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重写儒学史”与“儒学现代化版本”问题

儒学是积极入世的学问,每个时代的儒学都是在回应那个时代的问题,从而在观念上具有那个时代的特征,成为那个时代的学术形态。然而,一方面,现有的儒学史的叙述,例如所谓"宋明理学"研究,往往脱离了儒学的历史时代性质,成为一种纯粹的概念游戏,遮蔽了儒学的时代特征真相,有鉴于此,我们提出"重写儒学史"问题;另一方面,当代儒学面临着中国的现代化、现代性的生活方式、全球化等问题,需要建构儒学的现代化的学术形态,有鉴于此,我们提出"儒学现代化版本"问题,这是"续写儒学史",即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重写儒学史"。     

晚明“经世致用”内涵的革新与突破--兼论儒学与科学的关系

经世致用作为儒学的精神特质,其内涵历有嬗变,至晚明时则因与西方科学的互动而有重大革新与突破。经世致用的革新缘于士人对儒学发展逻辑的深刻感知和主动展开。"经"的权威淡化为儒学与西学的互动创造了良好氛围;"世"的现实转向为士人引入科学开辟了通道;士人对"用"的追求不仅推动着"致"的体系中增添了科学演绎方法,而且对"不用为用"新内涵的接纳意味着求故的科学精神在儒学体系中逐渐融入。经世致用内涵在面向传统革新的同时,也因科学知识、方法、精神的融入实现了突破。经世致用内涵在晚明的变动意味着它非但没有阻碍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反而推动了科学在中国的扎根,是儒学与科学良性互动的典型例证,展现了儒学的勃勃生机。     

儒学在中国崛起中如何贡献与世界共享的价值观

中国和平崛起的表层是经济奇迹,中间层是制度优势,深层则是以儒家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动力效应和道家的平衡机制的有机统一在起作用。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尤其是"道"的智慧、"仁义"的德性和思维模式、道德自觉的人文主义精神和人学修养理论,今后必将对全球产生更大、更广泛、深刻的影响。中西对话、交流和传播的路径:一是靠民间组成的类似"儒学世界"、"儒学时代"的网络平台的渠道用,英语等外语向世界传播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理念和价值;二是要承认、引导和开掘民间信仰,以便在日常生活方式和学校、家庭、社区中融入传统文化的元素,进行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做人信仰的培育;三是把仁爱、责任等儒学理念与民主、自由、信用等价值进行综合创新,使之内化为中国公民的人格建构的资源。     

何以为儒:论明代“伪儒”问题的本质

明代社会中的"伪儒"一词意蕴丰富多元,它不仅仅是文人相轻心态下儒士相互间的攻讦,而且也是社会舆论对种种不循道统现象的批判。作为长期纷扰明代儒学进展的复杂社会现象,"伪儒"问题的表相是儒学正统的赓续与践履问题,然究其本质,却也是儒学在社会转型与通俗化过程中,何以面对亟待解决的思想困境问题。作为带有明显主观建构性质的批判对象,"伪儒"以社会问题的面目而出现,体现了明代儒学的内部分化,以及儒学知识阶层的学术理想与社会现实间的张力与断裂。     

弘扬儒学传统 展示地域文化——“儒学与地域文化:徽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由教育部首批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和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儒学与地域文化:徽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4年8月21至23日在安徽省合肥市成功举办。来自韩国、日本和台湾、香港地区,以及内地各省市的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9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儒学、地域文化、徽学"三个主题词,进行了广泛而深入地探讨与交流。与会代表既有北京大学安平秋先生、北京师范大     

论韩国儒学史上的“无极太极”之辩——以李彦迪的“无极太极”论为中心

在韩国儒学史上发生过的主要学术论辩有"无极太极"之辩、"四端七情理气"之辩、"四七人心道心"之辩、"人物性同异"之辩(湖洛论争)以及"心说"论争等。这些围绕不同的主题而依次展开的学术论争不仅促进了韩国儒学理论的深入发展,而且还促成了韩国儒学独特理论风格的形成。从韩国儒学各个发展阶段所发生的各具特色的学术争辩中,可以发现韩国儒者所具有的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批判精神。     

