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溪与阳明:朱熹哲学的不同走向

陈荣捷先生曾从儒学的整体发展上把理学看作一大模式,认为从广义上可以把朱熹也看作心学,从朱熹到王阳明,亦是理学的发展进程。退溪学对理学的发展不仅是继承朱子,亦可以说是以阳明心学的传播及对阳明心学的批判为中介。退溪学与阳明学大约处于同时代,面对朱子学在明初以后向着心性道德之学发展的形势,及提出的理论课题,他们从不同方向上发展了朱子的心性之学(或可从广义上称为心学)。阳明学走了体用合一之路,他以“一性”消解心、物对立,将外物移至心中,以期杜绝士大夫外事物以求理的“口耳之学”;而退溪学走了体用重整之路,他分析理、气,心、性,心、理之不同,在“心统性情”的基础上主“性情理气分发”说,侧重理、气在性中及情中的分别。退溪的“四端七情”说是坚持朱子的以“理”为本体的路线,而对朱子心性学的发展,也是对宋明理学乃至东亚儒学发展的贡献。     

东亚朱子学:中国哲学的丰富性展示

朱子学"有广狭两义,朱子理学为狭义朱子学,而朱子后学及后世学者对朱子哲学的理论解释与创新发展则属于广义朱子学。13世纪末,传入日本与朝鲜的朱子学经与当地文化的冲撞、对话、吸收与转化而发展出来的日韩朱子学,是广义朱子学的典型形态。不过,朱子学在江户日本经历了一番乖舛的命运,传入伊始便出现了朱子学与反朱子学等多重势力交错缠斗的现象;由于江户日本属于武士国家,缺乏科举制度对儒士身份的保障,故朱子学在江户社会的地位显得十分微妙,历来以为朱子学是德川幕府政治意识形态的看法无法成立。然而日本朱子学也有独到之处,如崎门派朱子学在"智藏"说等方面对朱子学有理论推进和思想转化,值得我们进行批判性反思。韩国朱子学则有另一番奇特的景象,在朝鲜时代,朱子学获得了独尊天下的国家意识形态的思想地位;与此同时,有关朱子学的义理辨析而引发的思想论辩也极为激烈,例如"四端七情"之辩便是一场贯穿整个韩国儒学史的思想论辩,从中可以发现对中国朱子学的重要理论转进。可以说,东亚朱子学已构成了独立的研究领域,朱子学在东亚地域的传承、发展也充分展示了中国哲学的丰富性。     

朝鲜时代阳明学辨斥史的序幕：以退溪辨斥为主北大核心CSSCISSCI

李退溪是朝鲜李朝的著名朱子学者,被称为"朝鲜的朱子"、"东方百世之士"。他是严正而系统地辨斥阳明学的第一个朱子学者,拉开了朝鲜时代阳明学辨斥史的序幕。本文首先分析《传习录论辩》中的"至善"论辩和"知行合一"论辩,检讨李退溪辨斥阳明学的具体内容。然后采用"庄敬本体"和"悦乐本体"的图式,说明李退溪排斥阳明学的原因。退溪认为,根据朱子学,可以实现他所想的为圣之学,故反对阳明违背朱子的格物说而建立"心即理"。尤其是,退溪以庄敬心体反对阳明的悦乐心体以为放荡,"类禅"。这样,阳明学被退溪学激烈批判,在韩国迟迟不振,几乎没有机会给韩国儒学添加悦乐本体的传统。     

论刘蕺山对朱子学的继承、批评与会通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将蕺山学定位为阳明后学。此说对后世影响深远,因而蕺山学与朱子学的关系往往被学者所忽视。其实刘蕺山对朱子学理解极深,并深刻认识到朱子学的利弊两面。蕺山的慎独诚意论、格物说、敬论等,都继承和发展了朱子学说。同时,他对朱子学也有严厉的批评:朱子认为本体自身圆满,本体上无需着力也不可着力;蕺山则认为工夫须直接在本体上做,否则将流于细枝末节。因而,蕺山发展"意"作为本体,以实现本体上的工夫,进而解决他认为朱子学"惨刻而不情"和学说支离二分的问题。     

