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助生殖技术的现代性反思——基于传统儒家文化的视角

在现代性语境中,对辅助生殖技术引发的医学现代性危机进行反思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从本质上而言,辅助生殖技术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与挑战,深刻地反映出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内在的冲突与矛盾.基于传统儒家文化的视角,寻求现代生命技术与传统儒家文化之间相互冲突、交汇、融合、嵌入的对接点,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应战机制,从而进一步探讨现代性与传统之间的绵延不断的相互作用,深入挖掘传统中蕴含的现代性因素,现代性中间的传统,以更为开放包容的心灵,重视传统与现代性的结合,让科技为人类造福.     

从案例思考我国辅助生殖技术的行为准则与伦理规范

随着辅助生殖技术的迅速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复杂,这给临床工作带来一定的困扰,为完善我国辅助生殖技术研究与应用的行为准则和伦理规范,建议辅助生殖技术的行为准则与伦理规范要在遵循国际通用准则的前提下,根据我国的国情,认真听取民众诉求和意愿以及辅助生殖技术工作者的建议,修改、完善和制定相关规范,使辅助生殖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更好地服务于人民和社会,以满足人民大众的生殖健康需求,促进我国辅助生殖技术事业的健康发展。     

关于特殊群体生育需求的伦理理论与原则分析

随着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以及人们婚育思想的改变,一些特殊群体逐渐产生了通过辅助生殖技术的帮助实现生育的需求。然而,其生育愿望能否实现还需进行更全面的思考与讨论。从伦理理论与原则两方面对特殊群体的生育需求进行探讨。在伦理理论中,罗尔斯的正义论、边沁和密尔的效用主义以及女性主义伦理学为支持特殊群体的生育需求提供了理论依据,而社群主义、自然律理论以及儒家伦理家庭观则持不同的态度。此外,也从伦理学的四项基本原则出发,对特殊群体的生育需求进行了具体分析,并提倡在适龄期正常婚育。

     

“八胞胎”事件引发的伦理思考

震惊全国的广州“八胞胎”事件逐渐淡出公众的视野,但它带给我们的思考并未结束.从伦理视角对该事件中暴露出的亲子关系的界定、“子宫”商品化、公平公正、多胎妊娠、代际伦理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并针对ART技术自身特点,从强化医疗机构和ART技术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和法律意识;加强卫生行政部门的监管;加强顶层设计,完善ART技术的法律法规;提高不孕症患者对辅助生殖知识的认知,加强生殖伦理教育等方面提出了探讨性建议.     

“三亲婴儿”培育技术的伦理辩护及反思

“三亲婴儿”培育技术是首次在辅助生殖领域对生殖细胞进行干预的技术, 引起了极大的伦理争议, 如冲击传统伦理、亵渎人的尊严、潜在技术风险、促使道德滑坡。从冲击传统伦理的技术未必不道德, 人的尊严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获得, 未知的未来不能成为抑制当代技术的理由等维度对“三亲婴儿”培育技术进行伦理辩护, 并从“三亲胚胎”的地位、线粒体替代技术的安全性、我国对“三亲婴儿”培育技术的态度三个方面对“三亲婴儿”培育技术的发展进行反思。     

伦理规范的历史性问题——基于马克思“三种社会形态论”的思考

在马克思"三种社会形态"的理论视野中,伦理规范的"非历史性"产生于特定社会历史结构再生产的内在需要。伦理规范"历史性"变易的深层动力源于再生产之于特定社会结构的辩证性质。伦理规范的"历史性"与"非历史性"是本质与表象、内容与形式的对立统一关系。对伦理规范的历史性理解与虚无主义不存在必然关联。从后思索地看,特定社会形态的发展趋势,能够生成出或合理抽象出"超历史性"的伦理规范,从而为构建批判性、引导性的伦理规范提供可能。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伦理规范具有基于历史性定在并超出"这个定在"的特定超越性和历史普遍性。     

浅析医生处方权的属性与规范——基于医疗卫生资源微观配置视角的分析

从医疗卫生资源微观配置视角分析,处方权是一种资源配置权力,属于公权力。主要分析了医生处方权的权力来源、医生处方权的职权性质和医生处方权的源权力属性。鉴于此,建立处方权独立行使的保障制度与处方权规范行使的程序控制制度可以有效规范医生处方权的行使。     

浅析医生处方权的属性与规范——基于医疗卫生资源微观配置视角的分析

从医疗卫生资源微观配置视角分析,处方权是一种资源配置权力,属于公权力.主要分析了医生处方权的权力来源、医生处方权的职权性质和医生处方权的源权力属性.鉴于此,建立处方权独立行使的保障制度与处方权规范行使的程序控制制度可以有效规范医生处方权的行使.     

