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像、机器与空间：社会关系再生产机制的三重隐喻——从拉康、阿尔都塞到列斐伏尔

社会关系再生产理论在当代西方激进左翼批判理论中一直以来是备受重视的研究热点。阿尔都塞以“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诊断了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隐秘机制,他将资产阶级统治归属于无意识的表现性结构问题,这种表现依托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质询”与“物质铭刻”机制。列斐伏尔进一步将阿尔都塞阐释的机制明确转换为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实践的具体再生产问题,通过“空间生产问题式”对抽象空间霸权给予总体性解蔽。阿尔都塞与列斐伏尔的论题都受到了拉康主义观点,即镜像主体与家庭关系的分裂式再生产的强烈影响。“镜像”“机器”与“空间”便成为拉康、阿尔都塞与列斐伏尔通过精神分析、意识形态批判与现代性空间批判揭示社会关系再生产机制的三个关键隐喻。他们扩展了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分析视域,却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实践的科学话语。反思三位哲学家在该问题上的贡献与局限对深入理解马克思生产关系再生产论具有重要启示。     

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进步

这篇文章是苏联科学院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民族研究所写的,但以《共产党人》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它从许多方面阐述了苏联新领导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总的看法,显然是代表修正主义头子讲话的。这篇文章又臭又长,但由于它有比较大的代表性,所以一点未加删节,照译出来。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竭力宣扬修正主义的所谓“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认为“非资本主义发展”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已成为“现实”,民族解放革命完全用不着无产阶级的领导就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实际上是苏共修正主义者取消革命的老调——“和平过渡”论的变种。他们之所以在“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大作文章,只不过为了欺骗全世界的革命人民而已。现将文章的几个主要论点介绍如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有了新的特点;出现了实现这条道路的新的可能性。在一系列已获得解放的国家里,在各种不同条件下,通过各种不同方法实现这些可能性,这就给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从前只有苏联边区各族人民和与苏联接壤的蒙古人民才能走上非资本主义道路,而现在,在形成了强大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后,实际上,在任何一个内部已准备好走这条道路的国家面前都出现了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已获得解放的国家的出路只有一条——向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过渡。这是一条经过一般民主改革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种革命变化,并不一定要通过急剧爆发的形式或国内战争的形式。而且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里,可能形成这样一些客观和主观的条件,这些条件使得向社会主义革命直接过渡成为可能和必然的。对于大多数已经摆脱了殖民主义统治的国家来说,最近时期的任务是,扩大以准备向非资本主义道路过渡为目的的一般民主斗争。在彻底实现一般民主纲领的过程中,民族解放革命不可避免地要转变为社会革命,这种社会革命最终将转变为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最近几年,在已获得解放的国家里,开始形成了新的政治力量——革命民主派,在没有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地方,它能够引导国家沿着非资本主义道路前进。这些人主要是知识分子、军官和大学生。他们基本上反映非剥削阶级(中农、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职员)的政治观点和利益。争取非资本主义发展的斗争,必然会促使革命民主派的进步代表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这两种力量的联合形式和团结形式,以及这种团结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正在随着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国家威力的日益增长而变化。在新的条件下,解放斗争和正在开展的反对帝国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消灭外国垄断组织的统治根源,取得国家在经济上的独立和人民的社会解放。社会主义国家将为已获得解放的民族把力量集中到社会经济进步的各种根本问题上创造前提。     

论世界交往的空间效应——基于马克思资本与劳动关系的现代性批判视角

资本主义大工业推动了交通工具和通讯手段的革命,其直接后果是民族交往向世界交往的跨越。世界交往具有三大空间效应:一是世界交往的时空转换效应。世界交往成功地实现了"用时间换取空间"和"用空间集约时间",推动了资本生产力的长足发展,创造了资本文明的奇迹。二是世界交往的"空间剥夺"效应。世界交往把资本和劳动的矛盾扩展到整个世界,成功地实现了对落后民族、国家的"空间剥夺"。"空间剥夺"是马克思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重要视角和内容。三是世界交往的空间解放效应。资本空间解放虽然创造了文明奇迹,推动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但是资本主义现代性有着自身的历史局限。无产阶级将取代资产阶级成为空间解放的主体力量,进而颠覆资本空间、解放劳动空间。劳动空间解放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     

