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本到行动:利科自我诠释学的扩展与深化

在"自身"与"他者"辩证法基础上经由象征、符号中介的长程迂回的主体理论是利科诠释学的真正内涵。在主体理论与诠释学的交互推进中,利科通过从文本到行动的诠释学扩张,迈向和实施一门在不同工作场地中早已预期的"自我的解释学"。本文通过展现利科主体理论与诠释学的交互推进,从符号学的挑战、事件与意义的辩证法、行动的"文本"范例等多个层次,阐述利科从文本到行动的诠释学发展的逻辑机制,呈现利科在时间、行动、语言框架中所建立的富含自我与他者辩证法内涵的自我诠释学理论。     

现象学与书写

现象学与书写(writing)活动之本质或研究书写的实践理论之间到底有何关系?针对此问题,本文尝试以现象学考察去揭露书写的语言含义(Bedeutung)、结构和目的,进而厘清书写之实践活动的本质,提出有别于其他现象学研究学门之书写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writing)的观点。然而,不仅构思"现象学式地书写"(writing phenomenologically)的理论原则,并且于最终将主张:现象学研究本身即是一种对生活世界之存有意义进行理解和说明的书写活动。而为了陈构上述"现象学式地书写活动"之本质,本文将首先说明现象学中有关现象、意义和语言之思考,以此思考为基础,进一步去澄清现象学对书写活动的反思,最后提出现象学书写的理念。而研究主题的理论背景主要采用胡塞尔的现象学哲学,另亦收纳当代诠释学家伽达默尔和利科等人之观点。     

批判与新构：利科自身性主体的“下降”诠释逻辑

面对西方近现代的主体瓦解危机,利科坚持主体存在论,秉持批判与新构的态度对各流派进行调和,通过自身性主体、诠释、语言、反思、迂回、他者和中介等核心概念,走上了蕴含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下降”之路的主体求索,完成了对主体哲学的三重超越,其内在的思想逻辑在于：首先对传统和现代的主体概念进行批判,重新构思出自身性主体的在世存在;接着从反思的原则、形式和内容等层面进行革新,视主体形成于与他者的在世交互活动中,须对蕴含在世生存经验的语言进行意义诠释才能通达主体的反思与认识;最后,利科构建了承载意义的语言中介来承担具体且迂回的主体反思任务,逐步抵达主体存在之本体的初衷。这在断裂的存在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诠释学间架起沟通的桥梁,开启了诠释学的第三次转向,使得动荡的主体哲学有了坚实的此在生活世界之根,并为始源性的存在论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现象学审美诠释学在文学解读中的效用——以俄国作家安德烈耶夫的短篇小说《沉默》为例

在对叙事性文学作品的阐释过程中,从情节间的因果联系入手来理解文本是较常见的一种思路。但是,有些作品所描写的事件仅仅是一个孤立的片段,或无因可考,或无果可察,这给人们的解读造成了不小的难度。现象学的审美诠释学则为此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根据这一方案,人们可以不必经由对情节因果关系的完整梳理,亦不必借助于想象力对空白的全面填补,依然能将文本的意涵充分地寻绎出来。另一方面,通过现象学的"悬隔"与"还原",人们亦可以对那些不具情节属性的文学描写进行合理的释读。从这两个方面来看,安德烈耶夫的短篇小说《沉默》都是一个适于进行现象学分析的绝佳文本。借助于这一文本,我们可以更为清楚地认识现象学审美诠释学的独特效用。     

“被叙述的自身”——利科叙事身份/认同概念浅析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身份问题已发展为批评理论界所关注的热点问题。某种意义上,身份问题由"去中心化"的主体性问题演变而来。鉴于主体哲学中"受伤的我思"的困境,世界著名现象学诠释学家保罗.利科于1985年首次提出叙事身份/认同的重要概念,并分别在1986年和1988年继续展开详细讨论。在众多的主体性或身份研究中,利科的立场可谓独树一帜:1)凸显出叙事在主体构建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功能;2)对身份/认同概念内在蕴含的"相同性"和"自身性"进行区分,并藉由两者间的辩证关系来化解身份研究中存在的某种混沌局面;3)肯定伦理维度在身份问题中的重要性。本研究旨在对这一重要概念的背景、内涵、特征和局限做出解析。     

