3).庄子继承了老子的衣钵,并将他的思想发展到一种极致.     

论老子“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维模式

多数学者对于《老子》思想的研究,经常会特别关注老子提出的"道",着重于老子关于"道"之根源意义、形而上的探究;因而学界中以思维方法探究《老子》思想,属于较少的研究进路;而在探讨老子之思维模式的研究中,多会关注到老子的"辩证思维",如"正言若反"、"反者道之动"等观点,所以有学者直接以"正言若反"作为《老子》的思维模式的特色。不过,这些论述较不容易突显《老子》既探究天道、也分析人事的思维模式。在此以"思想单位"的研究方法,重新探讨《老子》的思维模式:首先,还原《老子》文献可能想要回应的问题,归结出老子经常回应的四个问题,即"如何治理天下?"、"如何修养自己?"、"道是什么?"和"要怎样处世?"等;其次,藉由情境构作、情境处理老子对于这些问题的回应,说明老子不仅重视探求宇宙的根源问题,更关怀人如何面对环境、如何处事的问题;最后,通过分析《老子》中关于"道"、"人事"的"思想单位",说明老子思想隐含着"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维模式。     

论王船山对道家治道的衍解与吸收

力辟佛老以复儒学正统虽然是船山治学要旨之一,但实际上,他对佛道有辟亦有传。不过,他对道家思想并非作纯学术的阐衍,而是站在总结、批判、弘扬、创新中华文化的高度来着力,侧重从社会历史生活中审视道家治国理念的功效及其经验教训。他称道老子清静无为、上德不德、守朴弃诈等主张;指责封建"德政""伤入尤多",认为去除僵化的道德教条则"天下自宁";主张为政者"顺物自然而无私",以柔治国;向往"自安"、"自育","胥相各得"的社会理想。以独特的方式吸收道家的治国主张并通过诸多史实验证其合理性。     

荣与辱

正老子云:"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这是老子的"荣辱观"。道家强调"功成名遂身退",说明道家并不炫耀"荣"。老子说得很清楚:"不自矜,故长。""荣"没有什么好夸耀的,一旦夸耀,可能就不长久了。老子对"荣"保持高度的警惕,他不是否定"荣",而是要求人们对"荣"怀有戒心。生活中常常有些人,一得意就忘形,对"荣"缺乏基本的戒心,     

《老子》道论的形上学诠释

<老子>的道论哲学兼有本原论和本体论的双重含义,还体现着中国哲学特有的"体用一原"的思维方式.老子尚未完全摆脱上古宗教神话意识的影响,他需要从理论上寻求一种"最古老"、"最神圣"的"母性"存在,导致了他的道论包含了本原论的内容;另一方面,老子时代已经发展出来的理性主义传统和他本人那超越常人的智慧又将他的哲学带入了高度抽象的理性世界,使得他的道论具备了本体论的特征.老子的哲学是"哲学"的,但不一定是完全"逻辑"的,但对于已经习惯于用概念和逻辑把握世界的现代人来说,则不得不用清晰的概念与逻辑去接近老子那终极性的"道".     

老子“以正治国”说新论

"以正治国"见于今本《老子》第五十二章,它既是老子总结三代政治、结合所处之世提出的治国纲领,同时也是老子进行形上思考后的产物。老子强调"正"的概念,论述"正"便是"合乎道",主张"身正"方能"国正";在具体行为上,他要求"为正"就是要"知止"。在这一方面,老子与孔子的认识并无冲突,相反通过把握两者的论述,便能更好的把握"以正治国"的真义。     

从“君道无为”到“上下无为”——君臣关系视域下《韩非子》对《老子》的诠释

《韩非子》诸多篇章受到《老子》思想的深刻影响，这不仅体现为其对《老子》语句的直接引用或化用，也体现为《韩非子》诸篇结合具体历史事件对《老子》的文本给予例证和诠释，从而使得《老子》所阐述的抽象原理下贯于现实政治层面。在道物结构方面，《韩非子》否定了万物先天和谐的“自然”状态，由此，它否认了统治者的普遍贤能，洞察到“臣”的政治角色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韩非子》强调“臣道”应“顺上之所为”,从而将“下必有为为天下用”的“臣道有为”思想诠释为“臣道无为”。在《韩非子》中，作为“臣道无为”标准的“法”与“术”,一方面脱离了《老子》的“智”的范畴，成为了具有神圣意义的政治观念；另一方面又与“无为”关联，成为君主“无不为”的治理手段。《韩非子》对《老子》的诠释，不仅体现了法家哲学对“臣道”问题的关注，也反映了“臣道”观念在战国中晚期的凸显。     

非对象化之道:再读《老子》第一章

《老子》第一章的重心是"常道",疑难问题是"常道"为何不可说。本文在回应郭永秉与曹峰二位先生的基础上,对第一章进行全面解读,指出"常道"有四个特点:动而无死、生而无名、妙而可观、虚而可法。这四个特点可用现代哲学词汇表述为"非对象化"(non-objectification)。"常道"是主客二分之前的非对象化存在,而言说是建立在主客二分基础上的对象化行为,所以"常道"不可说。"不可说"指无法用一般性的名言概念去说。《老子》中的对象化的道是由非对象化的"常道"派生而来,即正反相成的"规律之道"、以柔克刚的"处事之道"与无为而无不为的"治国之道",分别代表老子在认识论、人生论与政治论上的主要观点。     

