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儒学”何以可能

<正>儒学在现代社会到底还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儒学究竟应当在什么领域发挥自己的作用?目前,人们对儒学的当代定位问题具有不同的看法:自熊十力以来的新儒家,主要关注的是儒学的"心性"层面,所以人们多称之为"心性儒学"。针对"心性儒学",蒋庆提出了"政治儒学"的理论,明确宣布     

孔子的社会理想及儒学政治与政治儒学

孔子创立了意在惠及天下众生的"仁爱"学说,为儒家所宗,奠定了中国主流文化的思想基础。儒学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以民为本。孔子的全部学说,关注的最终焦点都是百姓的幸福。汉代以后,儒学被统治者定为一尊,成为封建丈化的正统。但是,统治者标榜的儒学,已非"原典儒学",而是经过文人政客改造了的儒学。儒学政治演变成了政治儒学。孔子的学说近乎理想化,存在两大严重缺陷:"尊君抑臣"的伦理观念和"道德自律"的调控手段。中国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走科学发展的道路。     

儒学的德性进路对评价管仲、齐桓公的影响

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传统儒学注重通过心性论的方式诠释德性自律,而荀子则从人性恶入手,强调通过礼制的教化作用以化性起伪。儒学的这两种德性进路对两宋时期尊孟派与疑孟派评价管仲、齐桓公产生了重要影响。疑孟派强调"礼"作为一种外在规范对人行为的制约作用,充分肯定齐桓公、管仲尊王攘夷的霸业对维护周礼的积极意义,并对王道、霸道进行量化分析,将王道、霸道视作同一性质而不同层次的两种为政方式。尊孟派则极力区分孔子称赞管仲"如其仁"的内涵,在充分肯定管仲具有"仁之功"的同时,从儒学心性论的角度否认管仲之"仁"。疑孟派充分肯定了齐桓公、管仲的霸道,尊孟派则严格区分王道、霸道在性质上之不同,揭示了齐桓公、管仲霸道"假仁以霸"的本质。尊孟派与疑孟派关于评价管仲、齐桓公的分歧,本质上是儒家两种德性进路的分歧。管商功利主义是管仲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再现,儒学德性进路的分歧又形成对管商功利主义评价的分歧。     

同途而殊归的“家源儒学”与“生活儒学”——评当代中国的两种现象学儒学思想

在当代中国哲学中,张祥龙的"家源儒学"和黄玉顺的"生活儒学"都是从儒学与现象学的比较研究来思考儒学的复兴和重建,但却又同途而殊归。受海德格尔存在论现象学启思,他们都将儒家的仁爱情感作为一切存在者及其理论建构的终极本源。但是,在仁爱情感显现的两个维度中,张祥龙把家庭成员之间的"亲亲之爱"看作儒家的根脉所在,主张建立以传统家族生活为核心的儒家文化保护区来使儒家逃避现代文明世界;而黄玉顺则把"一体之仁"看作儒家的根本精神,并以之为正当性基础来构建现代性的制度规范、推动儒学的现代化转型。前者否定了现代文明的普遍价值,忽视了自由开放的现代政治秩序乃是其文化保护区能够建立的制度前提,将使儒学从现代社会退隐;后者忽视了个体本位的消极意义和家庭生活的积极意义,会使仁爱的推扩难以实现、健全人格的个体难以形成。故更合理的思路是:儒学既要通过构建以个体自由为基础的现代制度规范来完成自身的现代转型,也要充分重视家庭对于仁爱推扩和个体成长的重要意义。     

“批判的新儒学”与船山哲学

"批判的新儒学"极为注重汲取船山思想,提出当代新儒学的发展当走"回到船山"的路。它对船山思想的重视体现在三个方面:重气、重实存主体、提倡道德发展论。作为对台湾后牟宗三时代儒学发展的一种批判性的思想,它肯定儒学的未来发展要走出道德形而上、开启社会实践、回归生活世界,同时注意到了现代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沟通和对话。     

叔孙通之“进退与时变化”与汉代儒学的转向

"进退与时变化"是叔孙通一生政治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特点。由于此,他得以在汉初制定礼制,为儒学的复兴做了准备。不过,这种行为模式却背离了先秦儒家的传统。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虽然也重视政治实践中的"权变",但孔子的"权变"是在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之下的"权变",具体的行为可以因时而异,但作为目标的政治理想是必须坚持的。而叔孙通的"进退与时变化"则主要是以现实政治状况为行为的依据,其实际活动中缺乏对政治理想的充分坚守。这一行为模式的出现与政治环境的变化及儒家政治理论自身缺乏可操作性的特点密切相关。这种以现实政治为行为依据的行为模式最终导致了汉代儒学的转向——政治化与神秘化。     