迪尔凯姆社会道德视野中的法律观

迪尔凯姆社会道德视野中的法律观是其法社会学思想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他将社会团结视为整体上的道德现象 ,将社会集体意识和社会劳动分工作为维系社会团结的纽带 ,将法律形象地比喻为社会道德的“看得见的符号”。本文将迪尔凯姆社会道德视野中的法律观概括为三点 :其一 ,社会集体意识是压制性法律制度 (刑罚制度 )的道德意旨 ;其二 ,社会劳动分工是协作性法律制度的道德意旨 ;其三 ,法律不仅在本质上与道德规范具有自我同一性 ,而且在形态上又是道德规范的可见的表达方式。     

马克思《德法年鉴》时期“无产阶级”概念的反思性研究

无产阶级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范畴。《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看到黑格尔法哲学中包含的中介性要素无力消解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利益矛盾,反而加剧二者的对立。面对这一矛盾,马克思一直寻找解决市民社会矛盾的普遍性的力量,哲学的探索使他在无产阶级中找到希望。因此,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过程中首次提出"无产阶级"概念,无产阶级作为实践的主体具有普遍性,能够超越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解放,担负起自我解放甚至人的解放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之所以能够承担起历史解放的任务,一方面是由于自身遭受的普遍苦难以及其所处的资产阶级的社会结构,决定无产阶级必将作为普遍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另一方面,无产阶级要想实现革命的成功和人的自由就必须要求普遍性,这一要求决定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身,更要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的普遍性体现出马克思追求人的本质的现实性,即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人文关怀。     

内在性的重构与唯物主义的政治意蕴——重思马克思唯物主义的来源与特质

自启蒙运动以降,政治哲学的逻辑支点从超验性转移到内在性。内在性奠基于近代意识哲学,但被马克思予以唯物论地改造,形成了内在性唯物主义。内在性唯物主义不以任何形而上学的"一般实体"为对象,而是旨在揭示"存在"(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的先验结构。正是基于唯物主义的内在性,马克思不仅以物化批判揭示出意识同一性的社会基础、更新了认识论批判的传统模式,并且发现"存在"之真实、具体的面相是"非同一性"。从"存在"的"非同一性"可见,不仅劳动的内在剩余本性塑造了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的整个结构,并且资本主义从其内部孕育着变革现存社会关系的"新社会的因素"。这种"新社会的因素"作为资本同一化统治中的剩余空间,是实现解放的现实起点。     

“消灭”与“实现”哲学的辩证关系及其当代意义

在马克思那里,"消灭"与"实现"哲学是相互依赖、转化的关系。马克思通过研究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发现了无产阶级对于"消灭、实现哲学"的意义。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不仅仅是物质利益意识,更是关于人的现实的平等的自我意识,无产阶级的解放因此也是人的普遍解放,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也因此与仅仅着眼于物质利益的"粗陋的共产主义"区别开来。这对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社会共和论”——共和传统中的马克思政治哲学

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可归入共和传统。马克思认为"政治共和"仅实现了政治国家的解放,由于市民社会内部"私人的等级"的存在,人依然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只有扬弃和超越"政治共和",实现"社会共和"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和人的解放。当社会完成了内部的"社会解放"和外部的"社会的解放",人类共同体将演进到马克思理想中"社会共和国"的应然状态。     

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构型与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初步建构——经济哲学语境中的《伦敦笔记》研究

《伦敦笔记》是马克思第三次经济学研究的原始记录。在这一笔记中,马克思在货币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和资本主义危机理论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首先,在货币理论上,马克思已经克服了"通货学派"和"银行学派"的缺陷,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货币理论。其次,在社会再生产理论上,马克思已经形成了狭义再生产、广义再生产和日常意识再生产三个理论层次的建构,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基本构型。再次,在危机理论上,马克思已经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界限,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内在根源,初步建构了资本主义批判理论。     

国外马克思主义历史与现状的思考

国外马克思主义可分为三个阶段,即重思马克思主义正统性的奠基阶段;以哲学本体论和方法论的不同理解为核心的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分化阶段; 1968年之后在各种新社会运动基础上出现的各种思潮。当代马克思主义要有效地介入现实并展现其理论价值,就必须在两个方面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一是把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加以扩展,不仅要考虑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生产关系和政治权力等核心因素的作用,而且考虑现代性中生态关系、性别模式、族性模式、文化系统等其他因素的作用;二是不仅要看到经典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劳动和生产解放的核心意义,而且意识到性别平等、自然解放、社会团结、价值认同和个体独特性等新的社会要求的合理性。     