论孔子之道的现实性与形上性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道"不只是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哲学的核心概念和终极本体,也是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哲学的基本概念和最高追求。以往学界对孔子之道的人伦日用和社会政治层面研究较多,对孔子之道的形上层面和超越性层面关注不足。细读《论语》《易传》,参审《中庸》及后世儒家的注疏,不难发现孔子在创立儒家哲学之时不仅立足于现世人生之道,更立志于追求超越意义的"形而上者之谓道"的终极本体意义的"道",可以说孔子之道是现实具体的"道"与超越性终极意义的"道"的合一,现实具体的"道"是趋向终极之道的路径和工夫。     

引史证经:杨万里的易学历史哲学北大核心CSSCISSCI

南宋杨万里的易学"引史"以"证经",辟宋代易学发展之新路,于其中颇有历史哲学之精神。他认为《易》与"史"有着密切的关系:《易》确立起大中至正的形上之道,"史"则将此形上之道贯彻、落到实处;人们以"史"为鉴,就能更好地按《易》道所确立的精神行动。在此基础上,他提出"《易》形天下无形之理、穷天下无穷之事"的观点,强调人们的历史认识具有客观的性质;"易道之用存乎变",历史的变化是必然的过程;"易道之体存乎常",历史的发展具有其自身的法则、规律;"易道之行存乎人",人在历史发展中居于主体的地位,从而构成其独具特色的易学历史哲学理论体系。     

论王船山《老子衍》的诠释进路

王船山对老子的定位是"持机械变诈以徼幸之祖",而他撰写《老子衍》的根本目的则是要把他对老子之学的批评坐实到对《老子》文本的具体诠释中,以呈露其运思理据,摧破其荒诐不经。为此,他从两个进路展开对《老子》的诠释:一是"衍其意",即以解说原文含义的方式推衍文本之外老子诡深的真实思想意图;二是"求其用",即通过曝显由形上之"道"导出的功用之"术"的权谋性,反过来批驳老子之"道"乃至其全部思想的实质。船山对《老子》所作的思想意图诠释与实际功用诠释,让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正学"与"异端"的视域对峙,以及诠释者与诠释对象之间的疏离和紧张,而非船山对《老子》客观、内在的理解。     

正反循环与利害抉择——《老子》是如何证成“无为”的?

《老子》如何证成"无为",关乎对其义涵的把握,故仍是一项值得深究的议题。总体上,老子是从"道动"之"返"亦即正反循环的现象中推导出"无为"的。具体有二:一是天道证成,即从天道静作循环之静,推明"无为"的正当性;二是人道证成,即基于对历史上祸福相转的洞悉,向执政者揭示长保自身的利害抉择,以说明政治博弈中的"无为之益"。需辨明的是,人道证成在老子思想中其实更加核心,由此才导致他对天道"无见于伸",过于"贵柔",强调"无为"要能"慎终如始"。这一提法包含了老子"无为"思想中对周人"慎始敬终"勤政模式在东周走向疲敝的反思,有其深远切实的政治洞见。     

老子与孔子的政治伦理智慧之比较

"政治伦理智慧"是对政治领域人伦关系及其道理悟性认识的成果,它既是一种出众的政治伦理思想,还是维持政治领域良好人伦关系应遵循的规则之艺术。老子与孔子的政治伦理智慧,有同有异。在政治伦理智慧的基础上,其根基都来源于天命与天人合一思想。但老子形而上为"道",孔子形而下为"仁";在政治伦理智慧的核心上,老子开启了"无为而治"模式,孔子发展了"以德治国"模式;在政治伦理智慧的指向上,两者都将"和谐"作为最高价值追求,老子把"小国寡民"视为实现和谐的理想社会,而孔子则将"大同世界"看成实现和谐的理想王国;在政治伦理智慧的根本上,他俩都主张民本主义,然老子倡导"愚民"政策,孔子则倡导"教化"政策;在政治伦理智慧的治术上,老子推崇"水德",实行"若水之道",孔子则推崇"中道",实行"中庸之道"。二者的政治伦理智慧都给后人留下了深刻且长远的影响。     

王艮源于“身”的治理思想研究

"身"是王艮治理思想的逻辑起点与核心思想。首先,王艮视身与天下国家统一于"一物",以"本末"分析此物,得出"身"为本的结论。"身"具有个体、身躯与精神的三重内涵,王艮视身躯之"生"为根本,进而推衍出"身"生为身之根本。他以"即事是道"解"道",故"尊身为道",又将"道"具体化为"百姓日用"。其次,王艮以"身"生为普遍原则,从个人之安身与百姓之安身两个层面构筑社会治理的理路,而治理效果最终落脚于个人修身层面。最后,王艮将身与心分离,从顺性乐心与反己自修的统一来推进修养工夫的落实。王艮从"身"本体出发向"身"本性的回归,由"身"思天下,以安身治社会、反己修身的治理思路超越了以往阳明学致思模式,有别于传统儒家政治治理理念,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     

