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权”思想解析

现时学界普遍以"灵活性"来诠释"权"之内涵,但通过对《孟子》原文案例的分析,笔者认为,孟子"权"之内涵应为一种实践智慧。"权"是使"经"由抽象走向现实的实践方式。在此基础上,孟子"权"思想的内在品质、抉择原则及价值原则得以明晰。孟子"权"之价值原则,合而言之就是"仁",分而言之就是以本心为代表的生命价值,以亲亲为代表的伦理价值,以尧舜之道为代表的政治价值。     

性善与工夫——孟子言性善的角度与理论特色

孟子言人性善,从根本上说,并非是强调人所具有的一种抽象本质,而是就人的情感生活和人生境遇而揭示真实的情感规律,指出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内涵,从而指点道德修养的进路和人间秩序的价值本原。故孟子言性善的同时,必然随即言道德修养的工夫:其一,从四端之心言性善;其二,从孝悌亲亲之情言性善,这两个角度可概括为"即情言性",由此孟子特别强调"求放心"、"扩充"本心的工夫。其三,由养气说以凸显仁义内在之理,由此提出"集义"、"养浩然之气"的工夫。其四,强调性命之辨,从命运境遇之动态的角度来凸显善性本具的道理,由此而强调"反求诸己"的道德精神。孟子言性善必言工夫,体现了儒学一贯的"即工夫即本体"的学术精神。     

“四端”与“思诚”——王船山对孟子性善说与为学工夫的重释

明清之际的学者王船山,为回应晚明尚情思潮,建基于他对性情所作之分辨,针对朱子以四端为情的观点,提出四端为性而非情。船山认为对于儒家性善说之理解,不应局限于直觉中的良知善念,并指出只有将为善的初衷与动机,在实践中落实为恰当其可的善行,方能彰显儒家性善之义。由此,船山认为孟子四端之说,乃专为良心牿亡之人所施之教诲,仅一时之权辞,不足以言性善;而"思诚"之论,才体现出孟子个人为学的工夫要旨。船山以"思"来界定道心之功能,指出人只有运用"思"方能明善以行;他还结合《大学》《中庸》,对孟子"思诚"工夫作出了新的诠释。     

荀子对“孟子”性善论的批判北大核心CSSCISSCI

《荀子·性恶》所引三处"孟子曰",应出自《孟子》外书,反映的是孟子后学"性善修习论"、"性善完成论"的思想,与孟子的"性善扩充论"有一定的差别。《性恶》乃针对《孟子》外书之《性善》篇而发,荀子批判性善论,一是认为其"无辨合符验";二是指责其否定了礼义、圣王;三是批评其对人性的态度过于乐观。其批判的理论根据,则是"性伪之分"。     

“即工夫即本体”:《孟子·告子上》“求放心”说的工夫论特质

《孟子·告子上》有“学问之道无他，求放心而已”的论断，“求放心”也就成为中国哲学道德修养论中的“公案”。在孟子那里，“放心”是指因利欲熏染而不能始终“居仁由义”和不能自觉“居仁由义”的“个体之心”,但“放心”不代表“本心”“良心”的“丢失”,只是被“遮蔽”而已；“求放心”是自我主体性的自觉发挥，是“本心”“良心”的自我澄明，体现了“即工夫即本体”的工夫论特质。孟子论“求放心”是以善根本性为始基，以“性”“情”“才”(“四端之心”)的“三位一体”为内在逻辑，贯通生存世界中善恶杂陈的“实然”镜像与可能世界中的性善“本然”,挺立意义世界中道德判断和价值评判的“应然”,其本质是以“应然”的“求放心”工夫回归“本然”的性善世界。尽管先秦儒学并没有“工夫论”的具体概念，但其道德修养论对工夫论的有益探索，为后来宋明新儒学构建工夫哲学夯实了思想基础。     

论孟子之“义”

孟子的"义"由性所发,以"羞恶之心"为"端",隐含于其中并关联性之本然,超越了对象性关系的内外之分而具有普遍性。作为"人路"的"义",也是性善之动能的展开,既表现为对善的思、求,也表现为对恶的自然抵制。义路既落实到按照心性要求的人伦关系,同时也承认身体性的角色人伦关系,孟子以此勾画了"义"的人伦秩序。义通过生出的浩然之气,构成了人成为天民的条件和通向获得天爵的道路;义路最终又归结到"性"、"心"上来。     

