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世纪初里昂地方圣经文化中的《申命记》“摩西诅咒”

里昂大主教阿戈巴尔德写作于9世纪20年代的《论犹太人的迷信与谬误》中运用对《申命记》“摩西诅咒”的释经来建构激进的反犹修辞。位于法国国家图书馆编号NAL 1740的抄本页边的一部佚名《申命记》注释为理解阿戈巴尔德的“摩西诅咒”释经的发生学渊源，提供了重要证据。这部注释是前任里昂大主教莱德拉德在其主教座堂的教士中推行圣经教育的产物。阿戈巴尔德在建构自己的反犹话语时，运用了自己在青年时代学到的释经知识，并对其进行了激进化的改造。     

犹太教典籍--《塔木德》

在犹太教中有3部典籍,第一是《塔纳赫》(Tanakh,希伯来语音译,即:《圣经·旧约》),所有犹太人都要绝对忠诚地信奉它。其前五卷书称为《妥拉》(又称《律法书》、《摩西五经》,是《塔纳赫》中最重要的著作);第二是《塔木德》;第三部是     

神圣的《妥拉》

犹太教最重要的经卷是《塔纳赫》 ,也叫作《圣经·旧约》 ;《塔纳赫》的前五卷书称为《妥拉》 ,也叫作《律法书》或《摩西五经》。《妥拉》经卷是记录《妥拉》全文的羊皮经卷 ,也是每座犹太教会堂的必备之物。因为它的内容是神圣的 ,所以 ,这部承载着《摩西五经》的经卷自身就是一个圣物。犹太教规定 ,《妥拉》经卷必须使用希伯来文方体字母、没有标点 ,没有元音字母标示 ,不得刻板印刷 ,要以手工方式誊抄在２４８片羊皮纸上。誊抄规定也十分严格。如 :整部经卷抄写上不能有任何错误 ,书写的方式必须与古代习俗保持一致等 ,因此只有具备丰富…     

《圣经》与文学

天主教传世的著作《圣经》,分“古经”(旧约)和“新经”(新约)两大部份。“旧约”又称《旧约全书》共四十六卷,写人类起源之说和依斯赖耳人从部落到立国及其衰亡的历史等;“新约”又称《新约全书》,共二十七卷,记载耶稣的生平及宗徒传教的历史。依斯赖耳人的史籍和文学作品等都以古教圣典的形式流传下来。《旧约全书》约略可分三部份,即法律书,先知书和圣著。法律书共五卷,即梅瑟五经,即《创     

威尔豪森的《以色列史导论》与现代圣经批评——历史记忆、断裂与重构中的《摩西五经》

现代圣经批评始于启蒙运动与唯理主义时期对《摩西五经》的质疑。之后,各种底本假说迭兴。威尔豪森的《以色列史导论》出版则标志着现代圣经批评学的确立。通过对圣经中崇拜地点、祭献、节期和祭司利未人做翔实的历史考察,威尔豪森令人信服地论证了《摩西五经》最后成书于流放后这一事实。威尔豪森之后,对威尔豪森的批评和质疑构成了现代圣经批评重要内容,但关于《摩西五经》何以成典,何以为经?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争论不休的热点。从历史记忆、断裂与重构的角度重新对之考察,一些旷日持久的争论或将得到合理的解决。     

《二程集》中《中庸解》作者考辨

现《程氏经说》中第八卷《中庸解》,未题何人所著。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目录”载:“明道《中庸解》一卷。”而《伊川大全集》亦载有《中庸解》。但是,《经说》宋刻,原止七卷。陈振孙《书录解题》称:“《河南经说》凡《系辞》一,《书》一,     

申命历史与编年历史之比较

<正>旧约圣经特别注重以色列民族的历史,因为上帝在以色列民族的历史中启示他自己,所以我们读圣经不可忽略旧约历史书。在旧约历史书中包含了两组历史书:一组是所谓的申命历史,包括《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上/下》和《列王纪上/下》,因为这几卷书是从《申命记》的神学“守约蒙福,背约受罚”的角度来解释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的命运。另一组是所谓的编年历史,包括《历代志上/下》《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     

