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科学的现代化问题

什么是科学的现代化?一个国家的科学事业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才堪称“科学现代化”?怎样才能实现“科学现代化”?这些问题是全国人民,尤其是科技界的同志们关心的问题。在全党工作重心转向“四个现代化”的时候,讨论这个问题,无疑是有益的。     

实践与理论的辩证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推进和拓展

“中国式现代化”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内在关联、相辅相成、相互支撑的概念。要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首先必须科学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丰富内涵和科学定位。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纲领性文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多次阐发中可以看到，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前提是“走自己的路”,其发展进程具有连续性、统一性和整体性，结构要素体现为一条基本路线、一个总体布局、一个发展战略目标。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中国式的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了越来越深入、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完善的回答。     

井上圆了与蔡元培宗教思想的比较研究

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蔡元培早期曾致力于从日本引进西方近代学术,尤其是在关于哲学与宗教、宗教与科学的关系等问题上深受日本近代佛教哲学家井上圆了的启发.但井上是以“科学”的方法和“哲学”的逻辑来论证“宗教”特别是佛教的意义和价值,而蔡元培无论是主张“佛教护国”论还是“科学救国”论,都是以把中国建设为科学与民主的现代化强国这一政治诉求作为出发点.蔡元培与井上圆了的宗教观是他们各自所处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的折射与反映.     

评所谓哲学现代化

有人这样推论说:四个现代化包括科学技术的现代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当然也要现代化。这个推论如果成立,那就是说一切科学都要现代化。可是,我们实际上只可讲“现代科学”,却不能说“科学现代化”。“现代科学”是指现代产生或发展起来的科学,同“科学现代化”说的不是一回事。科学虽然也是发展,但那叫发展,而不叫现代化。比如,数学中的代数学怎么现代化?几何学怎么现代化?只要是真科学,不是似科学,它就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不存在什么现代化问题。四化建设所讲的“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是针对我们国家目前的科学技术的落后状况说     

高质量中国特色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要贯彻好“六个必须坚持”

建设高质量中国特色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既是助力实现“健康中国”的重要路径,也是推进新时代创新社会治理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与手段。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六个必须坚持”既为建设高质量中国特色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工作指明了方向,又从方法论的高度深刻阐述了推进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和正确路径。本文论述了如何通过贯彻落实“六个必须坚持”开展高质量中国特色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     

中国古代哲学与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不仅是当代社会实践的前沿问题，而且是当代科学前沿和哲学前沿的问题。它作为一个“后现代”概念，是发达国家的学者提出的。它的社会背景是，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带来一系列威胁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问题，这被认为是现代化的负面影响，并从而提出向“后现代化”过渡，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社会。D．R．格里芬是美国著名的后现代主义学者，他在其《后现代科学）｝一书中文版序言中说：“我的出发点是：中国可以通过了解西方世界所做的错事，避免现代化带来的破坏性影响。这样的话，中国实际是‘后现代化了’。”（D．R．格里芬：《…     

“开新”还须“返本”:现代新儒家一个基本信念析论

现代新儒学思潮肇始于“五四”时代,是对新文化运动全盘反传统所作的保守性回应。 新儒家学者自觉作为现代化实质内涵的科学和民主,是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更是中国社会能否走出中世纪、迈向现代化的关键一步。他们严厉批评腐儒冬烘们的顽固不化,指出科学和民主这两种精神“完全是对的”,应“无条件承认”。梁漱溟坦诚宣布:“我有一个最大的责任,即为替中国儒家作一个说明,开出一个与现代学术接头的机会”。可见,问题不在于要不要科学和民主,而在于如何要科学和民主,如何在保持民族文化自主性前提下消化、整合、涵育这些现代内容。     

论中国启蒙文化的传统

中国社会和文化走出中世纪的思想启蒙,包括明清之际的反理学思想启蒙,近代民主主义思想启蒙和“五四”运动后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启蒙,是在中西古今之争的文化激荡中走过的.三个时期的思想启蒙者前承后续,紧扣时代的脉搏,在从封建社会晚期到近现代思想史的文化嬗变时代,一面对古代文化进行着扬弃,一面对世界文化尝试着回应,一代继一代,后浪推前浪,承续着、更新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在他们的身后,留下了一个闪耀着时代性、民族性光芒的启蒙文化传统,即自觉追逐时代进步的理性主义传统、科学民主传统和爱国主义传统.这三大传统才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真正的“接合点”,它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中国社会和文化现代化的积极的传统资源.我们继承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首先应是这一活生生的启蒙者的传统.     

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

一初看上去,“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问题是一个伪问题。现代中国人所研究、所产生的哲学(著作),当然就是现代中国哲学,怎么还会有“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问题?然而,这个问题既然被人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不会是无的放矢,总是有所指的。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得人们认为中国哲学尚未现代化,或不够现代化,而要郑重其事地提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问题,尤其是在现代中国哲学已经有一个世纪以上历史的今天?冯友兰、金岳霖、张东荪、贺麟,甚至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他们的哲学难道不是现代中国哲学?如果是,那就意味着中国哲学在他们那里就已经现代化…     

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与文化重建的理论思考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是一个总体性的、复杂的社会进程。文化的现代化是其中的重要环节。我国现代化史表明,文化的重建在我国这样一“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当代中国文化思潮的主要流派正从对立斗争走向对话与融合,这种演化趋势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塑造了一个多元开放的文化环境,也为中国文化的重建与发展提供了条件与契机。     