性善:“伦理心境”还是“自然倾向”

杨泽波教授的"伦理心境"说是对孟子性善论的一种代表性诠释,他最近以"人性中的自然生长倾向"说补充和发展了这一诠释。人性中确实有道德方面的"自然生长倾向",一方面人自然会发展出亲子之爱和恻隐之心等道德情感,另一方面人性中也具备发展出道德反思、理解和判断等理性能力的要件。而且社会生活中的道德内容也不是自成一体的存在,"伦理心境"不只是社会生活在心灵中反复印刻的结果,它们都有"人性中的自然生长倾向"作为基础。相较于"伦理心境","人性中的自然生长倾向"更适合用来解释孟子性善论。据此,性善既是性本善,也是性向善,合言之是性本向善。性善是自然、经验的,而非超自然、先验的。性善有一个包含着情感和理性的立体架构。     

“无善无恶心之体”：本体虚无与价值生成

王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一说在中晚明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批评者谓该说否定了善恶的分际,有取消道德工夫的危险。的确,王阳明承认心之本体具有虚无的性质。但是,他所说的"虚无"并非为纯然的否定,而是指本体的超越普遍性。"无善无恶心之体"并未泯灭善恶的分判,相反,此说为经验世界善恶的确立、明觉与转换奠定了本体论基础:意念之发动,或为本心的感通,或为本心的阻滞,此即"有善有恶意之动",表明经验世界存在着善恶的分判;本心的感通或阻滞,良知自能感应明觉,此即"知善知恶是良知",表明良知能提供先天的道德法则;只有破除私欲之阻隔,方能恢复本心的感通,此即"为善去恶是格物",表明道德践履工夫有其必要性。阳明承诺本体虚无而不碍价值生成之观点,实有助于对虚无主义症候的反思及人类社会价值的重建。     

道德主体的根据与责任——对孟子“性善论”及其伦理学意义的重新阐明

虽然"性善论"长久以来都被当作孟子学说的核心乃至其整个思想的标签,但由于人们在谈论、引用或发挥它时往往未曾事先对其进行细致的了解与深入的考察,如此便造成了许多问题与混乱,甚至导致对孟子整体思想之理解的严重歪曲。这种由认识不清所致的危害还不局限于孟子本人思想学说,如晚明时期阳明心学出现的重重流弊,一定程度上亦可归咎于阳明本人在创造性地继承孟子"性善论"时对其整体构架缺乏全局性的把握。因此,有必要对此学说本身的内容结构进行梳理,比较孟子与告子和荀子在广义"人性论"上的异同。     

普遍性的追寻:何谓孟子的“恻隐之心”?

作为孟子"四端之心"中颇为重要的一端,"恻隐之心"在孟子人性善理论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历来有关"恻隐之心"的解释可分为本体向度的阐释和经验向度的阐释两类。然而,这两种阐释路径都有其自身的有限性。当孟子在谈及"恻隐之心"时,其实隐含了一种对普遍性的追寻。这种对普遍性的探寻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对普遍人性的探寻,二是对普遍方法的探寻。前者涉及恻隐之心在孟子人性论中的普遍存在意义,后者则关涉到恻隐之心如何在具体生活情境中发挥作用。孟子对于普遍性的追寻表现出与孔子不同的趋向,也使其自身的思想开展出独具特色的工夫论向度。     

“自由意志”与孟子伦理究责的心性根据

对伦理道德秩序的维护乃儒学之要务,所以即使在“自由意志”词汇缺席的情况下,儒家也必须明确何为恶之根源,以说明判定究责对象时的根据与标准。新儒家以气质论人之恶的成因,但是该诠释路径会使决定性因素从人自身转移到外在影响力上,导致责任主体认定的困难。在此诠释路径中,人的善恶形态被困于儒学本心良知的伦理道德规范性含义里。孟子本心良知说中存在一类通过自我取舍而形成的恶的主体,这类恶的主体所据并非本心良知具有的知善规范性,而是以能力层面能善的普遍性作为其产生的逻辑基础。从心性上溯源恶才能突破本心良知在知善的规定性上对恶之于人的属己性的遮蔽,以此明确善与恶皆是人自己的善恶,如此伦理究责才不会陷入主体判定的困难之中。     

