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价值”与“道德运气”

"道德价值"是康德伦理学的核心概念,"道德运气"论者试图通过对康德道德价值概念的批评从根本上瓦解康德的伦理学。本文试图表明康德的"道德价值"概念具有多重意蕴,它不仅关乎动机和准则,也关乎努力、付出和道德勇气;"道德运气"问题不构成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根本挑战,康德的道德哲学是可以容纳"道德运气"并内在地回应其挑战的;康德伦理学与"道德运气"论尽管存在着诸多根本差异,但都具有各自的价值,并且二者存在融合的可能性。     

“以心求心”“自身意识”与“反身的逆觉体证”——对宋明理学通向“真己”之路的哲学反思

朱子虽洞悉心灵省察现象,并指出我们原则上无法以"对象化"的方式把握主宰之心,但对"以心求心"工夫却颇多微词。冯少墟认为朱子之失在于将无形之"心"错会为有形之"物",不解"以心求心"实则是心灵"自反自照"现象,而良知对经验意念的善恶性质之判定以及相应的"善善恶恶"活动乃是"同念并起"与"无等待、无先后"之心灵现象。此种心灵生活之中异质层面之同时并动现象与现象学家耿宁所谓的"道德自身意识"若合符节。惟在宋明理学处,此现象是工夫践履之中遭遇到的生存论之问题而非理论反思之问题。而牟宗三"反身的逆觉体证"与"反身软圆的自知"说不惟有助于我们理解传统的"以心求心"工夫,对现象学的自身意识问题的解决亦有启发意义。通向"真己"的原初心灵现象之路在中西哲学交汇的当下是一重大的哲学问题。     

《荀子》之个体型对象“类”的价值性

《荀子》的"类"观念之所指,按形式可分为个体型对象"类"和关系型对象"类";按性质则可分为感性"类"和价值性"类"。《荀子》的个体型对象"类",包括感性个体"类"和价值性个体"类",其中体现的是儒家在实践领域应然的"宜"、"义"即善、义务、正当等"应然"特点,而非认知意义上的客观性或事实性,不是以对象的共同固有客观属性为根据的"类",其感性与价值性不分,统一于价值性。由于从价值而非固有性质来认识和规定对象,《荀子》的个体型对象"类",其根本性质不是认知性而是价值性的。     

儒家传统“节”德的价值向度论析

从儒家伦理的视野检审,"节"是以价值及道德为样态的观念性存在,同时是以主体的行为为依据的道德实践。儒家"节"德的价值依"道""义"而生,主体的价值生成、超越境遇的价值彰显、跨越境界的价值建构等多维向度,可视为由传统价值观念衍生、拓展、凝练而成的一个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价值共同体。"节"德的价值是主体对于传统道德修为、践履、形塑的伦理表征,以此回应谁支撑这一价值的生成,如何彰显这一价值,以及建构这一价值有何独特方式等问题。其探究旨在以价值哲学的视野对"节"德及其转化、建设作本源意义的反思。     

论王阳明“治世”“治心”“治天”的逻辑统一

在哲学理论上,王阳明以良知释知行本体,从知行合一走向致良知,同时将万物一体思想的根基诉诸致良知之学,即是说,他用致良知作为其心学思想之核心,通贯知行合一与万物一体。这种理论的架构及推演与王阳明治理思想的内在逻辑一体相连、密不可分,具体表现为:"治天"的关键在于"治心""治世",其中"治世"又可以转化为"治心",由"治心"可以达到对自然、社会的治理。三者之中,"治心"是核心和主导。     

从认识论到形而上学:康德哥白尼式革命的实质及其意义

康德哲学的重大理论贡献可以说是其所发动的"哥白尼式革命",因为它开启了对"理性"这一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核心范畴的直接批判。同时,康德哲学是在对近代哲学的形而上学危机和认识论危机的思考与回答中形成的,这意味着"哥白尼式革命"不仅具有认识论意义,更具有重构形而上学世界观和内在价值取向的意义。然而,这一革命的局限性也正在于先验地将"理性"作为考察问题的根据,意图通过纯粹理性批判对时代的哲学课题作出解答,最终由于对现象和自在之物的区隔而未真正脱离主体和客体二元分立的思维方式,由此从根本上忽略了实践活动在认识问题以及传统形而上学中所关涉的自由等问题上的根基作用。     

存在·心灵·价值——布伦塔诺哲学疏论

布伦塔诺哲学博大精深.其主题可由"存在"、"心灵"、"价值"贯通.布氏把"内知觉明证性"原则引入"实在"的分层,将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存在"的多义性推进到"实在"的多层性.布氏的"心灵学"是对亚氏"灵魂论"的扬弃,其创发之处是对"心灵现象"的厘清和类型划分.布氏以"内在价值"为核心的价值伦理思想是对前人相关思想的重大突破,他以"明智的经验主义"与"真实的个体主义"为尊严、平等和仁爱等重要的普世价值奠基.布氏哲学是对以"认识你自己"为鹄的的哲学的实质性推进.     