利科的解释学现象学

保罗·利科是以其特有的法国式的现象学而闻名的.解释学现象学是利科现象学的重要特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利科在德国曾作过战俘,这使其有机会接触胡塞尔的现象学,并为他日后发展解释学现象学奠定了基础.《胡塞尔及其现象学分析》一书就是他系统地研究胡塞尔现象学的结晶.利科早期受胡塞尔现象学的影响很大,后来,他逐渐抛弃了他早期的意志现象学,着力于解释学和现象学的结合,从而形成了他的解释学现象学思想.     

框架诠释学:框架理论的诠释学与现代性批判意蕴

泰勒的"框架诠释学"既注重对现代性理解的前理解条件及其作用的探究,在理论品格上倾向于哲学诠释学;又特别注重通过诠释进行社会批判,其诠释学思想又表现出诠释哲学品格.他的框架理论兼具哲学诠释学与诠释哲学的维度,具有一种明显的居间性,这说明现代诠释学不仅可以在哲学存在论上被理解,亦可以作为一种方法被应用于哲学研究之中.泰勒的...     

《易经》现象学与道论诠释学刍论——以王弼《明象》与“存有三态论”为中心

本文旨在经由中西哲学的对比,阐明《易经》所隐含的现象学思维,并由此衍申讨论与其相关的"道论诠释学"。首先,揭示《易经》思想为一象征之逻辑,不同于一般的理性逻辑。其次,以王弼《周易略例·明象篇》为示例,阐明其现象学思路,指出"道、意、象、言"与"道论诠释学"密切关联。再者,经由"存有三态论"的现象学与道论诠释学之结构的深层论述,对现象学与道论诠释学做一总体探源,跨越实然、应然,回归本然,指出"存在、价值、实践、知识"和合为一。最后,总结"归返自身,由在而显"为《易经》现象学与道论诠释学之极成。     

试论大卫·特雷西的神学诠释学及其在“基督教中国化”过程中的建构意义

本文介绍了特雷西神学诠释学的思想渊源、方法、特点以及对今天基督教中国化的建构意义。在伽达默尔、利科的影响下,特雷西既注重圣经文本的经典特征和基本的解释方法,也强调诠释者自身的前理解,而义理则产生于文本和诠释者围绕特定宗教主题的对话过程中,这与特雷西相互批判的关联这一神学方法紧密有关。在当今多元的世界里,特雷西的神学诠释学突出了经典诠释的不确定性、开放性和公共性,既反对基要主义者把《圣经》看作是一个完整、封闭的意义体系,也反对世俗人文科学单注重以方法来决定文本意义的做法。在人们不断通过对话探求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时,神学诠释学体现了其人文价值。特雷西的神学诠释学既维护了信仰真理的超越性,又引导基督教积极入世,使基督教信仰在教会、大学和社会中彰显其公共性,也将政、教、学三界各自对基督教中国化的关切贯穿起来,对当下正在进行的基督教中国化具有重要的建构意义。     

从哲学诠释学到批判诠释学

在哈贝马斯看来,哲学诠释学对理解何以可能的解决,意在建立理解与同意的统一.而社会批判理论更关心如何有效消除宰制社会的因素,实现理解与批判的统一.因此,批判理论必须纠正哲学诠释学对待理解条件的非反思性态度,通过将18世纪德国观念论的批判精神与哲学诠释学相嫁接,为批判理论开放出可运用于社会批判,且能够在社会理论与历史哲学层面体现出主体间性效应的理性反思的诠释学视域,将诠释学从一种解释人类经验的理解模式发展为进行意识形态批判的反思模式.     

