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古斯丁论两种自识

奧古斯丁的思想向来被视为现代哲学之先声,他的自身认识理论也常常成为笛卡尔以降的相关讨论的重要比较对象。首先,在对新学园派的反驳中他从认识论上证明了感知呈现的确定性,确立了处理自身认识问题的内向性基础。其次,他不仅早于笛卡尔发展出类似于"我思故我在"的普遍怀疑论证,而且推演出心灵作为精神实体的核心结构。最后,他了解塞克都斯·恩披里克对自身认识可能性的反驳,在前述探究基础上有意识地区分了两种自身认识以应对这一难题,而其中可解释为前反思的直接性自身意识的概念也可以在德国唯心论的自身意识理论中找到回声,后者正是用这一概念来解决反思模式导致的难题。     

一个应对意识“难问题”的方法论救治——瓦雷拉的“神经现象学”思想评析

瓦雷拉的"神经现象学"是应对意识"难问题"中最为系统且最具影响力的研究方案之一。他的这一思想是在当代意识自然化和查尔默斯提出的意识"难问题"的影响下提出来的。这一思想的提出有其涉身动力学科学基础和"中道认识论"哲学基础。它以意识体验的不可还原性为出发点,把胡塞尔的现象学和认知科学统一起来,采取了对意识的第一人称数据和第三人称数据之间的互惠关联和约束的方法论来解决意识"难问题"。瓦雷拉的这一思想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也存在着现有的问题。     

方言与文化寻根——对韩少功小说语言的文化透视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韩少功无疑是文体意识和语言意识都较强的一位,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他对文学语言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他的早期作品强调一种平易近人、贴近自然的语言风格,乡土语言经常出现在小说中。在1985年席卷文坛的"寻根浪潮"中,韩少功不再将方言作为一种增强作品生动性、真实性的简单工具,而初步意识到语言背后的文化内涵。在其代表作《马桥词典》中,他不仅通过语言透视文化和历史的变迁,更将语言与人的生存、命运联系在一起。正是在对传统文化的追索和反思中,韩少功逐步确立起自觉语言意识,开始聚焦于语言的文化性,关注语言与人的存在的关系。     

“自我”和“思想的诸种样式”之“笛卡尔式解释”的两个维度

笛卡尔对"自我"和"思想"的诸种样式的理解和解释,是以"身心区分"的主张为前提的,而这一思想前提也使得笛卡尔的"自我"理论建构和他对"思想"的诸种样式之理论解释,内在地蕴含着两个不同的维度和视角,即灵魂维度和身体维度、第一人称的视角和第三人称的视角。笛卡尔的相关理论建构的根本缺陷就是不能合理地解释两个不同的维度或视角之间的关系,而从当代西方心灵哲学"意识"解释的视域反观笛卡尔的相关思想,可以说,他把"意识"的两个不同面相和研究"意识"的两种不同视角的差异错误地归结为两种实体的区分及其差异。     

作为“现象学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卢卡奇证成无产阶级意识的关键一环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的《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一节中,卢卡奇论证了无产阶级意识自觉的可能性,但这一可能性尚处于抽象性之中,而不具备现实性。为此,他又在《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中系统地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理论,以此作为无产阶级意识达于现实性的关键环节。而该理论与他所借助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现象学家"观念有着内在的对应关系,这集中表现在二者的地位与作用上的相通性上。这是其思想中的黑格尔主义要素的体现,是其恢复马克思主义中能动方面的理论努力。然而,由于卢卡奇所欲解决的问题同黑格尔辩证法逻辑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政党与"现象学家"之间存在着不可消除的张力,这要求卢卡奇超越这种总体性辩证法,但他最终并未做到这一点。     

孔子对民族“内方外圆”理想人格的塑造

解读《论语》,会明显地发现孔子把人的属性分为内在品质和外在表象两个方面,他看重前者而漠视后者,提出"患立不患位"的价值取向。孔子一方面要求人们确立正直的心性,塑造出"匹夫不可夺志"的内在刚强;另一方面也要求人们确立"无可无不可"的生活态度,以可进可退、与时相宜的方式去处世。孔子由此设定了一种内方外圆、外柔内刚的理想人格,创导了"和而不同"的人生哲学,这对民族性格的塑造有着深远的影响。     

