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诗”与“仁”的对接——论“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

孔子之“兴”有三义：在根柢上是源于“心”的创造力量,在性质上是“善意”不已的冲动,从存在状态看是道德生命的活动。“兴”开启了“诗”与“仁”对接的思想通道,确立了“孔子诗学”的内在依据。“孔子诗学”是孔子儒学的一种哲学形态。“兴”从横向、纵向上撑开了“孔子诗学”的思想体系。“兴观群怨”是一种与“风”“雅”“颂”不同的思想结构,是对儒学人生意义的全幅涵盖。“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是道德生命的形成与实现历程。“兴”提升了“孔子诗学”的道德理境,赋予了孔子儒学一种诗性智慧,开创了儒家诗学思想又一经典阐释传统,此即“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     

"征兆":意识形态的创伤性内核——齐泽克意识形态理论初论

齐泽克从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出发,揭露了意识形态的不完整性。在他看来,“征兆”作为沟通前符号界和现实界的桥梁,在意识形态建构起来的看似完整的象征秩序中打开了缺口,挑战了意识形态的“真实”,因此“征兆”是意识形态的“崩溃点”。传统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力的自由”和“等价交换”、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主义”和“排犹主义”就是这种征兆。     

化“化”之美，——关于葛谣《神仙传》的审美分析

葛洪的《神仙传》站在“大道为一”的角度,展现了一种人在向道的旅途中与遒合一的化“化”之美。第一个“化”指的是道的造化,而第二个“化”是指在道的造化下,人在向道修仙的过程中化生而成的诸种现象,化“化”之美通过各种现象的“化”而凸显。在《神仙传》中所展现的化“化”之美,重“身”而不役于“身”,“生”通过“身”使“美”得以产生,并展现出来。众仙通过“身”将“生”呈献给世界,将对身体的道化与“美”的展现融为一体。“身”在向“生”的旅途中,势必要完成对自身的扬弃,才能实现质的飞跃,而“化”却成全了“身”的这种飞跃。“美”贯穿于众仙在化“身”为“生”的始终,是于人性中释放神性的过程,是超凡入圣的过程。“化”后的“游”让人逐渐褪去了凡俗的皮,经历天地之大化,见天地之大美,也在“游”的过程中进入超凡入圣之境,回归于“道”的本然。 阳淼,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2007级博士研究生。     

《周易》经传超越观念的轴心转向

余英时把“轴心突破”归于“内向超越”,肯定“轴心时代”带来了个人精神的觉醒,但他忽视了神圣超凡存在者“天”或“帝”失落所造成的理性的僭妄。在超越观念上,“轴心时代”表现为“外在超越”逐渐转向“内在超越”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称为中国哲学的“轴心转向”。“轴心转向”在中国早期《周易》哲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易经》中的形上神圣超凡存在者是作为至上人格神的“帝”或“天”,天人通过祭祀、帝享、天祐的方式沟通,此时“外在超越”仍占主导地位。经过了春秋时期易学的伦理化演进,《易传》中作为人格神的“帝”或“天”的地位明显下降。在形上外在超凡观念层面,《易传》建构了一套以“天地”“乾坤”“阴阳”为核心的宇宙本体论;在内在超验观念层面,《易传》在继承重“德”传统的同时,通过心性关系的建构解决天人之际的问题。     

王船山《论语》诠释中的气质人性论

本文深入分析了船山哲学中“气”“质”的关系与“气质之性”的意义。论文指出 ,船山反对使用“性在气质中”的讲法 ,而始终主张的是“气质中之性”的提法。“性在气质中”和“气质中之性”的区别 ,在一定意义上正如“哲学在中国”和“中国的哲学”的区别一样。这一点最鲜明地体现了船山与朱子理气观念上的最基本的分别 ,这也是明代中后期思想的共识 ,体现了在经历明中期以来的在“理”的理解方面的“去实体化”的转向以后 ,哲学家走向这种气质之性的人性一元论的必然趋势     

黄宗羲与孟子的政治思想辨析

在君主论、革命论、国家论方面,黄宗羲与孟子的政治思想存在很大差异。在君主论方面,黄宗羲以“职能”说突破了孟子的“天命”说;在革命论方面,黄宗羲在恢复孟子的“王朝革命”思想的正当性的同时,去除了其“天命”色彩,揭示了“革命”的功利性一面,扩大了革命主体的范围;在国家论方面,黄宗羲根据孟子的“民贵君轻”说,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论题。突破了“君国一体论”的框架。以黄宗羲为代表的中国的政治传统与西方的近代政治思想具有相通因素,二者交汇在一起,形成了中国近代的政治思潮。     