梁漱溟与阳明学

<正> 阳明学是宋明理学内部朱子学的异军,由于它开始于南宋的陆九渊,明代的王阳明(守仁)为其集大成者,又由于它讲求心性,因此后世学者一般称它为“陆王心学”,或“王学”,近代以后,人们又依据日本的习惯,称它为“阳明学”。要探讨梁漱溟与阳明学,首先必须从晚清阳明学的复兴谈起。在整个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上半叶,作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王学或阳明学占据了中     

取法程朱,辨乎阳明——吕柟的《孟子》学及其思想意义

吕柟乃明代与王阳明中分其盛的关学集大成者,以"取法程朱、辨乎阳明"为宗旨对《孟子》展开创造性诠释。在理(性)气关系上,他反对张载、朱子的"理气为二",主张"性在气上求"的"理气非二"说;在"良知"上,他批判阳明的"良知"之教过于浑沦和笼统,并以朱子的"知先行后"纠正阳明的"知行合一";在"浩然之气"上,他认为这恰恰是孟子不及孔子处;在心性工夫上,他提出"收心之学,以仁为主",以求凸显仁学的本旨和地位。吕柟的《孟子》学折射出秉承张载关学重视践履、批驳阳明心学、羽翼、修正朱子学的诠释特质,有力推动张载关学、朱子学的深化与发展,对于探究张载关学、朱子学在明代的流变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     

早期闽中理学及其理论特征

早期闽中理学指的是朱熹闽学产生和形成之前的福建理学。而闽学是就朱子学而言的,包括以朱熹为首及其门人在内的南宋朱子学派的思想,它与早期闽中理学之间存在着思想上的渊源关系。早期闽中理学学者对理学思想的传播和阐发,为后来朱熹闽学思想体系的形成和成熟做了理论准备。从本质上     

中晚明阳明学的格物之辩

对《大学》中“格物”观念的不同理解与诠释,可以反映朱子学与阳明学这理学传统两大典范的基本差异。但中晚明阳明学“格物”观念的发展却呈现出较为复杂的面貌。由中晚明不同阳明学者的格物之辩可见,中晚明阳明学的“格物”观表现为两种不同的取向。一种以聂双江、王宗沐、王艮以及刘蕺山等人为代表,将“格物”完全收缩到自我意识的领域,不免取消了“格物”这一经典用语本身所具有的面对客观事物的致思方向。另一种以王龙溪、周海门、欧阳南野、王塘南等人为代表,通过将“物”理解为意向性中的对象或者作为各种实际生活行为的“事”,使“格物”工夫不再是一种单纯自我意识的孤立活动,而是展开于自我与外界事物的关系结构与互动过程。在后者看来,如果说朱子学的“格物”“忘内求外”而不免“逐物”的话,前者则又“务内遗外”而不免“绝物”。作为一种既不“逐物”又不“绝物”的“合内外”工夫,后者其实是阳明晚年成熟“格物”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反映了阳明学在与朱子学互动过程中由反对到吸收的动向。并且,这一动向在中晚明一些朱子学者的“格物”观处也有鲜明的体现。     

民国时期对朱子仁学的阐释

民国时期,朱子仁学的研究经历了一个持续深入的发展过程。有不少学者作了阐释,发表了一些有分量的相关著述,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1)朱子《仁说》的形成及其与程颢仁学的关系;(2)朱子对"仁"的阐释;(3)朱子仁学思想的发生、发展。民国时期对朱子仁学的研究,不仅是这一时期朱子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应当成为当今朱子学研究的基础,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朱子学的返本开新——“朱子经学与四书学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正2017年11月11日至12日,由清华大学哲学系与清华大学国学院联合主办的"朱子经学与四书学学术研讨会"在清华大学隆重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单位的20余名朱子学专家学者受邀参加了此次会议。与会者主要就理学建构与经典诠释、朱子四书学与朱子经学等方面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本次会议的成果代表了当前国内朱子学研究的最新进展,体现出当代视域下朱子学返本开新的发展脉络。     