同途而殊归的“家源儒学”与“生活儒学”——评当代中国的两种现象学儒学思想

在当代中国哲学中,张祥龙的"家源儒学"和黄玉顺的"生活儒学"都是从儒学与现象学的比较研究来思考儒学的复兴和重建,但却又同途而殊归。受海德格尔存在论现象学启思,他们都将儒家的仁爱情感作为一切存在者及其理论建构的终极本源。但是,在仁爱情感显现的两个维度中,张祥龙把家庭成员之间的"亲亲之爱"看作儒家的根脉所在,主张建立以传统家族生活为核心的儒家文化保护区来使儒家逃避现代文明世界;而黄玉顺则把"一体之仁"看作儒家的根本精神,并以之为正当性基础来构建现代性的制度规范、推动儒学的现代化转型。前者否定了现代文明的普遍价值,忽视了自由开放的现代政治秩序乃是其文化保护区能够建立的制度前提,将使儒学从现代社会退隐;后者忽视了个体本位的消极意义和家庭生活的积极意义,会使仁爱的推扩难以实现、健全人格的个体难以形成。故更合理的思路是:儒学既要通过构建以个体自由为基础的现代制度规范来完成自身的现代转型,也要充分重视家庭对于仁爱推扩和个体成长的重要意义。     

多元互补:孔子儒学在西部的传承发展

"西部儒学"是指在西部地域生长、传承及发展的儒学,呈现出与中原儒学、东部儒学等同中有异、自具特色的儒学形态,是中国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学与地域文化结合而形成的个性化、多元化的重要表现.目前学界对于西部儒学的研究,逐渐形成地域儒学、丝路儒学、民族儒学等雏形,将儒学的时代性、地域性、民族性有机结合,昭示了儒学研究和发展...     

儒学宗教论的两种进路——以牟宗三、任继愈为例

在儒学宗教论中 ,由于学术动机和目的不同 ,也由于理论范式、思想进路、认定方式和方法的不同 ,人们对儒学或儒家何以为教 ,或者说是何种意义上的宗教 ,存在一些认识差异 ,有的甚至截然对立。这种差异和对立 ,概括起来可分为儒学“普通宗教”(或一般宗教 )论和“特殊宗教”论两种。任继愈认为儒学是普通或一般意义上的宗教 ;牟宗三则认为儒学是一种特殊的宗教。无论是儒学一般宗教论还是特殊宗教论 ,其中都不乏合理的、值得肯定的思想内容 ,但又都失之一偏     

儒学论“人”

儒学的核心价值是仁,而仁学也是人学。儒学的人论包括人的地位与价值、人性与社会、人格与人伦、人的理想等许多面向。以人为本是儒学人论的基本立场,而儒学还认为,离开社会来论人肯定是不充分的;"成为什么样的人"、"如何成就理想的人"则是儒学人论的根本问题。     

儒学之真精神探讨 ——记上海文庙第七届“与孔子对话”学术研讨会

正何为儒学之真精神?或曰何为孔子之真精神?这不是一个新问题。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梁漱溟就提出了这一问题。他认为人们所批判的孔子只是"假孔子",而"真孔子"的面目已被历史所遮蔽。于是,他发誓要恢复孔子儒家的本来面目——"孔子之真非我出头倡导,可有哪个出头?"现在的情况当然已非昔比,"复新儒学"成为儒学研究的潮流。但对孔子、儒学的解读和观点却五花八门,其中又有所谓"汉学主义",用西学来解读中国传统儒学,弄得孔子和儒学面目全非,也出现了真孔子、假孔子还是洋孔子的现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提出了"儒学之真精神"的问题。这对于儒学研究和     

论蒙文通的儒学观

国学大师蒙文通先生,以儒学为"中国文化之根柢",认为儒学从根本上说是唯物的,孔、孟之说与唯物论实不相悖,并积极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扬弃工作。在儒、道、释三教关系上,认为各有宗旨而主会通。就儒、道而言,认为儒学与北方道家同源于仁义,儒家之克己复礼与南方道家心斋坐忘之学异曲同工,二程之学实出于陈抟。就儒、禅而言,两者虽截然不同——儒学为性学,重工夫,主有善有恶;禅宗为心宗,只见心体,主无善无恶,但皆主理事不二,儒可通禅并可摄禅。蒙先生的儒学观于我国当前的文化建设仍有重要意义。     

孔子的社会理想及儒学政治与政治儒学

孔子创立了意在惠及天下众生的"仁爱"学说,为儒家所宗,奠定了中国主流文化的思想基础。儒学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以民为本。孔子的全部学说,关注的最终焦点都是百姓的幸福。汉代以后,儒学被统治者定为一尊,成为封建丈化的正统。但是,统治者标榜的儒学,已非"原典儒学",而是经过文人政客改造了的儒学。儒学政治演变成了政治儒学。孔子的学说近乎理想化,存在两大严重缺陷:"尊君抑臣"的伦理观念和"道德自律"的调控手段。中国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走科学发展的道路。     