论东亚儒学的经典意识及其诠释学效应

东亚儒学与东亚儒者的经典意识密切相关且互为因果,它既立基于经典文本之上,又因对经典文本的诠释而存在与发展。从文本视域看,儒家经典作为儒家思想的意义源发地,有着向着现在言说的"同时性",它能够被带入现时代并在当下视域中开放自身意义的多样性诠释。从诠释者视域看,东亚儒者对儒家经典进行阐释的诠释学处境,建立起儒家经典与东亚儒者之间具有主体间性特征的对话关系,在一问一答的逻辑中,让潜藏在经典中的真理进入诠释者不断更新的前理解结构,进入现代意识,并与现代意识一起构成新的意义统一体,走向未来。东亚儒学的经典意识具有这样的诠释学效应:东亚儒学经典诠释的任务不是去追溯儒家经典的原意和阐论解经者在经典诠释上表现出来的主体性,而是要在一种开放的诠释学处境中建立诠释者与经典之间视域融合的意义联系方式,追求相互理解、达成共识性意义诠释之主体间性效果。就此而言,东亚儒学倾向于把理解变成自我理解,满足解经者生命意义的自我确认以及经典与解经主体相互承认双重目标,从而将自身解释为一种基于经典与诠释对话关系而动态演进的思想传统。     

“创造的诠释学”与未来中国哲学的创造

创造的诠释学是傅伟勋创立的中国哲学诠释学奠基理论。作为中国哲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论,该理论包括实谓、意谓、蕴谓、当谓、必谓(或曰创谓)等五个层次,分别涉及原思想家或原典的文献考证、语言分析、注疏历史、批判继承、创造发展等渐次升高的内容;五层次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依文解义、依义解文以及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双轨辩证程序"加以理解。接着创造的诠释学讲,须继承其辩证开放的学术视野,发展其继往开来的学术态度,解决其缺失经学主体内容、未能确立文本的核心地位等学理问题,以期通过范式转换,建立起融贯古今中西学术、兼具中国效度与哲学效度的学理合法的中国哲学。     

文本与解释

"文本"在现代诠释学中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但在基督教"解(释)经学"中,文本就是指圣经的经文。解(释)经学所有的理解与解释都是围绕着圣经文本而展开的。没有对圣经文本的解释,就不会有对经文的理解。     

对话中的"他者"——伽达默尔"诠释学对话"的理论批判

伽达默尔的“对话”理论作为其哲学诠释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文本的诠释和翻译实践中产生着广泛的影响。毫无疑问,伽达默尔的“对话”理论在倡导读者主观性作用的同时,表现出了对文本及其作者的尊重,有利于在文本及其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相互沟通,有利于克服文本理解和诠释中的主观主义和绝对客观主义的弊端。但美中不足的是,它却没有注意到诠释学对话除了“你”“我”之外还有“他者”参与到其中。一作为“对话”的文本理解和诠释传统的方法论诠释学理论认为,文本的理解和诠释基本上是一种“倾听”,即读者对文本作者内心“独白”的超时空“倾听…     

伽达默尔的对话诠释学何以不是相对主义的——基于对问答逻辑的再思考

伽达默尔的对话诠释学由于强调理解者的处境性和差异性而提出“不同地理解”的诠释学方案,这使得它在学界通常面临某种相对主义指责。从对话的具体实行方式亦即问答逻辑出发,可以针对相对主义指责为伽达默尔辩护。在对文本的理解和解释中,问题源于文本自身,并激发着阐释者提出自己的问题。语言作为原初发问者,构成了文本诠释学和对话诠释学的媒介,并保证了理解活动的公共性和普遍性,从而有效地防御理解活动中的相对主义。尽管如此,作为公共之物的语言并不会妨碍回答者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它使得理解既是开放的又并非任意的。     

