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康德哲学的批判看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与意义

考察马克思对康德哲学的批判是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的一条重要途径,这不仅是因为康德哲学的"哥白尼式革命"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次系统认识并批判了形而上学的独断,而且由此导向的对社会历史的判断成为关于现代性矛盾问题最初的、具有哲学高度的把握和批判。从二者的关系看,马克思哲学继承了康德哲学直面现实问题的批判精神,并将康德哲学中的自由问题进一步深入到了历史现实的层面。沿着康德哲学试图解决而未解决的问题,马克思推进了认识论问题的真正解决和形而上学的根本转向,进而揭示了认识论与形而上学问题之间的本质关联,克服了康德哲学的不彻底性。马克思真正在实践层面实现了将哲学改造为"改变世界"的思想武器,并且在实践的基础上把康德哲学所关注的"抽象的人的自由"改造成为对"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追求。     

康德的“哥白尼革命”与形而上学的重建

康德的“哥白尼革命”的核心意图是反击近代对形而上学思潮的进攻,改造传统的旧形而上学,最终建构起一种新的形而上学,即科学的形而上学。这一新的形而上学是以人的自由为其终极关切,以真善美的统一为其内容,以注重方法论为其特征。然而这一“重建”并不成功。康德哥白尼革命本身的不彻底性导致了这场重建的流产。但康德的这一重建为我们留下许多宝贵的启示。首先,西方哲学史上康德第一次以理论的形式提出了科学的形而上学即哲学如何可能的问题,为解决科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作了理论准备。其次,康德的哥白尼革命为科学地解决无限与有限、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即从主体性方面考察问     

康德与当代哲学家

不久前,我应邀参加一次康德研讨会,论题是“康德的形而上学新基础”。这自然就产生一个问题:当代形而上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康德的新基础?我的回答是:在很大程度上。具体地说,我在这篇论文中要提出的观点是,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在我所属于的哲学     

反思批判:论福柯的现代性启蒙哲学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福柯多次重新解读了康德的《何谓启蒙?》。与60年代对康德认识论所代表的具有"人类中心主义"特征的"现代性"的批判态度不同,福柯从康德的启蒙概念中提炼出了一种不同意义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被他看作后康德时代现代哲学的根本。要理解这两种"现代性"以及福柯对它们截然相反的态度,我们必须区分康德"对他者的错层式不完全批判"与"建构自我服从的先验批判"。福柯区别于历史学、哲学史和历史哲学的历史-哲学实践,就体现在他对康德理性批判的历史批判和对康德启蒙概念的哲学继承上。     

《纯粹理性批判》和《导论》的关系

康德的《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无疑是他最著名与最有魅力的著作之一。它被广泛地用作教科书, 目的在于把学生从不同的方面引入一般形而上学和认识论问题,引入康德的全部哲学观点中去,或者是引入他独特的思辨哲学学说中去。它常常被视为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引论或续篇,与《纯粹理性批判》一起或代替该书供人研读。很多注释家用《实践理性批判》和《道德形而上学探本》关系的一种简单类比,来解释《纯     

《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自在之物”概念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康德哲学中的"自在之物"不再仅仅是解决近代哲学中的认识论难题或者重构形而上学的努力,而且是物化现象的理论表达。在卢卡奇看来,《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可视为对"自在之物"问题的不同解答,并且为后康德哲学解决物化问题开辟了道路。以"自在之物"概念为核心,卢卡奇在德国古典哲学与马克思之间架起了桥梁,为理解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开辟了新路径。     

论康德批判的形而上学

康德的批判哲学对形而上学作出了全新的诠证。通过这个诠证,康德表明,未来科学的形而上学如果可能,那么它的关切已经从存在本身(物自身)转向经验现象条件的批判。所谓近代哲学的转向只有到康德的批判哲学才能真正完成,因为它彻底放弃了古希腊传统形而上学的关切,将形而上学与认识论整合为一体,使形而上学受到人类认识的约束。在这个     