“万能论证”不万能

<正>2009年,一份来自著名哲学网站"哲文集锦"(Philpapers)的调查显示,在英美哲学界,支持物理主义的学者占据了半壁江山。①尽管如此,物理主义者从未获得一般性的证实,相反,他们需要针对二元论的观点和理由,在具体的问题上实施具体的辩护。而主观性(现象意识)、意向性和规范性问题是他们必须面对的三大难题。这三者中,物理主义者对意向性的自然化最为自信,对解决知     

“全球社会”视域中的宗教变迁——宗教社会学研究中的“大问题”

随着全球社会的兴起,宗教社会学研究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全球社会背景下的宗教变迁表现出"世界化"与"本土化"的互动、"现代化"与"传统化"的交融、"世俗化"与"神圣化"的嬗变等错综复杂的形态。而对全球宗教变迁的有效探讨和反思,有利于宗教社会学确立问题意识,获得新的发展。     

马克思视野中的政治正当性论证——从“商品语言”到“政治语言”

马克思在"价值形式"的演变中对"货币之谜"的批判性考察,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拜物教"的秘密,而且确立了科学的"货币"观。如果能将马克思的"商品语言"转述为"政治语言",将马克思破解"货币之谜"的方法切入近代以来的"政治正当性"论题,则不仅可以确立科学的"权力观",还能揭示洛克、霍布斯与卢梭以来社会契约论的演进逻辑,真正彰显出马克思哲学的政治指向与当代价值。     

中介性与他异性——对胡塞尔他者构造理论的一项检讨

自我认知他者的过程是直接的,还是依赖于某个中介,这一问题构成了他者理论的一个核心问题。胡塞尔在其经典的他者构造理论中预设了两种中介性:"以自我为中介"以及"以世界为中介"。托尼森等人认为胡塞尔的这两种中介性均面临着无法回避的难题。本文检讨了托尼森对胡塞尔的批评,澄清了以自我为中介和以世界为中介分别导致的不同难题,在此基础上区分了对中介性概念的强解读和弱解读,并就后者辩护了胡塞尔他者理论的认识论路线。     

维特根斯坦私人语言研究的“语法”性质

维特根斯坦的私人语言研究是语法研究。私人语言的定义表明私人说话者对他的感觉没有自然表现。这就意味着他对他的感觉词汇没有正确性标准。如果一个词的使用没有正确性标准,那么它就是无意义的;这是一条语法规则。根据这条语法规则,私人的感觉词汇是无意义的,私人语言也就是无意义的了。维特根斯坦通过语法研究成功消解了私人语言问题,他对私人语言的处理与他的哲学理念是一致的。此外,维特根斯坦还对认为私人语言有可能的哲学家们所犯的错误进行了诊断并为其提供了治疗。     

胡塞尔的“发生”概念与“发生现象学”构想

胡塞尔曾将其中后期提出并深入思考的意识发生问题和意识发生现象学的观念视作对早期的意识的静态结构现象学的克服。在他的发生问题思考中可以至少发现四种意义上的"发生"概念。在这个概念基础上展开的发生现象学就是一种关于意识发生的普全认识论,一种对意识发生的现象学研究。它不仅要研究作为意识现象的世界的生成和发生,也要研究作为点和线的自我的生成和发生。尽管在胡塞尔本人看来,他的关于发生问题的思考尚未成熟到可以作为系统论述发表的地步,但是由胡塞尔开启的这个发生现象学研究的路向,的确为后人在此方向上的进一步探索和发展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可能性。     

走出“法轮功”“殉教”迷宫的阿里阿德涅之线

正剑桥大学出版社于2018年3月推出的《法轮功——属灵战争与殉教》(FALUN GONG—Spiritual Warfare and Martyrdom)一书是一部近年少有的具有深刻洞见的学术著作,该书无论在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和文献资料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成就。值得注意的是,该书作者詹姆斯·路易斯坚持认为他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反邪教学者,因此,他并不讳言他曾经是"法轮功"邪教的支持者,但是,当他意识     

道中之言与言中之道:庄子道言关系新探

道言关系在庄子思想中居于重要地位。庄子对语言的质疑,出于对文明异化的考虑,而语言又是文明的核心载体,与意识形态、权力、伦理道德、人类成心等相关。然而,以往研究都认为庄子发现了语言的局限性,而这造成了言和道的背离。这一观点把"道言关系"问题转变为"道如何被言说"的问题,却忽略了庄子思想的深层问题,即人与天的分离以及人向天的回归。而实际上,天人关系是庄子思考道言关系的重要思想背景及问题意识所在。     