儒学三次复兴的当代启示

当下如何复兴儒学?通过对儒学三次复兴历史的分析与总结,说明当代(当下生活的时代)循宗教的、哲学的、生活的路向复兴儒学都不足取,"儒学世俗化"应是当下复兴儒学所应遵循的路向。儒学世俗化,是祛儒学精神贵族化之魅,使之重归原始儒学之世俗情怀与世俗关切,而不是使儒学化为庸俗。为求儒学世俗化,儒学在当代迫切需要实现三大转变:(1)改变立场,由重"士"转向重"民";(2)改变观念,由不能容忍世俗价值转向重视民众的世俗愿望与世俗要求;(3)改变导向,由专注正面指导人生转向积极关注人生的负面问题。     

宋代新儒学中的佛、儒关系新论--以儒士佛教观之基本特征为视角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SSCI

宋代儒家学者关于佛教的认知、理解和评价(佛教观),具有四大特征:本位性、实用性、隔膜性、否定性;这些特征准确地向我们传达着宋代儒家学者接受佛教、消化佛教、改造佛教、排斥佛教及其程度等方面的信息;由此推论:宋代新儒学中的佛教与儒学关系,实际上是宋代儒家学者基于复兴儒学、发展儒学的集体意志和共同需要,对佛教与儒学在新儒学中的地位、功能、份额所进行的配置;在此配置中,宋儒的佛教修养水平、佛教态度以及佛教自身的特点分别扮演了重要角色;由此配置所展示的佛教与儒学关系便是:形式上的"取长补短"、内容上的"同质相融"、结构上的"儒体佛用"。     

前清儒者视野中的民间佛道信仰

清代前期儒者对佛道的关注由心性之学转向民间信仰。一些儒者认为 ,理学说教不具有普世性 ,整个儒学在教化民众方面也存在不足 ,民间佛道信仰可以弥补这些缺欠 ;但有些儒者激烈地批评民间佛道信仰 ,认为它对社会产生了消极影响而且与儒学背道而驰。前清儒者的分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理学衰落后儒学发展所面临的困境     

儒学要与时代同行 须强化与西方文化的对话

本文是作者“儒学与西方文明”座谈会上的发言稿。作者认为,只有站在当今世界文明的高端．从中华民族今天的辉煌着眼。才能够把握儒家历史演进的全部意义和基本精神。各种文化形态的碰撞和交流。并没有扼杀以儒家为代表的民族精神,倒为我们提供了重新审视传统的良机。儒家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有久经历史考验的传统积累,不但应该在当前的国内发挥作用,而且有充分的理由影响世界。面对国内外基督教学术界提出的“孔耶”互补互利论、“文化神学”等种种论点,大陆的儒学界应该充分发挥学术的优势。为儒学的创新开辟新的局面。     

孝宗中兴与庆元党禁视域下的南宋儒学走向——以朱熹与陈傅良交游为中心的考察

孝宗中兴时期,南宋儒学群体之间的交游频繁,陈傅良一直以"不欲与争"的态度与朱熹相处;宋宁宗即位后,身处庆元党禁风波下的朱熹、陈傅良则摒弃学术差异,在朝堂上同舟共济,政见亦趋于一致。朱熹和陈傅良虽然在思想观点上有所不同,但因为同属儒学群体,有着共同的价值追求和相近的交游圈,故而视彼此为莫逆,以他们为代表的道学与浙学群体之间的交流也对南宋的学术繁荣和朝局走向等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再论“儒学的第三期发展”如何可能?——杜维明的儒学发展观析论

在众多主张儒学发展的论说中,"儒学的第三期发展"是学术界多年来关注较多且又尚存争议的话题之一。通过对杜维明有关儒学发展的五个步骤、面对西方文化的四个回应、尚需解决的三个问题、应予澄清的两个误解以及儒学发展的内在动力等诸多论题予以梳理和解析,可以窥知杜维明儒学发展观的学术理路和实践诉求,为探讨儒学当代发展的可能路径提供有益启示。     

理一分殊与儒学重建——兼与蒋国保先生商榷

蒋国保先生通过对儒学三次复兴历史的分析与总结,说明当下儒学复兴宗教的、哲学的、生活的路向皆不足取,"世俗化"应是其所应遵循的路向。同样是基于儒学三次复兴历史的考察,我们对此却有不同看法:其一,鉴于儒学三次复兴游走于世俗与神圣、现实与理想、形下与形上"两极"之偏执,我们提出儒学重建要回归孔子之"道",以"极高明而道中庸"为其普遍规约(理一);其二,当代社会问题的纷繁复杂以及儒家传统本身的多层面、多维度决定了儒学的当代重建也应是多元多样的(分殊),否定多元开展径直以儒学走世俗化道路是一种危险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