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价值观念与价值系统

在儒家哲学中,价值非仅哲学的一个部门,而是贯通所有哲学问题并规定了其本质的一个核心和辐射源。儒学以人的存在实现为进路,落实到“心性”的论域动态地展示人性的内涵,而非对人性做静态的分析。儒学即心言性,即情言心,将“知”理解为人的存在所本具的智照、定向和主宰作用。其所主人性本善论,规定了中国文化的价值实现方式。儒学循道德和存在实现进路以建立其形上学体系,其所言伦理与价值,则是一种真理与应当本原一体,表征人的生命存在之整全性意义的伦理价值观念。儒家所言道,是在实存差异实现之“通”性上所显现出的一个形上超越性的“一”,其达道之途径,可名之为“旁通而上达”。“旁通”与“上达”两个维度,虽有分判,又相即互成,共同构成了儒家的价值和形上学系统。这一价值和形上学系统,既凸显了一种即伦常日用而达超越的实践品格,同时亦体现出了一种尽性、成己以成物的价值平等精神。     

本迹论与魏晋士人理想人格

一中国哲学的特点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作为一种“观念原型”在宗教神学、政治理念、人生追求方面均有表现。为了达到或接近天人合一的境界 ,古代哲学非常重视人的能动性方面。这促使中国古代哲学提倡“人能弘道 ,非道弘人”的实践人格。先秦儒家站在人文主义立场上往往对“圣人”发出赞叹 ,孔子说 :“大哉尧之为君也 ,巍巍乎 ,惟天为大 ,惟尧则之。”(《论语·泰伯》)《中庸》用内在超越的方式将此归结为 :“诚者 ,天之道也 ,诚之者 ,人之道也。”孟子用心性说将人道与天道联系起来 :“尽其心者 ,知其性也 ,知其性则知天也。”(《孟子·尽…     

天人关系的哲学省思与现代出路

儒家的超越思想直接关乎天人关系问题。从儒学史看,内外超越各有隐患：宋明以来,内在超越的完备发展潜藏着人对天的僭越,而西周时期流行的外在超越则存在天对自主之人的否定。究其根源在于：形而上学的“大全”执念导致两种超越具有合一的趋向,即先验哲学的内在超越与超验神学的外在超越为达到完备而相互侵吞。这意味着,唯有放弃“大全”执念才能根本克服内外超越的隐患。这在孔孟思想中体现为内外超越各司其职、协调平衡：内在心性作为超越既有经验的先天能力,确立了自主之人的先验根据,即“自得”;外在天命作为心性承载的最高价值,确立自主之人不断超越的旨归,即“事天”;二者协调相剂即“率性”。这为当今重新协调天人关系、恰当安顿自主之人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论中国古代儒家哲学的价值取向

儒家哲学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门派 ,其内容博大精深 ,影响广泛而久远 ,其基本精神和价值取向可归纳为“内圣外王之道”。对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阐释在古代和近代有所不同 ,涉及内修与外用、中学与西学等关系。“内圣外王”作为价值观 ,其本体论依据为天人关系论中的“天道”或“人道”本体论 ,其认识论依据为内在超越思路和“知行合一”观念。     

先秦儒道死亡思想之比较

先秦儒道死亡思想各有特点。在对待死亡态度上 ,儒家重生轻死 ,对死亡存而不论 ;道家则由反对悦生恶死 ,进而歌颂、赞美死亡。在对死亡本质的认识上 ,儒家认为死由命定 ,是天意的体现 ;道家则认为死是气聚气散的结果 ;同时二者又都认为死亡本质上是一种安息。在对待死亡价值问题上 ,儒家强调把死亡落实到道德价值的开拓上 ;而道家则坚决反对给死亡以价值判断 ,强调避死全身才是人生之根本。在超越死亡的途径上 ,儒家认为只要生活充实 ,为理想而奋斗 ,创造了某种永恒之物 ,便可超越死亡 ;而道家则强调通过“心斋”“坐忘” ,达到与大道合一 ,从而实现死而不亡     

论儒家思想中的"人"与"自然"之关系:兼论其21世纪之启示

本文探讨儒家思想传统中“人”与“自然”之关系。本文先从比较文化史视野,析论中国思维方式之特质在于“联系性思维方式”。本文指出,儒家思想传统以“联系性思维方式”为基础,强调“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相即相融并互相渗透的关系。“自然”是“人”的创生者,“人”也是“自然”的参与者。儒家思想家主张“人”与“自然”之间具有连续性与一体性之关系。这两种关系之所以可能,其基础正在于人与宇宙万物都以生生不已的仁德为其本性。“仁”既内在于每个人的心性之中,又超越于每个个体之上,成为宇宙万物之共同质素。而儒家思想中“人”与“自然”之连续性与一体观的建立与发展,正是以人“心”之自觉为其基础。     