孟子如何“道性善”?——孟子与告子的人性之辩及其不同取向

<正>在中国文化中,"孟子道性善"几乎是一个常识问题,但如何理解孟子的性善论却是一个极为艰深的哲学问题。两千多年来,人性问题之所以成为中国哲学的核心,其实都与孟子的性善论有关,也是在对性善论之不同理解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性善论虽然表现为一种观点,但却绝不仅仅是一个思想观点的问题,也不是只要从思想观点上说清了人性何以为善就算理解了孟子的性善论。性善论既     

孟子性善论的多维解读

关于孟子的人性论,港台儒学界近期有性善与向善之争。本文认为,在孟子的人性论中,性善与向善其实并不矛盾,向善乃性善的题中应有之义。从更为广泛的视角看,孟子的人性论应包括性善、向善、为善与致善四个环节,这四个方面环环相扣,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思想整体,只有在这一有机的整体中,孟子的性善论才能得到合理的诠释。     

佛教“共相”与“殊相”的全面展示——《世界佛教通史》书评

正佛教的产生、发展与传播,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民族性特点。这是佛教的特殊性表现或"殊相"。除此之外,佛教还有佛教之为佛教的本质性规定,也就是佛教的普遍性内涵。这是佛教的"共相"。"共相"与"殊相",是西方哲学中的术语,中国古代哲学中通常用"一"与"多"来表示。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后,汉语翻译中则通常用"普遍性"与"特殊性"来概括。"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     

恻隐之心:“同感”、“同情”与“在世基调”

一、问题的提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上》);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最能体现儒家对人性理解的一个关键词,莫过于恻隐之心。因此,把握恻隐之心的深刻内涵,对我们理解儒家的人性论至关重要。究竟何为恻隐之心?它与孟子提到的其他三种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参见同上])关系如何?近年来,西方学者往往从同     

人心与本心——孟子心灵哲学研究

孟子之心分为人心与本心。人心是欲望。欲望具备些许理智,不可等同于思维之心。本心即仁、义、礼、智四端,为人性。它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即本。人心与本心皆无意志内涵和功能。"志"指仁义之性,亦区别于意志。"尚志"即养性、任性自然。孟子反对依赖于意志的主观故意。在孟子那里,本心之性远甚于理智性的人心。     

孟荀人性论方法初探

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我国思想史上就有了关于人性的研究和探索。令人注目的是,儒家内部孟轲和荀况各树一帜,分别提出性善说和性恶说。两种不同的人性观展开了激烈的辩论。透过孟荀在人性问题上的讨论,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他们在与人性有关的好些重要问题上,有着一致的看法。首先,他们都认为人作为感性存在物,其自然欲求是生而有之的。孟子说:“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     

孟子的“劳而不怨”是愚孝吗?——兼与孔子“以直报怨”比较

孟子的"劳而不怨"思想并非愚孝,而是发自本心的自觉的尽孝行为。顺从父母不是被迫,而是主动调节亲子关系的手段。孝根植于忧、乐两种情感。忧是忧虑父母年岁渐长,行孝可以减忧,超越了责任层面。孝居"三乐"之首,乐侧重于当下体验,忧侧重于朝向未来的心理状态,二者都是孝能长久的重要原因。孝靠内省来维持,靠体验来证实,靠行为来传递,体现了自发性、内在性、延续性、长久性的特征。孔子"以直报怨"重点不在怨,而在直。孔、孟在孝的观点上并不矛盾。     

论政治生活的有限性——以孟子“窃负而逃”为核心的考察

孟子"窃负而逃"这一典故,近年来备受学界关注。本文通过对"窃负而逃"这一典故的分析,试图表明:其一,"窃负而逃"是孟子和桃应精心设计的思想试验,而非事实;其二,戴罪之人逃出法律适用的共同体进而脱罪,合法且合理;其三,即便是最大的政治单位——天下,也有其界限,即海滨;其四,孟子认为政治生活是有界限的,这一认识有其人性论的根基。     

康德论“普遍性”——以《判断力批判》为文本

康德以其独特的审美视角,把"普遍性"问题的讨论和"判断力"问题的讨论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对"普遍性"尤其是"主观普遍性"给出了经典论述。以著名的第三大批判《判断力批判》为文本,细致解读康德在"普遍性"问题上的重要而独特的观点,对于还原"普遍性"这一议题的真相,重新思考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充分尊重个体性、特殊性,充分维护公共性、共通性等都有特别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