政治诠释学:义界、特征与相关性

政治诠释学是一个新课题。诠释学作为政治诠释学的基础决定了它的本质属性、理论视野、认识结构、基本方法和具体内容。特别是在政治哲学与诠释学在交叉过程中,政治诠释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基本义界。它是诠释学观点普遍性的自然延伸和自觉应用,是在政治领域内对理解方式的共同性的承认,也是一种具体的诠释学经验。总体上看,政治诠释学具有整体性、对谈性、劝导性、反思性等四大基本特征。这些特性使之与哲学诠释学、政治的诠释理论(解释的政治学)、法学诠释学和"诠释学的伦理学"相区别,成为一个具体、历史和实践的当代诠释学范型。     

经典诠释与体系建构--中国哲学诠释传统的成熟与特点刍议

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与哲学诠释的传统有密切关系,王弼和郭象代表了中国古代哲学诠释传统的成熟时期,自此以后,以较完整的经典注释的方式阐发思想家的哲学体系就成了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流,朱熹、王夫之是古代哲学诠释传统的高峰,牟宗三则是这一传统的现代代表.本文认为,西方诠释学从原则上为中国哲学史上的体系重构提供了很好的解释和论证,但西方诠释学理论并不能充分解释中国哲学的诠释传统,中国的哲学诠释传统的典型形式是以经典诠释的方式进行哲学体系的建构或重构,打破了西方诠释学理论所说的"诠释的循环",从而构成了对西方诠释学的一种挑战,回答这种挑战就可以丰富和发展诠释学理论,并有可能创造出一种新的适合于理解和说明中国哲学传统的诠释学.     

历史现象学的现状与目标

历史现象学不应被理解为"现象学地看历史",而应被理解为"历史地现象学地看",这样才能建立对历史现象学诸含义的统一理解。历史性与现象学之间的本质关联在于,现象学本身就蕴涵着历史性。现象学不仅源于历史性问题,也强化了历史性,使近代意义的历史性发展成为绝对的历史性。这种绝对的历史性只有在后期胡塞尔的历史现象学中才可能得到圆满的阐释,从而克服现代哲学中普遍存在的历史相对主义问题。这意味着将近代理性主义"超越历史的理性"修正为一种"包容历史的理性"。因而,只有从胡塞尔历史现象学出发,才可能超越现代性前提,在广阔的社会文化对象领域重建理论研究的可能性。     

“误读”与新义——经学文本诠释刍议

中国的文本诠释学产生于战国时期。从文本诠释的内容、性质和体例看,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义理诠释学,一般称为"传"。另一类是语言诠释学,一般称为"训诂"或"诂训"。传的特点是"解说经义","并经文所未言者而引申之","多离经"。诂训的特点是"第就经文所言者而诠释之",追求文本原貌、原义。但是,在文本诠释的历史实践中,传往往离不开训诂,训诂也离不开传。"传"的内容在西方诠释学中又称作"误读"。我们借用"误读"的概念只是为了吸收西方文本诠释中的合理成分,并不是同意放弃追求文本原貌、原义的真理性原则。在中国文化史上,"误读"是创建新义理的一种方式,也是为汉语增加新质要素的一种方式。"误读"源于春秋战国间"断章取义"、"以意逆志"、"诗无达诂"的文本阅读诠释理论,是一种理论创新、语言创新的手段。"误读"在易学发展史上,尤其《易经》与《易传》的关系上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有着突出的解释力。     

文本解读中的限制与自由——论赫施对方法论诠释学的重构

美国诠释学家、文艺理论批评家赫施是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重要的批评者之一。与伽达默尔把理解和解释的正确性闲置一旁,专注于阐明理解和解释如何发生的本体论诠释学取向的不同,赫施力图捍卫理解和解释的客观性立场,主张理解和解释是有限制的,其目标在于揭示和阐述文本的含义（以语言符号表达的作者意图）,但他同时主张一种自由的批评,以沟通文本含义与其他事物之间的联系,并彰显文本的意义。在赫施对方法论诠释学的重构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试图超越诠释学中的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作者中心论和读者中心论二元对立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