朱子学与构建和谐社会--朱子学与和谐社会论坛综述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福建社会科学院、福建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福建省文化厅、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和南平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中国朱子文化节于2005年10月19~21日在武夷山召开。“朱子学与和谐社会”论坛是这次朱子文化节的一项重要内容。来自国内外60多位研究朱子学的学者参加了这次论坛。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原所长、现任宋明理学研究中心主任陈筠泉研究员主持。学者们就以下几个方面各抒己见:1.身心和谐福建省行政学院教授徐刚认为,朱熹的和谐社会观传承了儒学传统又带有自己特色的哲学思辩,他强调以…     

论明代关学与朱子学之关系

明代前期,关学以程朱学为宗,恪守主敬穷理之传,并继承张载之学读经重礼的传统,其思想资源主要是来自河东的薛瑄之学以及本地的三原学派。正德、嘉靖年间,随着阳明学的兴起,为关学注入了新的思想活力,但这一时期阳明学在关中的传播还主要局限于渭南一带,关学的主流仍然是以吕柟、马理等人为代表的朱子学,他们坚守程朱,从各个方面对阳明学进行了批评,并影响了此后数十年间关学发展的基本趋势。朱子学在关学中的主流地位一直持续到晚明万历初期,冯从吾用理学传统的体用方法建构起以心性为本体,以学问为工夫的新的思想体系,将朱子学与阳明学统一起来,从而完成了明代关学对二者的吸收与融合。     

中日朱子学“理”范畴比较

朱子学精深博大,古人和今人对之研究者甚多。全面分析朱子学者有之;探求朱子学逻辑结构者有之;研究朱子学分化演变者有之。笔者在这篇文章里,着重分析朱子学“理”范畴及中日朱子学“理”范畴的异同。“理”是朱子学的核心范畴。剖析朱熹“理”范畴的建构,可以看到它具有三重意义:一是     

论明代关学与朱子学之关系北大核心CSSCISSCI

明代前期,关学以程朱学为宗,恪守主敬穷理之传,并继承张载之学读经重礼的传统,其思想资源主要是来自河东的薛瑄之学以及本地的三原学派。正德、嘉靖年间,随着阳明学的兴起,为关学注入了新的思想活力,但这一时期阳明学在关中的传播还主要局限于渭南一带,关学的主流仍然是以吕柟、马理等人为代表的朱子学,他们坚守程朱,从各个方面对阳明学进行了批评,并影响了此后数十年间关学发展的基本趋势。朱子学在关学中的主流地位一直持续到晚明万历初期,冯从吾用理学传统的体用方法建构起以心性为本体,以学问为工夫的新的思想体系,将朱子学与阳明学统一起来,从而完成了明代关学对二者的吸收与融合。     

陆世仪“穷理”说之特色及其时代意义

朱子的格物穷理说自经明代阳明心学批评后,其理论基础及实践方法受到了极大挑战。陆世仪处朱子学式微之际,学宗朱子,如何面对异说之兴,阐释朱子格物穷理说之方法与目的,成为一重要时代课题。陆世仪揭示"物格则无物",抉发朱子之"格物所以明此心"的究竟目的,以回应王阳明对朱子格物说为"务外遗内"之批评,又阐述天人物我原是一理之理论结构,主张"由分殊到理一",以巩固朱子"理"概念的最高规范性,同时批判阳明"心即理"说的主观臆度以及以"致良知"取代穷理思想的偏颇性。陆世仪的论证依据,虽不外朱子之既有观念,但充分反映了时代需求,也表现了其个人对朱子理学之实践心得。其穷理说之特色及其效果,在对抗阳明心学目的下,显示了清初朱子学发展之一重要侧面,对了解该时代的思想状况,具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     