语调哲学:语言哲学研究的新开拓

<正>西方哲学的发展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古代的本体论阶段、近代的认识论阶段和现代的语言哲学阶段。维特根斯坦作为语言哲学代表人物之一,认为哲学的本质只能在语言中寻找。他消解传统形而上学的唯一本质,为哲学寻找新的发展方向。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被许多人看作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哲学从认识论转向语言哲学,标志着哲学主题的转换与思维方式的革命,即从近代哲学"可以认识什么"的问题,转换为语言哲学"可以     

重构道德法则的先验演绎——对康德伦理学两次演绎的考察

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与《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伦理学有两次不同的先验演绎。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这一先验演绎是康德论证"一项定言命令式如何可能"的关键环节。而在《实践理性批判》,康德否定了先验演绎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并将其归咎于我们无法对自由理念作出理论阐明。然而,作为道德法则的先验演绎的替代方案,《实践理性批判》的"理性事实"并不令人信服。本文将考察两版演绎问题,进一步重构一个新的先验演绎,它将以《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的演绎为基础,通过"目的王国"概念联结道德法则与理性存在者;《实践理性批判》的"敬重情感"可以为这一新的演绎提供情感意义上的动机。这将形成一个《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与《实践理性批判》互补的解释,目的是通过构建新的道德法则的先验演绎,尝试阐明康德的道德法则如何可以运用于现实的人。     

康德理性的实践运用及对形而上学的超越

正形而上学问题一直是纠缠哲学的难题之一。神学本体论是传统的或旧形而上学的理论基础。传统形而上学发展到康德那里,已成为阻碍哲学发展的绊脚石。那么哲学如何突破旧形而上学的束缚,并为形而上学发展寻找到一个新的出路,是当时哲学发展的关键所在。康德理性的"理论运用"和"实践运     

从康德的“二律背反”到《资本论》的“劳动”

马克思思想深受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劳动"理论批判地改造了康德的"二律背反"思想。康德只是揭露认识论领域的矛盾,而马克思则颠倒了对二律背反的运用:这种颠倒是从形而上学的、理论视阈到社会现实的、实践视域的颠倒。具体而言,康德通过"二律背反"思想的"批判性"揭露了认识论中理性一旦超越了经验的界限之后所产生的矛盾,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则通过"劳动"的"二律背反"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产阶级与工人之间深刻的矛盾。     

对形而上学的实践哲学反思

形而上学能否被终结是长期存在于哲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欧洲传统形而上学是一种实体论的思维本体论,康德颠覆了这种传统的形而上学,但并没有颠覆形而上学本身。他通过纯粹理性批判为人的自由本质奠定了认识论基础,同时又在他的实践哲学中为形而上学找到了栖身之处,即以人的自由本质为依据,确认普遍的道德法则和权利法则只能来自人的纯粹理性,而不是来自经验。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以人的感性活动为本体论原则完成了对以往旧哲学的总体超越,从人的生命活动(劳动)出发确认人的自由本质,并将"改变世界"确立为实践哲学的主题。人类改变世界的活动必然要面对实践的普遍法则和价值理念。这些普遍法则和价值理念不可能直接出自于对经验世界的归纳和概括,而必然是以人的自由本质为前提性依据,通过人们的理性思维推导出与人的自由本质根本一致的普遍法则和价值理念。而依靠我们的理性能力来探讨实践的普遍法则和价值理念,正是形而上学在实践哲学中的运用。     

从康德的观点看：历史哲学是否可能？

本文认为,康德并没有所谓的"第四批判"的思想,他的《纯粹理性批判》对以往形而上学的批判也可以应用到对以往历史哲学的批判;他为自然科学提供的哲学依据也为历史学提供了依据;而以往的形而上学的不可能也意味着以往的历史哲学的不可能.在此基础上,如果有所谓历史哲学的话,它的性质就不再是知识,而是信念;不过这种信念又具有主观的普遍性,它最终根源于康德的合目的性观念.     