斯密的市民社会理论:马克思借以回到现实的经济学环节

回到现实是马克思理论创新的前提和关键,以斯密为代表的国民经济学家的市民社会理论,从哲学思辨进入经济学研究是马克思借以回到现实的重要环节。但马克思所要走进的现实是否就是斯密的市民社会?斯密的市民社会理论具有怎样的意识形态性?马克思是如何破除斯密的市民社会理论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性而走进现实的?只有弄清这些问题,才能更好地理解马克思借助于斯密的市民社会理论,深入地把握了社会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现实存在,辩证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具有的二重性,并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所蕴含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矛盾,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关系,科学地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必将被共产主义社会所取代的历史趋势,论证了人类解放的现实性。     

唯物史观视域下的精神生产与精神价值

唯物史观认为,精神生产是人类创造思想和观念的社会实践活动;精神价值则是这一精神生产活动对人和人类社会的能动反作用。一方面,精神生产根本上受到物质生产生活实践的决定,精神价值的大小取决于生产力及其生产关系的发展;另一方面,精神生产及其精神价值又对整个社会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这种作用深层地又受到社会性质的影响。在私有制社会,统治阶级掌控着精神生产,将之作为维护和稳固自身统治的重要的意识形态手段;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精神生产更是异化为一种奴役无产阶级的隐性力量。要打破这种"精神异化",必须坚持价值尺度与真理尺度的统一。只有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精神生产才有价值;只有契合人类社会的前进方向,精神价值才能够转化为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强大力量。     

《哥达纲领批判》中的现代国家观及其政治哲学意义

无产阶级要求什么样的国家，这是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的重要议题。资本主义国家以资产阶级社会为根基，它同无产阶级要求的国家存在着本质区别。从现代国家到国家完全消亡的历史演进过程包括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非政治国家”或“(半资产阶级)国家”、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自由人联合体”四个阶段。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它以彻底打碎传统国家机器为首要条件，实行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是推动实现人的解放的政治形式。“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在狭义上是指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非政治国家”的制度形式，在广义上还包括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自由人联合体”的制度形式。《哥达纲领批判》中的现代国家观，对于我们准确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继承性和超越性、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历史方位和制度特征，以及充分发挥现代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在所有制上的优势特征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于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再思考

马克思的交往范畴指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交往形式和交往关系是马克思交往理论的核心概念。交往关系包括生产关系,但不等于生产关系,"生产力-生产关系"命题是对"生产力-交往形式"命题的深化。交往与生产互为前提,交往内生于生产,生产只有在交往中才能进行。个人的生产能力只有在交往中才能形成社会生产力,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内在地包含着互动。当交往发展为世界交往时,社会形态发展中的派生形式和跨越现象就成为普遍现象,社会发展道路就形成多样性。哈贝马斯对精神交往及其语言、规范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而全面的探讨,但由于对劳动及其与互动之间的关系作了错误理解,因而他对马克思交往理论的批判从根本上说是"误批",其交往理论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     

对西方政治经济学分配正义逻辑的批判

对分配正义的探讨要有政治经济学的视野,西方政治经济学探讨分配正义并不像以往一样局限于政治和社会的目的,而是把分配正义纳入经济学的探讨中。古典政治经济学分配正义理论的要义在于:一方面,立足于从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来论及分配正义问题,把分配作为再生产过程的一个环节来看待;另一方面,从要素的贡献角度来确立分配公正的标准,从而使"按应得分配"成为最基本的分配原则。这些基本思想是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的重要来源。但是马克思的分配正义理论与古典政治经济学有显著的区别:一是虽然从生产过程出发来谈分配问题,但主要从生产决定分配、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的立场来讨论分配的定位问题;二是虽然同意"按要素的贡献分配",但是认为要素在各个社会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要素的地位没有得到充分体现;三是虽然古典政治经济学也谈分配中的阶级利益因素对分配正义的影响,但总是把资本主义私人占有方式视为分配正义的基础。马克思则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来解决分配正义的前提问题。通过研究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分配正义思想以及马克思对西方政治经济学分配正义逻辑的批判,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的实质,拓宽分配正义研究的视野。     