儒家成德精神动力的心理学分析

儒家是要成德的。儒家为什么要成德 ?这就是儒家之所以为儒家的精神动力问题 ,从心理学看则是动机问题。儒家成德的精神动力源于孔子“以德配天”的天命思想。“以德配天”的思想一方面为成德找到了外在本原依据 ,另一方面也彰显了人的主体性。但面对天不应德的现实 ,孔子虽然以盲目命来化解 ,但儒家的成德内在合理性毕竟受到怀疑。先秦儒家通过“时”来化解这种质疑。后儒则逐步从外在预设向个体内在、本然性方面转换 ,逐步形成了以张载为代表的人的内在本原成德观。虽然如此 ,面对成德过程中的诸多不确定性 ,外在的盲目命思想一直保留下来。这样内在本然成德动力和外在“际命”化解的思想从内外方面使儒家成德动力得以维系和作用     

论儒家的王道精神 —— —以孔孟为中心

儒家的王道论,体现了一种“道义至上”的精神.孔孟区分“王”、“霸”,既强调二者在内在价值原则层面上的根本区别,亦特别注重二者在惠及社会及其功业成就层面所存在的意义相关性和重叠性.儒家强调,作为伦理共同体的最高原则,必须是“仁义”或道义,而绝不能是“利”.唯以道义为终极目的和最高原则,功利事功乃能被点化、升华而使真正作为“人”的价值得以实现,从而构成为“王道”的本真内涵和内在要素.儒家的王道论可以概括为一种在道义原则基础上的道义-功利一体论.在国际关系原则方面,儒家的王道论特别强调天道、天意、仁心、民心、民意、民情之内在一致性,突出了道义至上原则的超越性意义.这种王道精神,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儒家“德行伦理”与中国伦理形态的现代建构

从儒家经典的分析中可以发现,儒家伦理形态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美德伦理(Virtue Ethics)和规则伦理(Normative Ethics)的"德行伦理"。它涵蕴着内外两个向度:就内在向度而言,是"在心为德",强调行为者的道德心理是"德"之实现的内在根据,并赋予人之为人的目的性价值,这在后儒对孟子的承续与发展中呈现出丰富的图景;就外在向度而言,是"施之为行",即同时强调行为规则在"德"之实现中的价值。基于此内外统一的理论进路,儒家德行伦理虽然兼及了"Virtue Ethics"或"Normative Ethics"的意涵,却不宜直接将其纳入二者的分析框架,而应作为一种独立的伦理形态而存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儒家德行伦理"作为一种"会通型"伦理形态的地方性资源,应积极参与创建新时代条件下的全球伦理,而这也正是当代中国伦理形态现代建构的方向所指。"现代性转化"与"开放性吸收"始终是这个过程不可省略的方法和立场。     

理学与儒家人格学说的衍化

“认识你自己”,这是西方哲学对人的第一要求。相对于此,东方的儒家哲学则以“成就你自己”为首要的关注之点。从先秦开始,儒家的哲学思考便指向了成人(人格的完善)。作为宋明时期的新儒学,理学同样受到了这一思维传统的制约。当然,较之先秦儒学,理学对人格的考察无疑更为深入。     

应用伦理学视域对孟子“人”的概念的反思

儒家道德哲学在理论伦理学向应用伦理学的转向中一直缺席,但儒家道德哲学并不缺乏与应用伦理学契合的"人学"因素。孟子用"四心"和"四端"作为人之为人的基本条件,展现了人内在的"心-性-情"这一道德结构,其关于"人"之伦理性的论断与西方的"伦理"观不谋而合,同时也从自然-自由的角度阐释了人内在的道德人格之平等和自主,这与应用伦理学的基本精神颇为一致。特别是"仁"与"人"的内在关联,进一步证明了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道德哲学能够参与到应用伦理学的理论建构和实践确证中来。     

人禽之辨的基本结构与功能——以孟子、朱子和船山为中心

人禽之辨体现出人对自身存在之优越的肯定。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借助这一意识,将人类生活中一些方面的属性特征强调出来,赋予其价值性。孟子结合人禽问题与人性观念,发明了人的独特性;通过"孺子将入于井"的道德情境,将人的独特性锁定为道德性,从而开启了儒家以人禽之辨论性善的滥觞。儒家关于人的独特性与道德性的讨论存在两个径路,一是从价值的内在根据,二是从价值的发生场。朱子是第一种径路的代表,将价值根据安置在作为普遍秩序法则的天理之上,这是对孟子以"人之独"为人性的消解。船山则主张第二种径路,强调价值的发生场,认为人禽之本质区别在于人能选择。     

儒家文明论纲

文明是人类对“人之为人”在思想上的一种自觉及其在实践中的表现。儒家文明是以儒家文化为标志的古代中华文明。它不但有其民族性、时代性,还有其主体性。无论就其现实层面、理想追求还是价值观念,它都是不同于西方的一种文明类型与文化系统。中国现代化实质上是建构现代中华文明体系,既要继承儒家传统,又要超越儒家传统,从而保证中华文明的历史延续与时代更新。儒家文明在现代化中仍有它的生命力而能够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它对世界文明的未来亦将做出特殊的贡献。     