晚清“翼教”思想与儒家政治哲学——以《朱蓉生侍御答康有为第一书》为中心

晚清维新变法时期,以朱一新为代表的"翼教"派思想家极力反对康有为维新派的变法活动。长期以来,"翼教"思想尚未受到学术界足够的重视。"翼教"思想不仅揭示和反映了儒家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和深远关切,而且也揭示了政治哲学的基础性问题。在"翼教"思想看来,哲学与政治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作为政治基础的思想应该"平实"而不是"虚无";思想家个体研究的"学问"与作为政治基础的"学术"有着显著区别,所以当思想家面对政治的时候,必须谨慎节制地对待思想及其表达;政治必须要有一个可靠而坚实的基础和土壤,任何政治实践切忌破坏之,否则将导致政治品质的败坏等问题。研究"翼教"思想,对于深入了解儒家政治哲学和反思现代政治哲学都有重要的意义。     

孔子的“天命”与“仁”

孔子的"天命"内涵有两个维度:一是以"德性"的形式落实在个体生命中;二是作为"使命"为个体所感悟而成为其人生动力。这两层含义都与"仁"密不可分。"仁"作为人之为人的本性,其道德力量和自我创造能力成就了"天命"的权威性和原发性。作为外在的力量,"天命"的意义是以一种难以抗拒的道德命令促使个体去实现"仁"的内在要求。于是,"天命"和"仁"在这个意义上实现了贯通。当然,完成这些需要"仁"能够自由地呈现自己,也即个体的性情能够自由发挥。自由的性情不仅能够展现"仁",从而实现个体与天地的和谐共在,同时也能让个体真切地体会到"天命"的存在并主动承担之。     

朱谦之唯情哲学视野中的“时间”

"时间"是近现代哲学的基本范畴,也是现代中国哲学建构的重要问题。朱谦之的唯情哲学以"情"解《易》,继而以"情"释"时",以"时"为"情"之"感",为"变化流动永不间断的绵延",并强调"时间的意义就是现在"。以此视野考察历史,他主张历史是生命的进化史,历史的价值在"现代"。唯情哲学对情感与时间的考察,不仅是对将时间理性化、形式化的纠偏,其时间与生命内在关联的讨论,也使我们对时间的理解更加具体、真实。     

“内在价值”概念再检讨

环境伦理中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纠缠于是否承认非人自然物具有内在价值,但"内在价值"概念深深地依赖于个体主义的思想框架,源于笛卡尔和康德的哲学。个体主义预设个人具有独立于他人的自主性,因而具有内在价值。其实,个人的自主性依赖于理性,但个人理性总是在特定的生活共同体或文化共同体中生成的,脱离了生活共同体个人就无从形成其理性。个人只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个人价值取决于个人对他人和共同体的作用(既包括积极的也包括消极的)。关于非人动植物也有内在价值的论证是难以自圆其说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要害在于相信人类理性或科学的进步将日益穷尽自然的一切奥秘,相信技术的进步将保证人类能随心所欲地制造物品、改造环境。纠正这一致命错误才是摆脱现代文明之危机的关键。     

超越的存在、意向的存在与真实的存在——兼论布伦塔诺的“意向性”问题

现代哲学中凸显的"意向性"主题据说发端于布伦塔诺。他以"意向的内存在"为基本依据区分"物理现象"与"心识现象"。然而,他并未将"意向的"主题化和术语化,它可被"对象的"替换。如果从布伦塔诺特定的经验立场出发,拥有"意向的内存在"的心识现象同时具有真实的存在,而物理现象只有意向的存在,常识现象只有超越的存在。三种现象中,只有对心识现象方可作出明证判断。"意向的"在现象学中向"意向性"主题转变表明哲学或是对实践问题作出退让,或是陷入玄虚;在语言分析哲学中向"意向性"主题转变则表明哲学或是对语言或是对常识作出退让。     

“恶”之缘起、明觉与去除——以王阳明“四句教”为中心的考察

王阳明"四句教"围绕善恶问题而展开,其理论前提为"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心体作为无限感通的一体之仁,超越善恶的相待性,此即"无善无恶心之体";心之应物起念处即是意,一体之仁遂有感通与阻隔之别,此即"有善有恶意之动";而一体之仁的感通或阻隔,皆能为良知所自然明觉,此即"知善知恶是良知";行事上磨练之工夫,涤除私欲执着之障蔽,以恢复心体之感通,此即"为善去恶是格物"。可见,"四句教"对于"恶"之问题有着完整而清晰的阐明:心体无恶,表明"恶"为非本体性的存在;意动有恶,表明"恶"具有因缘和合的性质;良知知恶,表明"恶"能为主体所明觉;格物去恶,表明"恶"能为工夫所破除。其间涉及道德本体之确立、伦理责任之承担、自由意志之可能、道德行为之价值等问题。由此,王阳明不但构建起了融本体与工夫为一贯的修证体系,亦构建起了心学之道德形上学。     