康德哲学与广松涉"交互主体的共同主观性"理论

广松涉认为,对近代认识论基础的问题式及其构成机制和局限进行反思,首先需要将着眼点放在康德哲学的问题式及其构成机制上。康德哲学的总的问题式就是在以先验逻辑学为基础的逻辑学、认识论和本体论“三位一体”的哲学构架中,探讨人的认识以及纯粹理性的先天综合判断及其能力何以可能。这一问题式潜含着一个意义非常重大的认识论问题——即“主体际共同主观性”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地加以研究。     

康德哲学的先验逻辑及其意义

先验逻辑作为康德认识理论的核心内容,其意义不仅超越了逻辑学,而且超越了认识论,成为康德清算旧形而上学、实现形而上学革命的关键环节,也是康德哲学通过形而上学的意义转换贯通古代哲学与现代哲学的关键环节。探讨康德哲学的先验逻辑,对于理解西方哲学的演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先验逻辑的基本内容先验逻辑属于康德以感性认识为基础的(广义的)理性认识学说,包括知性认识和(狭义的)理性认识两个阶段。康德认为,先验逻辑与形式逻辑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就其联系而言,它们都能提供真理的消极条件(必要条件),因为形式逻辑像先验逻辑一样属于…     

宗教何以可能--从《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看康德的宗教观

本文通过解读康德的《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认为康德并没有反对宗教,该书也不是第二批判的简单继续和补充;而是有它的独立性意义,其就在于康德已站在人性论立场对宗教作了哥白尼式的哲学思考,即思考宗教何以可能的问题。透过此一思考,康德的宗教观得到了相应的展现:一、宗教存在的合理性深植于人性之中;二、宗教应是道德与信仰的综合;三、基督教是具有普遍性与合理性的宗教。     

“康德哲学的批判分析”简介

苏联亚美尼亚共和国国家出版社在1958年年底用俄文出版了哲学博士卡别江教授的一部长达三十余万言的新著“康德哲学的批制分析”。本书共分“导论”和九个专题。“导论”部分对康德哲学的时代背景和对康德哲学的各种评价怍了扼要的介绍,作者不但批判了康德哲学的反动方面,同时也对康德作了全面的估价,指出了康德反地旧形而上学的重要意义。其他九个专题是:康德哲学的社会根源和认识论根源;     

论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与“第三者”

"第三者"是康德认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借助于一系列的"第三者"使纯粹理性的总课题得以可能,并使其认识论体系得以完善:在先天综合判断中,作为真正形而上学判断的综合判断,借助经验而得以可能;把范畴看作是先天知识得以产生的"第三者";继而,在对范畴的客观有效性进行演绎的过程中,通过"统觉的本源的综合统一"这一"第三者",将感性杂多转换为"客体",从而使范畴的客观演绎得以有效完成。     

《纯粹理性批判》中的“内在形而上学”

《纯粹理性批判》通常被看做是认识论的著作,海德格尔则对此不以为然。在他看来,《纯粹理性批判》的主题是存在论。[1]毫无疑问,从认识论的角度研究《纯粹理性批判》有其合理性,因为它的主题是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这一先验哲学的总问题,而康德哥白尼式的革命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证明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     

论康德对存在-神-学构造的司各脱式批判

如果说康德的先验哲学从理性批判出发表明了存在-神-学的不可能性,因而完成了形而上学历史上的决定性转折,那么第一个实现这种转折的,事实上是邓·司各脱的作为先验科学的单义性存在论。如果从内容而非功能的视角出发去考察司各脱式存在论与康德式先验哲学的关系,我们会发现:揭示了时空的存在论特征的先验感性论由于同时摆脱了普遍存在者性和最高存在者的形而上学束缚,才真正完成了超越传统形而上学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