统合孟荀的新视角——从君子儒学与庶民儒学看

儒学包括君子儒学与庶民儒学两个不同维度,前者强调"成己成人",后者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孔子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开启了君子儒学与庶民儒学的分野。孟子"道性善"、以善为性,为儒家的君子人格奠定了人性论的基础,并发展出大丈夫精神、浩然之气、天爵人爵说等,对君子儒学有重要贡献。荀子主张"义利两有"、性恶心善,肯定自然欲望、利益诉求的合理性,这对于庶民之学是一个发展。传统的儒学由于重君子儒学、轻庶民儒学,面临无法克服的困境,即:使儒学规范君权、维护民权的宗旨无法得到真正实现。儒学的现代转化要克服传统儒学的缺失,通过君子儒学与庶民儒学的并建,发展出儒学的当代形态,而统合孟荀便是其中一条思路。     

“经济儒学”论纲

"经济儒学"是儒家文化中关于经世济民、经邦济国的学说。"经济儒学"源远流长,其名称随着儒学对市场经济的作用应运而生。"经济儒学"的特点表现为内容上体现外王本质、形式上贴近大众民生、地位上未被正确评价、作用上极具现实意义。"经济儒学"的体系可以从源、体、用三个层面来架构,面临儒家经济思想的挖掘、扬弃和实践三大任务。"经济儒学"属于应用儒学,现实作用是中国经济的灵魂和世界经济的灵药。"经济儒学"有助于儒学跳出意识形态的窠臼,真正从传统走向现代以及去经院化和迈向社会化。     

原道书院成立 学者座谈回应 李明辉关于大陆新儒学的批评

3月28目,原道书院在北京成立。书院主办者是中国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陈明,在中国当代新儒家中素有"南蒋庆,北陈明"之说。其中的北陈明是《原道》创办人,现任首都师范大学儒教研究中心主任。书院建于北京市海淀区上庄镇常乐村,书院门上有陈明撰写的门联:"翠湖有雨吟洙泗,云过西山诵舞雩"。陈明介绍,"翠湖边,西山下,这是地望;洙泗、舞雩都是儒家符号。选择舞雩二字,一方面有对夫子‘吾与点'之境界的向往,表达的是我自己的个性气质;另一方面则是有对天之神圣性的信仰和崇敬,也可以说是对大陆儒学的宗教学话语范式的呼应吧。"李明辉是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研究员,也是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的弟子。其学术研究方向以儒家哲学、康德哲学和伦理学为主,著有《儒家与康德》《儒学与现代意识》《康德伦理学与孟子道德思考之重建》《当代儒学之自我转化》等书。2014年12月,他受邀至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讲授"中西哲学中恶与原罪",期间接受了澎湃新闻的独家专访表达了对"大陆新儒家"说法的不认同。他指出,现在所谓的"大陆新儒家"是主要以蒋庆为中心,包括陈明在内的一小撮人的自我标榜。此外,他也不赞同"大陆新儒家"对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的区分。在他看来,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在儒家的传统里本来就无法划分开来。在原道书院成立当天举行了学术座谈会。与会学者纷纷发言回应李明辉关于大陆新儒学的批评。现将座谈会有关内容整理发表,以飨读者。     

儒学当代复兴的思想视域问题——"儒学三期"新论

儒家没有新的,然而儒学是常新的.儒家的复兴在于儒学的重建.儒学的当代重建必须在当代的"生活-存在"的思想视域中进行,才能顺应当代的生活、而避免原教旨主义.这就需要对儒学史进行一种新的认识,为此,本文提出一种新的"儒学三期"说.     

真德秀《心经》与韩国儒学

所谓心法学,即系统阐释儒家圣贤认识心性、修养心性、自觉地把自己纳入道统谱系的学说。《心经》是真德秀辑录传统儒家经典与程朱理学关于心法学理论而辑成的一部有关心性修养的书,它始终围绕"治心"的主题,集中阐发了儒家的心性之学,极力倡导儒学心性修养工夫论,表现为与陆王心学迥然不同的心法学传统。1592年,程敏政附注《心经》并很快传入韩国。李退溪是韩国大儒,自称通过《心经》而把握朱子学乃至儒家心性之学的实质与精髓。退溪对《心经》的尊崇深深影响了韩国儒学的文化生态,促使韩国儒学心性论一步步走向心法学,并自觉地排斥陆王一系的心学范式。退溪在研究与接受《心经》心法学思想过程中,通过对门人弟子讲授《心经》及其"附注"而形成了退溪学派对《心经》的推崇,并影响到以栗谷为宗的畿湖学派和以丁若镛为代表的实学派。可见,《心经》和《心经附注》已成为韩国心性之学的阐释与建构的重要思想载体,对韩国儒学影响至深。     

退溪学与孔孟儒学

李退溪（湿）是十六世纪朝鲜李朝时代的理学大师,是东方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所创建的"退溪学"是一博大而深途的思想体系。"退溪学"既集朝鲜朱子学研究之大成,也直接吸取和蕴含了孔孟儒学思想的精髓。退溪先生自幼就熟读《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孔孟儒学对他影响颇深。在《退溪先生文集）｝中,常见"孔颜曾孟"或"孔孟程朱"提法,而孔孟儒学思想也渗透在他的言行思想之中。退溪的政治哲学,就与孔孟儒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吸取了孔子的"仁"和孟子"民贵君轻"思想,竭力推行孔孟儒学的"仁政"和民本思想。首先,退溪从君与民在经济…     