圣凡之间:孔子的生命境界问题及其展开——以“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章的诠释史为中心

《论语·为政》"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章本是孔子自述的"学而知之"之序。然而,随着孔子"圣人"形象的逐步确立,魏晋之后的诸多学者认为"生而知之"的孔子之所以降格陈述这一"学以成圣"过程,意在通过"隐圣同凡"的方式"为学者立法"。问题在于,虽然"隐圣同凡"的"退讬"策略消解了"学知"与"生知"之间的张力,却有割裂圣人之言与行、为人与为己的危险。因此,"圣道无隐"的"亲证"原则在其他一些学者那里又被重新确立起来。但"圣道无隐"也蕴涵着一个内在难题,即"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是否"恰好"意味着孔子生命境界的"至极"?对此,张载的解读指示出孔子生命境界的"未尽"之蕴。     

从“语言”到“实在”——柏拉图语言哲学新探

语言何以表现"实在",是哲学、语义学和认知科学争论最激烈的议题之一,它充斥着悬而未决的问题、谜题和悖论。在论述语言与知识关系的《克拉底鲁》中,柏拉图着重说明语言在认识"实在"中的中介角色和基础性工具地位;作为一种用于分离"存在"的工具,语言有客观上确定的结构,从一开始就同"实在"同构,并映照"实在"的结构。但在其他地方,柏拉图却基于"思想本身在结构和内容上是语言的"的原则,对语言的价值、意义、真理的本性,及语言与思想、"实在"的一般关系做出不同论述。通过对柏拉图相关对话录及其现代阐释进路的分析可知,与当今分析哲学将语言学哲学作为一门专门化的、应用于语言学的科学哲学来发展的主流思路不同,柏拉图并不认为哲学问题归根结底是语言问题,语言研究不能与对稳定"实在"的研究相提并论,尽管他深信词源学的力量,并利用它们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有“思”有“想”的语言——金岳霖的语言哲学及其当代意义

金岳霖在哲学运思中和语言相遇,语言成为金岳霖运思的一个重要方面。金岳霖在运思中展现了精湛的语言分析技艺。"思""想"之分、意义与意味之别,这些分疏直接关联着金岳霖对归纳问题的思考,同时在世界哲学的背景下呈现出克服时代难题的努力。金岳霖的自然语言分析与传统术语化用启发我们:中国哲学的当下开展需要有"思"有"想"的语言。     

马克思恩格斯的语言哲学思想及其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始终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立场来讨论语言问题,从语言的起源与发展、语言与思想的关系、语言的社会功能等论题中,概括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的本质。而作为一种特殊社会现象的语言在资本主义社会交往中所出现的异化——"语言的污染"和"语言的贿赂",是"自我规定着的概念"运动的必然结果。为走出语言的"牢笼",马克思在对传统形而上学语言观的批判中,确立了实践唯物主义语言哲学总体性原则,以人的感性活动为切入点,指出从语言批判走向社会革命的现实路径。这不仅构成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国外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和政治解放学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必须正确解释“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

斯大林同志的语言学著作无疑是一部有创见的书。他正确地批判了马尔学派的“阶级语言”的庸俗化的作法,详细地分析了语言这种社会现象的特殊规律,论证了语言不只是为某一个阶级服务,而是社会人的交际的工具,指出语言是全民性的,并且还指出语言与思想有密切不可分的关系等等。凡此都是这本著作对科学的重大贡献。但是我认为,在这本书中对“基础”与“上层建筑”两个概念的说法是有简单化、片面化的缺点。而许多历史唯物主义的宣传者都以这种说法为根据,并且进一步引伸出各种     

存在何以“不可预思”——谢林论理性的最终奠基

谢林的晚期哲学建立在他对黑格尔的批判之上，这一批判一方面确立了“不可预思之在”这一核心概念，另一方面也从更高维度重新唤起了在两者先前的体系筹划中被认为已经得到克服的“根据律”问题。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整个谢林晚期哲学的体系筹划实际上考察的是理性在无力进行自身普遍性中介奠基时，如何解决世界自身的合理性实存问题，而这一问题就反映在得到了更高理解的根据律问题中。尽管谢林以时间性-实践性结构为这一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但它仍然是笼罩在整个哲学上空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