“伦理本位”与“乡约重建”——梁漱溟对古代政治传统的现代转化

梁漱溟从政治制度与实践层面探索了古代政治传统的现代转化之道。在传统政治特点的总体研判上,梁氏认为传统社会是伦理本位的社会,社会礼俗形构了古代社会的基本组织。在传统政治现代转化的具体理路上,梁氏探索了从乡村建设入手重建社会组织的实践方案。梁氏分析传统政治、探索现代转化始终着眼于传统的现实面相。虽然他的政治改造方案与当时中国的社会实际之间仍有一定张力,但他注重伦理情谊、强调价值引导等主张凸显了古代中国社会治理的鲜明特色,对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具有一定启发。     

论国际法渊源的编纂与发展——基于国际“造法”的视角

根据《联合国宪章》,国际法渊源可理解为任何可引起国际法义务的依据,包括条约法、习惯国际法和一般法律原则等。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负有编纂和发展国际法的职责,尤其是通过编纂现有国际法渊源的规则和起草有关国际公约,起到国际“造法”作用。研究已有国际法渊源的编纂与发展,有助于深入了解和客观评估其实际的国际“造法”效果,这对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尤其是以国际法渊源方式将全球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落到实处,成为国际关系的共同准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应加强相关研究制度的建设,以期更加积极参与和引导国际法渊源的“造法”。     

中美辅助生殖技术伦理规范的比较研究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给不孕不育症患者带来了福音,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类的自然生殖过程,同时也为医务工作人员在实施该项技术的过程中增添了新的伦理困惑.通过比较研究,拟从伦理法规制定机构、单一精子供应上限、精子库精源、受者范围、捐献目的、捐献方式等对中美两国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方面伦理规范的差异进行阐述,为我国提高此项技术的伦理审查能力、增强政策研究、保证伦理监督的公平和客观提供科学合理的借鉴.     

智力障碍女性生育权与代理权的伦理探讨

基于伦理审查中的真实案例以及境遇伦理学,讨论了涉及以下四个层面在不同情况下实施人工流产的道德性：（1）孕妇与胎儿权利之争;（2）智障女性能否胜任自主抉择？（3）家属代理权的行使及限制;（4）如何使最终决策实现善意？在此类案例中如果采用原则主义容易导致“一刀切”,因此,采取境遇伦理学的策略才能真正解决类似的道德困境。对相同的情形采取相同的措施,不同的情形采取不同的措施,如此方可真正做到符合伦理。

     

台湾人工生殖技术管制之回顾与前瞻

台湾地区人工生殖技术的管制先后经历了道德管制和行政管制两个阶段,目前正积极总结各阶段管制模式的成败得失,努力构造《人工生殖法》的原则和框架,以提高人工生殖技术管制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Sleepwalking Into Infertility: The Need for a Public Health Approach Toward Advanced Maternal Age

In Western countries today, a growing number of women delay motherhood until their late 30s and even 40s, as they invest time in pursuing education and career goals before starting a family. This social trend results from greater gender equality and expanded opportunities for women and is influenced by the availability of contraception and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 (ART). However, advanced maternal age is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health risks, including infertility. While individual medical solutions such as ART and elective egg freezing can promote reproductive autonomy, they entail significant risks and limitations. We thus argue that women should be better informed regarding the risks of advanced maternal age and ART, and that these individual solutions need to be supplemented by a public health approach, including policy measures that provide women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start a family earlier in life without sacrificing personal career goals.     

辅助生殖技术应用的女权主义理解及启示

女权主义对辅助生殖技术的态度虽然复杂多变,但其中存在三种明显的倾向：拒绝技术、接纳技术以及一种调和的中间立场,它典型地体现在第二波女权主义、第三波女权主义以及女权主义最近的“物质转向”上。这三次对辅助生殖技术的回应,反映了女权主义科学技术研究的思想进展,尤其是其“物质转向”,超越了生物本质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之间的二元对立,将辅助生殖技术置于自然−文化、物质−话语系统进行分析,并思考其中存在的伦理和政治问题,这对思考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辅助生殖技术随访工作中的伦理原则探讨

随着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ART) 的发展, 术后进行的定期随访工作在ART中的伦理学问题不断凸显, 有必要对其重视及规范。从伦理原则角度探讨了ART随访工作中存在的诸多伦理学问题, 即个人隐私权保护的缺失、知情同意的形式化、医源性多胎的伦理困境等。保密互盲、知情同意、保护患者、保护后代等伦理原则监督和规范ART近期及远期随访工作, 对于引导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健康发展, 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以家庭平衡为目的的辅助生殖技术性别选择问题探讨

对三孩政策下辅助生殖医疗机构患者就诊过程中呼声较高的以家庭平衡为目的的性别选择问题进行探讨,从概念的界定、产生需求的社会背景及可能引发的伦理问题进行论证,从而推动社会层面的深度思考。同时,结合当前辅助生殖技术中存在的社会需求,提出了以家庭平衡为目的的性别选择是曾经实行的“生男即止法”的延伸。但以家庭平衡为目的的性别选择还需要以辅助生殖技术规范应用为前提,应该从法律法规的完善、技术应用的监督及审查体系的加强等方面推动工作,防止相关技术的滥用。

     

一例隐瞒多次婚育史的妊娠高风险患者助孕的伦理探讨

以一例隐瞒多次婚育史、再次妊娠高风险的患者要求行夫精人工授精助孕的案例为例,探讨特殊情形下辅助生殖技术实施时存在的伦理冲突及可能引发的伦理问题。辅助生殖技术的实施,首先要符合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政策,符合技术实施的适应证;其次,在技术实施前要充分预估风险及获益,加强医患沟通。遵循有利于患者原则、充分知情同意原则、保密原则等辅助生殖技术伦理原则,权衡患者隐私权与配偶知情权,在夫妇双方充分知情同意下,帮助患者解决实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