辩证法与主体:马克思和青年卢卡奇论黑格尔

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问题是事关马克思历史辩证法及其主体向度理解的重要理论问题。为反叛第二国际理论家将辩证法庸俗化为缺乏内容奠基的形式方法,青年卢卡奇开辟出"近黑格尔阐释"路径,立足于"总体"范畴确证深入社会历史现实的辩证法。但其与马克思返回黑格尔诉诸于历史辩证法仍有根本区别。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并不缺乏关怀人类生存境遇的主体向度,为此他在《资本论》中洞察到资本的自我活动与"绝对理念"辩证运动的内在相似性,揭示了资本作为"同一的主体-客体"对人之主体性地位与作用的消解。青年卢卡奇则基于劳动本体论指认社会历史的总体由劳动建构,强调无产阶级作为历史中"同一的主体-客体"通过自我认识能够打破资本主义物化现实,但这一主体解放策略因强烈的主观主义色彩备受批评。     

论社会主体如何可能——面对人类解放的困惑

唯物史观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现实的批判,认为人类解放是历史的必然.人类解放将产生全新的社会主体,社会能够预先规划全面合理的社会生产活动.作为主体的社会既与通常的个体形态的主体相似,又比个人主体更有能力,是一个"社会-鲁滨逊".社会-鲁滨逊的可能性乃至必然性一方面依赖于想象力,另一方面依赖于辩证法.想象力虽具有创造性,却根本地受制于经验.而辩证法是在反思性前提下呈现客观历史进程的,它只有去除反思性才能预断未来,但这样它的效力就会成为问题.就这两方面来说,作为主体的社会总不免令人产生理智上的困惑.     

现代城市与疾病的共生关系:一个历史唯物主义分析

在前现代与启蒙政治哲学中,城市与疾病的共生关系或是被视为"他者"造成的道德危机,或是成为浪漫主义思乡愁绪和拒斥现代性的主题。在资本主义治理技艺的发展过程中,城市中频发的流行病成为了规训机制获得合理性的契机,并且塑造了当代自由主义阐释权力与自由、主体与公共之矛盾的基本范式。作为一种历史科学,历史唯物主义试图揭开笼罩在城市与疾病的共生关系之上的意识形态,从而将人与自然界共同定义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对象。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城市与疾病的共生关系的本质是阶级社会及其生产过剩"社会瘟疫"在健康维度的必然结果。在世界性交往的当代,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出现的身份政治、"他者"机制和舆论乱象再一次证明,符合人类根本利益的是人与自然和解的生命共同体,其根本前提是对新自由主义话语下的治理技艺的扬弃,以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建构。     

习性：“具有席卷一切的解释力”——布尔迪厄建构的结构主义神话

文化特权的再生产始终是布尔迪厄社会关系研究中的中心问题之一,"习性"作为其基本的理论范畴,揭示了社会的区分化过程,特别是同社会制约条件以及社会场域的相互转化、相互渗透的"同质关系".他的思想是新颖的,观点是鲜明的,论证是复杂的,路径是迂回的.普遍的看法是,习性作为他权力场域的"核子",具有席卷一切的解释力或者说能量.与普遍理解不同的是,习性是多余的,不仅没有帮助他凿挖到险境的机锋,反而损害了其观照的敏锐性与直击力.     

民族解放运动的某些特点

他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某些特点》一文是以所谓“非资本主义道路”为幌子贩卖修正主义的“和平过渡”谬论的文章。该文分作两篇,分别刊登于苏联《哲学问题》杂志一九六五年第一期和第六期上。本文是该文的第二篇。本文的主要思想就是鼓吹殖民地和半植民地国家可以在民主力量,即所谓民主知识分子、革命军官、大学生的领导下通过非资本主义道路而到达社会主义。作者公开宣称:“列宁从未认为,向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过渡的前景必须同无产阶级政党、同无产阶级专政相联系”,“断言过去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向社会进步道路过渡一定需要无产阶级专政,乃是对列宁所规定的原理的歪曲”。显然,作者明目张胆地反对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否定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意义。作者为了论证其修正主义观点,用断章取义的手法,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话大加歪曲,并且宣称,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提出了所谓“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思想,接着列宁发展了这种“理论”;说什么:“列宁把非资本主义发展看作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种途径”。作者扬言,现在由于出现了新的历史条件,由于社会主义体系的影响和帮助,对落后国家来说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大大地扩大了,而且也更加有利了。作者认为:非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的国家形式是民族民主国家,而这种国家能够对已解放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社会经济进行根本的改造;并说这种国家是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还说民主力量,即民主知识分子、革命军官、大学生可以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他们“能够转到工人阶级的立场、科学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来”。事实上,作者把这些国家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希望寄托在这些国家的一小撮上层分子身上,而无视这些国家的人民革命力量,尤其突出的是:作者抹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的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