“以生言性”的传统与孟子性善论

“以生言性”为古代人性论的大传统,此乃所谓“生之谓性”。由于受牟宗三、徐复观等港台新儒家的影响,学术界往往认为“以生言性”是自生理欲望以言性,是一个旧传统,而孔子之后,子思、孟子所开启的则是自德或理以言性,是超越之性、义理之性,是一个新传统;前者“是儒家人性论之消极面,不是儒家所特有”,后者则“是儒家人性论之积极面,亦是儒家所特有之人性论”。(牟宗三,1968年,第216页;徐复观,第3章第5节)这样,孟子的性善论与其之前的“以生言性”便是新与旧、积极与消极的对立关系。然而,同样是属于新儒家阵营的唐君毅先生,却不仅注意到孟…     

书讯

正《儒家超越思想的起源》作者赵法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定价:109.00元。超越思想是儒家人生信仰的根本,港台新儒家有影响深远的"内在超越"说。本书从殷商巫术与宗教开始,重新探寻儒家超越精神的起源与流变,认为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并非内在超越,而是以"合内外之道"为特征的中道超越。先秦儒家的中道超越沿着上下与内     

商鞅礼学思想研究

商鞅为变法而“观”礼。在商鞅看来 ,礼发生于变乱为治、为政天下的政治需要 ,不具有普遍或永恒价值 ;三代之礼不同 ,三代时期各个君王所用的礼亦不同 ,即是说 ,夏、商、周之礼一直在“变” ,也不具有普遍或永恒价值。对于儒家之礼 ,商鞅批判之为乱世之源。不过 ,由三代之礼反“观”商鞅之法 ,则可以看出商鞅之法有礼的印记。     

君子证成:曾子“慎独”思想辨析北大核心

曾子在思想史上的贡献之一是提出了“慎独”观念,其本质在于自我证成,其含义可从两个维度解读。从空间维度上分析,“慎独”既扬弃公、私之异,又超越两者之别,化私入公,融独为众,“慎”的一贯与一致性,消融弥合了人前私下的双重伦理空间,从而克服了异化与分裂。从精神维度而言,“慎独”指涉诚实守诺,对理念信仰、对礼义、对使命诺言的绝对坚守践行,追求的是一种极致化的道德自律和自我教化,从而实现自我统一,文质彬彬,俯仰均自足自信。曾子的“慎独”彰显了儒家安身立命思想,它以独特的自持与自省,既显示了儒家穷达不变修齐治平的入世信念,也深刻揭示了儒家力主“反身而诚”、成己成人的自信与自强;既沃润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人文精神,也丰富了中国古代儒家为仁由己的哲学传统。     

“道之以德”与“齐之以礼”——儒家管理哲学的控制理论

<正> 控制,是管理的基本手段,其对象包括对于人、事、物和行为的控制。儒家管理哲学所谈的主要是对于人的控制。它以“德治”为核心,既承认“齐之以礼”,即以礼义制度为规范的外在控制,更强调“道之以德”即以道德价值为导向的内在控制;上述主张,固然是适应古代社会管理实际需要,而对于现代社会的管理,也有一定的启发。     

论儒家“道德主义”思想的特质及现代价值

学术界过于宽泛地理解“道德主义”或“泛道德主义”,如果以此来概括儒家乃至中华文明,则无疑是一种贬损,但这个已被污名化的标签在道德虚无主义时代却有着意想不到的积极价值。道德本乎天,故以道德来评判一切的道德主义,实则道法自然。包括殷海光在内的一些思想家批判儒家的道德主义路向,以之为儒家的弊病,但这些批判不过是现代观念（尤其自由主义）的产物,而为儒家辩护者也因此被“观念绑架”,不敢承认儒家的这种优良特质。道德主义虽有一定的局限,亦不废其伟大。伏尔泰、黑格尔等西方人的毁誉恰好可以从反面佐证这样的事实：古典文明都是道德主义的。中国文化走向道德主义,一是历史因缘,二是圣贤之功,三是道德之于人世的根本意义。以“利他”为基础的道德主义正好可以克制现代的原子式个人主义,有助于重建人伦世道和社会共同价值,并进而可能为未来的大同世界奠定基础。     

天赋德性与人文化成——孟荀天人之学比较

天人之学是儒家的重要论域,而孟荀之说正好代表了其"究天人之际"的两种基本路向.孟子讲"仁,人心也",又讲此"心"为"天之所与我者",以心性点化仁学,打通天道与心性,证立了儒家道德境界的天人合一精神,表现了儒家内在超越的精神特质,这是从仁学进路发展了孔子天人之学中道德之天的思想,完善了其天人合德的道德理想精神.荀子讲"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