邓小平与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构建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程中，邓小平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充分吸收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有益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小康之家”“三步走”“共同富裕”“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话语概念，科学回答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称谓、重要目标、战略步骤、本质特征、基本路线、必由之路等重大问题，构建起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初步框架。邓小平在构建这一话语体系时，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和大众话语有机统一，坚持对西方现代化话语的扬弃与超越，为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推进奠定了坚实话语基础。     

纯粹逻辑学与理论哲学的奠基作用

今天,提高汉民族的“创新”能力正在成为汉语学术界和教育部门的一个标识性口号,但如何真正提高汉民族的创新能力,却没有得到理论层面的深入反思。19世纪中叶开始,西方科学理性-人本精神叩开了中华帝国古老的大门,“技术———科学———民主制度”是中国向西方学习和中国社会近现代化演进过程的历史轨迹。然而,科学和民主背后使西方富强的真正秘密是什么?严复在对英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进行深入考察后发现:在西方哲学家和思想家的著作中可以找到西方富强的秘密!他认为,西方强大的原因绝不仅仅在于武器和技术,也不仅仅在于经济、政治组…     

论“伦理”话语与中国式现代化

“伦理”话语及其传统是“活着的”传统文化,是中国现代社会的“文化传统”,其深刻影响着中国式现代化。“伦理”话语及其传统的核心范式在于“伦理地思考”,在考察“伦理”话语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中,必然走向“伦理地看待”中国式现代化,其要义包含了三维结构：从“实体性”出发的“伦”意识,“在一起”的“理”智慧,以及居“伦”由“理”的伦理情怀。值此之故,中国式现代化完成了从“伦”出发而辩证复归于“伦理实体”的精神之旅,成为弥合“分裂的世界”的重要精神力量,以“伦理”为标识区别于其他现代化形态。     

谈“子不语”

孔夫子避而不谈和坚决反对的是些什么事情?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态度?他的这种态度与他的正面主张之间有些什么内在联系?从这些问题入手可以把握孔子思想的义蕴,而且唯其如此,也才能够真正理解孔子对于中国文化的意义。在农业的稳定性未获得以前,与这一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是“神权政治”的“专家政治”,社会生活的中心问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亦即如何克服由于人对自然的无知而造成的农业生产的不稳定性的问题。在农业的稳定性逐步呈现后,社会生活的中心问题随之转变为本质上与剩余产品分配有关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专家政治”于是转变为“道德政治”,周公是中国历史上道德政治的开启者,孔子则由于确立了道德政治的主要规范而成为后世中国农业文化的“至圣先师”,这就是中国文化在周秦之际发生的人文主义转折的实质。     

崇尚科学提高全民科学素质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把“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放在第3位,可见其重要性。因为头两位“热爱祖国”、“服务人民”是每一个中国公民必备的基本道德,“危害祖国”、“背离人民”是犯罪行为。而“愚昧无知”在过去极左思潮的长期影响下,特别是在“知识愈多愈反动”的年代里,不仅不是耻辱,反而是光荣。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逐步树立起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思想是第一精神力量的正确观念,逐步认识到了科学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性作用,愚昧无知导致落后、导致贫穷、甚至导致邪教滋生、危及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     

以唯物史观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理论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代中国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新时代以来,我们坚持科学的大历史观,积极推动人类社会历史新格局的形成和发展,在秉持与世界共同发展的历史意识这一思想前提下指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叙事。唯物史观赋予中国道路以现代性理念,推动中国道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实现自主创新,使中国在现实的世界历史进程中构建出现代化新道路的宏伟图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立足新的历史高度和时代起点,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经验,展示中国共产党对“历史之变”的辩证认识和科学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构建基于世界历史理论分析全球现代化发展的多元路径,开启了世界历史时代转变的新起点,推动了当代世界共同发展格局的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展现了现代化的崭新图景。以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原则和方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有助于在实践中不断拓展和深化中国式现代化。     

从大历史观看中国式现代化

从大历史观看,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实质内容和世界意义,就在于它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走出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创造了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格局中,以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国家独立为首要前提的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的创新实践中,以中国人民“富起来”“强起来”为现实基础的现代化;是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以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历史使命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推进社会全面进步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新道路。     

传统与现代性: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深层矛盾

1、社会发展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历史观意义上的发展,即人类社会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运动的过程;二是指“后发展”,即非西方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运动过程。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质就是如何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因此,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属于“后发展”范畴。实际上,整个当代社会发展理论都是在“后发展”的层面上展开的。无论是“现代化”理论、“发展主义”,还是“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关注的都是“后发式”的现代化,即“后发展”问题。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更好发展“中国蓝图”

中国式现代化是对西方以资本为中心、两极分化、物质主义膨胀、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路径的摒弃与超越。中国坚持走自己的路，自信自强走向现代化，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天然的示范，形成了自然的吸引力。在时代之变和世纪疫情相互叠加，世界进入新的变革动荡期的大变局中，“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对比更加鲜明。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为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提供了可供选择、可供借鉴的经验和制度文明，创造了人类更好发展的“中国蓝图”。     

教育是否属于上层建筑?

教育是否属于上层建筑的问题,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早在五十年代初期,苏联理论界就对这个问题开展过讨论,并于一九五二年被介绍到中国来。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理论界在讨论、研究科学是生产力问题的同时,也提出了教育与生产力的关系问题。有的同志在论述教育与生产力的关系中,认为“教育的主要属性不是一定社会形态的上层建筑”,“教育是现代化的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引起了教育是不是上层建筑的争论。争论中大体可以归纳为三种不同意见,争论主要围绕着教育是由什么决定的?教育与生产力有没有直接联系?教育的本质属性是什么?等等问题。现将几种不同意见的主要论点和论据简介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