从《五经正义》到《五经大全》──关于唐、明二代经学统一的比较

唐太宗时由孔颖达主持编纂的《五 经正义》，以及明成祖时由胡广主持编纂的《五经大全》，是中国经学史上两次最重要的对 经学文本的统一。《五经正义》的编纂是为了解决“文字多讹缪”，和“儒学多门，章句繁 杂”的问题，为科举考试提供一个统一的文本。因此他们首先对注家和义疏进行严格的筛选 和比较，并以“疏不驳注”的原则处理二者的关系。《五经大全》则是为了用程朱理学纲纪 人心，因此在对文本的选择上存在着严重的错误，在内容上墨守程朱，在编纂上疏于考证， 舛误向仍。     

追随摩西、约书亚的脚踪——参加本届第五次常委会议有感

经文:申命记第31章 摩西是神所重用的仆人,是以色列民尊敬的领袖,圣经中曾对摩西给以高度评价,“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中34:10)。然而当以色列民即将进入迦南时,神却要摩西将领导以色列民的重任。     

孟子与五经

孟子与五经，这里所论述的是指孟子与《诗》、《书》、《礼》、《乐》、《春秋》五经的关系，从中看出在孟子所处时代五经的面貌和他对五经的贡献。孟子为儒家大师，被后世称为亚圣，对五经是有相当贡献的。赵岐《孟子题辞》说，孟子“通《五经》，尤长于《诗》、《书》。...     

《道藏》中的文学瑰宝——《易林》诗及其艺术

历代《道藏》中都收录有一部古书《易林》。《易林》一书 ,《隋书·卷三十四·经籍志三》记为“易林十六卷、焦赣撰”。焦赣 ,西汉人 ,当过小黄县令 ,后死于该地。他是易学家京房的老师 ,故《汉书》在卷七十五的《京房传》中附记他。谓其名焦延寿 ,赣是他的字。唐严师古注《后汉书》 ,言赣为其名 ,则延寿为字。《汉书·卷八十八·京房传》记 :“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寿。延寿云尝从孟喜问易。……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 ,托之孟氏。”《易林》实非焦延寿一人所创作。焦延寿当是在前人留下的基础上把易说、民谣、书记等各种资料汇编成《易林》一书的…     

《圣经》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影响

《圣经》是基督宗教的经典巨著,也是一部伟大的 文学作品。自中世纪以来,在西方世界有“惟一的书” 和“书中之书”的称号。从世界文化史上看,一千多 年来没有第二部书能够像它那样对西方文化产生过那 么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圣经》与世界上许多信仰基督 宗教的民族至今仍有着密切的联系。《圣经》包括《旧 约全书》和《新约全书》两大部分(天主教在《新经》 和《古经》之外还包括《次经全书》)。《旧约》共39卷, 分成四类:古经、历史、文苑和预言。其中“历史”12 卷,写的是以色列民族的形成与兴衰的…     

元版《茅山志》的作者究竟是谁

陈国符先生在《道藏源流考》一书中 ,对《茅山志》的编纂及各代版本进行了较详的考证 ,最后得出结论谓 :“此书实即张天雨所修 ,刘大彬窃取其名而已。”《道教大辞典》中“张雨”条、《道藏提要》中“茅山志”条等也都纷纷引用了这一结论 ,认为《茅山志》的作者是张伯雨而不是刘大彬。而《正统道藏》收录的《茅山志》中却清清楚楚著有“上清嗣宗师刘大彬造”。那么《茅山志》的作者究竟是谁呢 ?我们先来看一看陈国符先生在《道藏源流考》一书中是怎么说的 ,《道藏源流考》附录一云 :“钱大昕元史艺文志卷二另著录张天雨茅山志十五卷。成化杭…     

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

正经文:申33:25"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每年重阳节时,教会都会举行敬老礼拜。今天我选择《申命记》33章25节"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作为敬老节的分享。《申命记》33章主要记载摩西在临终前为以色列12个支派祝福的事。摩西对每个支派的祝福都是有针对性的,祝福内容都不一样。针对每个支派的特点或弱点来加以祝福、提醒或警告,这些话不但是祝福,也是应许和预言。摩西给亚设支派的祝福只有一句话:"你的日子如何,你的     