朱子学的治学方法、精神及其当代意义——以朱子、勉斋《论语精义》之辨为中心

探究理学集大成者朱子的治学方法,是中国哲学方法论研究的题中之义。朱子的治学方法,集中体现于其最有代表性的四书学中。《论孟精义》作为朱子《论孟集注》的蓝本和阶梯,充分反映了朱子对二程学派思想的传承与吸收,构成了朱子《四书》思想演变的重要一环。而朱子与勉斋就《精义》的讨论,体现了朱子学"虚心熟读而审择"的治学方法、"会看文字"的治学要求、"读书不可不仔细"的治学理念,彰显了朱子学长于分析、善于继承、当仁不让的反思批评精神,显示了朱子学实是"略一绰过"浮浅学风之"天敌"。因此,朱子学对于当前传统儒学之创新与转化具有不可或缺的借鉴意义。     

朱子学在江户时代的一种“日本化”模式——以安东省庵为例

江户时代初期,日本儒学作为相对于"虚学"佛教的"实学"逐渐获得独立的发展,尤其在朱舜水实学思想和罗钦顺"理气为一物"论的影响下,朱子学者安东省庵和他的同门贝原益轩等人把朱子学的"理"从先验的理转化为经验的理,主张"理气合一论",其后学新井白石进一步发展了朱子学的格物穷理精神,重视实用性、实践性和经验性。他们在近世日本传播和普及朱子学的过程中,推动了朱子学从形而上学的道德主义向经验合理主义的转变,为实证科学和经验科学在日本社会的萌芽和发展奠定了哲学基础。     

日朝通信使笔谈中的朱子学辩论

宋代以来,朱子学在引领中国本土思想潮流的同时,对东亚思想领域也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朱子学在日朝两国的发展境遇却截然不同。朱子学在朝鲜王朝开国时就被奉为"国学",始终享有"独尊"地位;反观日本,却呈现出朱子学、古学、阳明学、折衷学等百家争鸣的局面。这导致日本学者在与朝鲜通信使开展笔谈交流的过程中,在认同朱子学的同时,也表露出对其他哲学思想的追捧,不可避免地与朝鲜通信使产生思想交锋。通过《朝鲜后期通信使笔谈唱和集》,即《支机闲谈》《长门癸甲问槎》《对礼余藻》三种文本,可探究日朝两国文人朱子学思想的异同,进而考察朱子学在日朝两国的具体发展脉络。     

弘扬传统文化 精华共同构建和谐社会--"朱子学与和谐社会"高峰论坛综述

为纪念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朱熹诞辰875周年,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福建省南平市政府等八家单位共同举办的中国(武夷山)朱子文化节于2005年10月20日至22日在朱子学的发源地武夷山隆重举行。作为朱子文化节的系列活动之一,由福建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共同创办的(中国)宋明理学研究中心举行了挂牌仪式,并召开了首届专题论坛。论坛由宋明理学研究中心依托单位武夷学院承办。本届论坛的主题是“朱子学与和谐社会”,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原所长、宋明理学研究中心主任陈筠泉研究员主持…     

论冯友兰的朱子学

冯友兰是理学一系的现代新儒家学者,自然对以朱熹为核心的宋明理学格外重视。在他的三史(《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以及其他著作中,系统地勾勒和阐释了自己的朱子学思想。冯友兰的朱子学是历时性的,尤其以《中国哲学史新编》最为完备。与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创立时期的其他中国哲学史家相比,冯友兰的朱子学在诠释框架、哲学意味、系统性方面独具特色。研究冯友兰的朱子学,对于深入把握冯友兰的哲学特色和宋明理学的精髓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