冯友兰“新理学”若干问题刍议

冯友兰"新理学"的建构,受到了一些同行的质疑与批评,这些质疑与批评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新理学"方法与宋明理学不适应;二是"新理学"的本体空虚不实。不过,客观而深入地理解"新理学"之后的判断应该是:"新理学"方法并不必然地伤害宋明理学,而"新理学"的本体更非"空"所能涵盖。事实是,"新理学"的建构不仅显示了冯友兰缜密的思辩力,也说明其对中国哲学、宋明理学的精准把握,更透显出开辟中国哲学新方向的期许与努力。而"新理学"学术层面的价值尤为值得学界珍视:它既是中国哲学在形态上的有益尝试,也有经典诠释方法上的独特示范,更是哲学回应现实课题与表达生命关怀的独特路径。     

在“可证实”与“不可说”之间的价值——对“分析进路的伦理学范式”的思考

针对目前关于"分析进路的伦理学范式"的讨论,本文尝试给予回应并作出进一步的思考。牛津日常语言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厄姆森在《论分等》中,揭示出分析进路的伦理学所存在的问题。早期分析哲学存在着元伦理学的、严格逻辑实证主义的、维特根斯坦的和石里克的四种伦理学进路,通过分析维特根斯坦和石里克伦理学的观念之争,可以发现分析哲学本身在"可证实"与"不可说"之间的内在矛盾。这使得他们要么把伦理学作为"不可说"的形而上学加以拒斥,要么接纳伦理学就势必抛弃逻辑实证主义的纲领。随着分析哲学成为一种学院哲学,更存在一种玩弄分析技巧的危险,导致伦理学逐渐远离真实的生活,甚至根本不关心生活的意义问题。伦理学应该脚踏社会生活的实地,在社会生活中阐明伦理规范的意义。     

从“法天贵真”到“归真反璞”——道家“真”思想的形而上考察

本文旨在中西哲学比较视域下,对道家"真"思想的形而上考察。"真"是道家思想的重要概念之一,具有多重思想维度。首先,道家哲学认为"真"是"道"的本然属性,"甚真"、"贵真"澄明了"道"是究竟真实;其次,道家反对"伪学"而主张"真知",道家提倡"真其实知"的致思之路;再次,道家看重"抱朴含真"而"天人合一"的生存取向,提倡由"抱朴"显"道",由"含真"达"道";同时,道家哲学之"真"也具有淳厚的人性关怀,道家认为人人具有"真"性,人的"存在"、"活着"应保持"全真"、"质真"的自然本性。在现代性宰制的当今时代,道家"归真"的价值取向蕴含深厚的人文情怀,其为现代人重新领会"道法自然"而切近"真"人提供了思想资源。     

朱熹“理”的价值内涵

“理”是朱熹哲学的最高范畴，是他整个哲学体系的出发点和终结点。朱熹哲学是以“理”作为一以贯之的主线而形成其内在联系，建立其逻辑结构的。“理”在朱熹哲学中，涵义甚为丰富，其“本体”义、“形式”义、“规律”义，学术界论述颇多，而对其“价值’议，却探讨不够。其实，“理”作为价值范畴，在朱熹哲学中的重要性并不比它的“本体”义为低，在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比“本体”义更为重要，更能体现朱熹哲学的基本特征。朱熹哲学中，“理”的价值涵义，概而言之，约有四端。一、“至善之理”是万物价值的本原朱熹以理为宇宙的本体，理…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精神家园”路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具有内在一致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精神家园"路向,是建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可能路径.探索以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核心精神的中华民族共有价值理念,是通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精神家园"路向的核心问题.     

基于“事”的世界

作为扬弃了本然形态的存在,现实世界形成于"事"。"事"在广义上可以理解为人的活动及其结果。从抽象的形上视域看,与"事"无涉的"物"似乎具有本体论的优先性,然而,以现实世界为指向,则"事"呈现更本源的意义。人通过"事"而与"物"打交道,在此意义上,人与"物"的关系,乃是以人与"事"的关系为中介。"物"唯有融入于"事",才呈现其多样的意义。通过人的活动("事")而形成的现实世界既表现为事实界,也呈现为价值界,而"事"则从本源上为事实界和价值界的统一提供了根据。在理解现实世界的过程中,不仅需要避免化"事"为"心",而且应避免以"事"为"言";肯定现实世界基于"事",则既蕴含着扬弃存在的本然性,也意味着承诺其实然性。     

洛采与现代价值哲学之发起

与马克思同时期的德国哲学家洛采对现代哲学影响深远。洛采发起价值哲学以应对思想、生活中的二元困境。在本体论方面,柏拉图的"理念"被改造为三重"现实性"中的"有效""价值"以和解"心""物"二元对峙;在世界观方面,通过对科学之"真"重新奠基来化解机械论与浪漫主义的僵持;在伦常-实践论方面,通过引入"善""美""圣"价值来沟通规范主义与快乐主义、有限者与"无限"的割裂。洛采之后,价值哲学的三种主要形态各有侧重与得失。而当代价值哲学则仍需重担"和解"二元乃至多元对峙之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