苏轼《论语说》钩沉

宋代的苏洵、苏轼、苏辙不只是文学大家,而且对儒家的经典有深刻研究。苏洵参与编撰了《太常因革礼》一百卷,苏轼撰《易传》九卷、《书传》二十卷、《论语说》五卷,苏辙撰《诗集传》十九卷、《春秋集解》十二卷、《论语拾遗》一卷、《孟子解》一卷。明代焦竑很重视苏氏解经的成就,竭力搜求,编成《两苏经解》。有万历二十五年毕三才刻本和万历三十九年顾慥刻本,其间独缺苏轼《论语说》一种,甚感遗憾。清代朱彝尊撰《经义考》,也未见此书。《四库全书总目》说:“今未见传本”,“其说亦不可复考”(《论语拾遗》条)。可见明清以来,书已失传。我发现宋、金以来的某些书里,尚保存有此书的佚文和有关论述,可见一斑。朱熹说:“东坡天资高明,其议论文词自有人不到处。如《论语说》亦煞有好处。”(《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苏轼也“自谓颇正古今之误,粗有益于世”(《东坡续集·与滕达道书》)。不舍杯土,泰山得以成其高;不辞细流,黄河得以成其大。值此深入研究孔子和儒家学说之际,谨将苏轼有关《论语》的论述,钩稽排比,按《论语》篇次辑为一编,冀使苏轼《论语说》得以重见天日。虽不为完璧,而于百家争鸣中亦可窥见苏氏对孔子学说的研究心得。不当之处,识者指正。     

颜师古与《五经正义》的编撰发微

对唐代经学家颜师古是否参与了《五经正义》的编撰这一问题,学者的看法颇有不同。通过考辨史料,可知颜师古于贞观十二年开始参加了《五经正义》的编撰工作,但在贞观十五年退出。退出原因为:在《五经正义》编撰期间,唐太宗筹划封禅之事,所用礼仪多采纳颜师古《封禅仪注书》的意见,但贞观十五年前往泰山封禅途中遭遇彗星,颜师古从而在政治上失宠;颜师古性格简傲,与编撰集团关系紧张,编撰队伍借机将颜师古排挤出去;颜师古与孔颖达等主撰者的学术观点不同,编撰集团将颜师古对《五经正义》所作的疏解删削至尽,因而后来《五经正义》的撰者中不提颜师古的名字。     

《释迦谱》和《释迦氏谱》合论

《释迦谱》和《释迦氏谱》是我国佛教学者编撰的两部重要的释迦牟尼传记,代代流传,影响极大。《释迦谱》梁建初寺沙门僧祐撰。载于丽藏“彩”函、宋藏“彩、仙”函、元藏“彩、仙”函、明藏“书”函、清藏“壁”函、频伽藏“致”帙,收入《大正藏》第五十卷。其中丽、频伽、大正藏作“五卷”,宋、元、明、清藏作“十卷”。五卷本最初见录于僧祐自著的《出三藏     

《管子》书作者

一、《管子》书非管仲作之原因晋博玄曰:“管仲之书,过半是后之好事者所加,乃说管仲死后事。其《轻重》篇尤复鄙俗。”(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引)唐孔颖达亦曰:“世有《管子》书者,或是后人所录。” (《十三经注疏》本《春秋正义》,《左传·庄公九年》)杜佑指略序曰:“其书载管仲将没对桓公之语,疑后人续之。”(王先谦校刊《衢州本郡斋读书志》卷十一引)宋代学者,发现更多之疑问,非但认为《管子》非管仲所作,且更大胆地推测其为何时何     

颜师古与《五经正义》的编撰发微北大核心CSSCI

对唐代经学家颜师古是否参与了《五经正义》的编撰这一问题,学者的看法颇有不同。通过考辨史料,可知颜师古于贞观十二年开始参加了《五经正义》的编撰工作,但在贞观十五年退出。退出原因为:在《五经正义》编撰期间,唐太宗筹划封禅之事,所用礼仪多采纳颜师古《封禅仪注书》的意见,但贞观十五年前往泰山封禅途中遭遇彗星,颜师古从而在政治上失宠;颜师古性格简傲,与编撰集团关系紧张,编撰队伍借机将颜师古排挤出去;颜师古与孔颖达等主撰者的学术观点不同,编撰集团将颜师古对《五经正义》所作的疏解删削至尽,因而后来《五经正义》的撰者中不提颜师古的名字。     

《管子》跋十七则(续)

右中立四子本《管子》明万历己卯刻。全书首朱东光序,序称《中都四子集》.《千顷堂书目》亦称中都。而刻本作中立,以其书为张登云守中立时所刻,故名之也。卷一第二行列“唐临菑房玄龄注释”,次行列“芦泉刘绩增注”,三行列“明临川朱东光辑(?)”,四行列“宁阳张登云参补”,五行列“休宁吴子玉繙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