论老子的“道”与“德”及其“反”道德伦理观

一、“孔德之容,惟道是从”老子《道德经》的主旨就是言“道”言“德”,因此,“道”与“德”无疑是老子哲学的核心范畴。在老子《道德经》五千多字中,“道”出现七十多次,“德”出现近四十次。作为老子哲学的最高范畴,“道”在老子《道德经》中“身兼数职”,有多重含义、不同用法。首先,老子将自己预设的“道”看作是形成世界的本原:“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道德经》第25章,以下只注章次)“‘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第42章)因此,晨阳先…     

“无为自然”向“法”治转变的可能性与正当性——《黄帝四经》“理”的意义浅析

对什么是好的政治统治这一问题,《老子》主张遵循"道"的原则实行无为而治,但未对如何无为而治进行详细说明。《黄帝四经》通过阐发"理"的概念,丰富和完善了《老子》"无为—自然"的政治主张:将"理"视作"道"的规律性和客观性的体现,同时又是物的本性的体现,用以说明"道治"即是圣人以客观的"理"为准则以制定"圣法"进行统治。"法治"的正当性来源于道的客观性、公共性,同时也来源于物的"本性",在政治过程中具体体现为:君主因循人情,公正严明地制定和执行法度,以"刑德相养"为手段,建立和维护政治秩序。《黄帝四经》强调以"法度"为依据进行政治治理方式,使得政治的统治尽可能摆脱"人治"的弊端,为人们提供了有别于儒家的古代政治哲学理论。     

“素王”:对“哲人王”的一种可能解释

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指出,城邦正义的实现有赖于"哲人王"的出现,但无论在现实还是在理论中,政治和哲学的对立都使得"哲人王"成为不可能。施特劳斯认为哲学家回到洞穴中参与政治生活只能是"外在的强迫",而安德鲁则认为这是出于对哲学"内在的爱",但由于他们共享了关于"政治"的狭义理解,政治和哲学之间的不可调和性在两种解释中都更为凸显。笔者认为,如果援引《高尔吉亚篇》中对宽泛的"政治"的论述,强调政治包括政治治理和人文教化两个方面,将"哲人王"限定在教化意义上的"素王",则"哲人王"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需。     

论老子“自然”思想的逻辑展开

采用哲学语义分析法,是厘清老子"自然"思想丰富义蕴的思路与方法。但此前学者们对老子"自然"的意义层级与类型的区分,存在着过于简化、概括不全的问题。本文将阐明,老子的"自然"存在着"四种主体,五个层级":"道法自然",是自因的"道"之自然;"辅万物之自然",是自在的"万物"之自然;"希言自然",是无为的"圣人"之自然;"百姓皆谓我自然",是自为的"百姓"之自然;而"莫之命而常自然",则是道之玄德"恒使万物自己而然"的"自然"。     

《周易》思想在《推十书》中的作用

<周易>思想在<推十书>中具有终极灵魂的地位.对刘咸炘先生来说,<周易>思想既是粘合剂,又是方法论,在其考镜源流、横中纵观、执两用中、任天圆道,尽心知性、立命事天的学术理念中始终具有领贯性的特殊作用.刘咸炘先生一方面遵循"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的原则,另一方面又坚持"理不与数对,事乃与数对",将<周易>视为历史哲学,既抓住了<周易>的要害,又汲取了大量的学术营养;既没有"尊敬太过",又为<推十书>整合中国学术,重振昔日辉煌,推十合一,求简求合,参悟大道,合归天地之大体的学术理想追求寻找到了理想的思想武器.从<推十书>对<周易>的运用,我们可以发现,刘咸炘先生崇奉老子的"太古道"哲学,是经过了<周易>诠释之后的老子,是从根本上去掉了虚无,而兼论有无的老子,刘咸炘先生笔下的老子已经将儒家的仁义包容在道家的"道"之中了,老子的"静为躁君"与儒家的"执两用中"融通为一,然后儒道兼容而同归于大体.这正是<周易>的理论归宿,同时也是<推十书>重要的关节之处.     

“章门弟子”缪篆对《老子》之“道”的诠释

近代章太炎学派的道家研究是同时代海内外学界公认的学术高峰,"章门弟子"中的缪篆尤以治《老子》命家,但在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内,缪篆其人其学近乎湮灭不闻。通过考掘和整理缪篆的《老子古微》、《显道》等有关著述,可知他以体、相、用的逻辑层次来阐发《老子》之核心理念"道"的意涵,对老子学说与先秦法家的关系作出合理辨析。缪篆以后世相关文献印证于《老子》,兼借鉴佛理以释"道",在《老子》研究领域上别开蹊径,可对学界有关争议问题提供借鉴,亦可作为反思中国近现代老学研究中某些诠释偏失现象之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