“自由儒学”导论——面对自由问题本身的儒家哲学建构

如何面对现代自由是当代儒学无法回避的一项思想课题,"自由儒学"就是笔者为此而提出的一种儒家哲学建构,其意旨在于克服传统儒学与现代自由之间的紧张,同时避免西方自由主义的弊端,为发展现代自由开辟更稳健的道路。因此,"自由儒学"将直接面对自由问题本身,也即"自由何以可能"的问题展开思考,通过厘清"自由"概念的儒家话语,追溯自由的存在本源(本源自由),由此重建儒家超越性的形上自由(良知自由),进而建构起儒家现代性的形下自由(政治自由)。     

新儒学:向儒学原旨的复归和对儒学的发展

<正> 新儒学是两宋文化的主流,其特点是儒家在充分吸收其他学派思想成分后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向经典儒学原旨的复归。经典儒学,即以《论》、《孟》、《学》、《庸》、《易传》为代表的先秦儒学是由孔子建立的关于“修己”和“安人”之道的人道学说,这一学说后经孟子、《中庸》、《易传》的发展被奠立在“性与天道”的形而上学     

“儒学与当代社会双向互动”刍议

儒学与当代社会的双向互动是指儒学与当代社会的双向审视、双向批判、双向参与。这一问题对儒学言 ,是能否在当代社会生存与发展和如何生存与发展的问题 ,对当代社会言 ,是如何汲取儒家的智慧走向人文化成的问题。双向互动不是封闭的静态系统 ,而是动态的开放系统 ,重不在互动的效果 ,而是互动的过程。儒学借助与当代社会的互动而焕发出新的生命与活力 ,当代社会因儒学的参与而更加健全、完善。     

论“生态儒学”及其理论与现实意义北大核心

儒家哲学本质上是生态哲学,“生态儒学”概念可以成立。儒家把自然分为动物、植物、土地、山川四种对象,从宗教、道德、政治法律三个维度对这些对象提出生态性质的认识和对待措施。生态儒学有一个由气、通、和、生、时、道、仁等概念构成的范畴体系,有一个由生态本体论、生态功夫论、生态境界论构成的生态观,有一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发展史。儒家哲学主张的心灵和谐、人际和谐、社会和谐、国际和谐,都以人与自然和谐为基础。生态儒学不仅可以推进对于儒家哲学以至于中国哲学的理解,也有助于推进对于哲学本身的突破,促使我们重新认识“主体”“客体”概念,重建主客关系理论,由此对世界哲学进行第二次启蒙。     

儒学与宪法三题

在中国近现代史中,儒学面临了全面的"去建制化"困境,民初制宪中的儒学"入宪"与"出宪"是最具标志性的事件。在儒学最终告别宪法后,中国的法律制度在形式上彻底地"去儒家化"。但宪法是现代政治最重要的价值载体,复兴中的儒学不可避免地再次面临其宪法定位的问题。现代的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正式重启了有关儒学宪法性意义的讨论。不过,两者都过分地偏重于儒学直接的宪法性意义。而实际上,儒学间接的宪法性意义是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它亦是儒学在现代宪法中最有可能的定位。儒学应该以"公民宗教"的身份间接地支持中国的宪政主义,同时,它还应保持其独立的价值系统的地位,以对现代政治与法律形成外在的批判、制约。     

论孔子思想的包容性与中国儒学的发展

<正> 春秋战国是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既然是争鸣,所以一般多看到彼此间思想上的分歧,其实相互间也有不少相通之处。如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我认为他的思想就有较大的包容性。后来中国儒学的发展,在长期封建社会中虽貌似取得独尊地位,但思想内涵却在不断吸取容纳各家之长。传统儒学影响到今天,能否适应开放的形势和现代化社会的需要,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我认为研究孔子思想的包容性及后来各个时期儒学的发展过程,对当前应如何对待儒学传统,是有重要历史借鉴意义的。     

儒学价值观推动政治思想发展作用探析

早期儒学的价值选择重在道德价值建构,从孔子开始,孟、荀继承发展的儒学价值建构影响深远。孔子援"仁"入"礼"确立儒学价值观的理论基础,孟子的价值选择着重以"义"补"仁",荀子"礼"之为用,重回礼法的价值立场。儒学的价值选择通过向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输出价值观念,形成了仁政、德治、民本、礼治、教化的传统政治思想特征。及至当下,儒学价值观的有益部分推动"以人为本"的政治理念、"以德治国"的施政方针、"反腐倡廉"的廉政建设等当代政治思想深入发展,促使中国政治走向更加民主化、科学化、法制化、程序化。     

儒学的更新与朱熹在儒学发展中的贡献

儒学的更新与朱熹在儒学发展中的贡献钟肇鹏从孔子到朱子,儒学的发展变化可大致分为五个阶段。从孔子开始,儒学即表现了善于抉择、博采众长的开放性特征,虽然儒家历来祖述五经,宗师仲尼,但每一阶段的儒学都吸收了一些新的东西。而且对儒经的侧重点也有不同。朱熹集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