“六艺之教”:马一浮《论语》诠释的教化维度

马一浮以“六艺论”自觉挺立了儒学的教化维度。马一浮非常重视《论语》,并将其置于“六艺之教”的观照下以显现“大义”。他认为《论语》处处都体现了“六艺”大旨：《论语》有“问仁”“问政”“问孝”三大问目,其中凡答问仁都是“‘诗’教”义,答问政都是“‘书’教”义,答问孝为“‘礼乐’教”义。又“‘易’教”是“礼乐教”之原,因而“‘礼乐’教”即蕴涵“‘易’教”;“‘春秋’教”是“‘诗’教”“‘书’教”之用,因而“‘诗’教”“‘书’教”中自然有“‘春秋’教”。这一诠释进路的意义在于：一是将《论语》融摄于“六艺之教”,继承并贯彻了儒学“教化”观念,使“六经”在儒学现代化这一学术视野中依然可以“在场”。二是重新绾合“六经”和《论语》在本源意义上的联系,为“六经”是孔子之教提供了极为有力的佐证。     

“气质”人性论的理论特质——以王廷相对“生之谓性”的阐发为中心

明儒王廷相以孔子的“性相近”批判朱熹的“性善论”,并且重构了“性善论”人物谱系,其背后始终贯穿着对“生之谓性”的阐发这一线索。在王廷相的“气质”人性论中,先天“气禀”所带来的“善性”与“恶性”在整个人性中所占的比重较小,重点在于后天通过“变化气质”以改变人性。变化气质存在两种情况,分别通向“善性”与“恶性”,其差别在于是否研习、践行“圣人之教”。王廷相通过区分两种“知识”系统以及设定人人都有“为善之才能”,为个体向善准备了理论前提。而其对人性滑向“恶性”的警惕,凸显了“圣人之教”的重要作用。     

存在的困境与艺术的突围——论海德格尔的艺术存在论

传统存在论的主题是“在者在”,但因其视域囿于物的世界,结果是它遗忘了存在,基础存在论跃过物的世界进入了人的生活世界,以“此在”代替“物在”试图“说”出存在,但终因限于主体性思路误导了问题而走不出存在论的悖论性困境。鉴于“存在”的急迫,存在论的事情在于告别过去并重新出发,海德格尔认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存在何以可能”采取全新的艺术叙事,正是在艺术世界中人们有望抓住存在的真理,由此,艺术存在论打开了人类未来的一种可能生活。但恰恰是在这里,历史唯物主义表达了不信任:强行将艺术问题拉入存在论视域而放弃对资本主义“坏世界”的“政治”分析,仍然是一种存在论承诺,存在论的唯一问题只能是批判资本主义这个“具体世界”并显示“解放何以可能”。     

“丧”:庄子“吾丧我”的另一重隐喻——兼论“想象”的工夫何以可能

庄子“吾丧我”的解释历来受到注家关注，在“吾”“丧”“我”三字均有意义之不确定的情况下，以往学者较多关注“吾”“我”的解读，甚至形成了“求吾”和“解我”两条诠释路径。然而，从“吾”“我”入手解释“吾丧我”,是将“丧”的意义一般化，由此带来实践中不能实现的缺陷。本文认为“丧”字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对“吾”“我”的理解方式。无论是其在短语中的动词词性，以及其在文段中表现出的实践真切性，还是作为南郭子綦对颜成子游的工夫指点，“丧”字的隐喻较之“吾”“我”更具基础性。可见，“丧”的意义值得重新分析。     

论“伦理”话语与中国式现代化

“伦理”话语及其传统是“活着的”传统文化,是中国现代社会的“文化传统”,其深刻影响着中国式现代化。“伦理”话语及其传统的核心范式在于“伦理地思考”,在考察“伦理”话语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中,必然走向“伦理地看待”中国式现代化,其要义包含了三维结构：从“实体性”出发的“伦”意识,“在一起”的“理”智慧,以及居“伦”由“理”的伦理情怀。值此之故,中国式现代化完成了从“伦”出发而辩证复归于“伦理实体”的精神之旅,成为弥合“分裂的世界”的重要精神力量,以“伦理”为标识区别于其他现代化形态。     

对“三疑”导学课例研究的思考

成都市红花学校“三疑”课堂导学模式在近一年的课堂验证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学生由“被动学”变成“主动学”,由“单一学”变成“合作学”,由“痛苦学”变成“快乐学”。     

论《周易》的道德谱系

《周易》是一部人学著作,也是一部道德著作。《周易》构建了一种特殊的道德谱系,这种道德谱系由本能无意识、文化无意识、社会意识、自我意识道德化四个层面构成。《周易》的道德谱系把“人”与“道”联系起来,从而有了“人道”,也把“道”与“德”联系起来,从而有了“道德”。《周易》在性命之理的基础上探讨了人的形成、演化及人性的内容;又在“人”与“道”的基础上构建了“成人”与“做人”的道德谱系。《周易》的道德谱系把“人”与“道”联接起来是人学,把“道”与“德”联接起来是伦理学。天道、人道等统一于性命之理的命题之中,成为了道德谱系的奇特内容,从而人也就成为了道德谱系的本体。     

海德格尔前期的技术与真理思想

海德格尔前期的代表性著作《存在与时间》,明确讨论了“真理问题”。但其中也包含着“技术问题”,只是还没有成为明确的主题,还隐蔽在他通过“此在”追问“存在的意义”的背景中。从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存在论立场来看,技术是此在“在世”中的现象,技术与真理相关联。技术作为“揭示”而属于真理,此在“在真理中”,此在也“在技术中”。     

“事之空性”——和辻哲郎对海德格尔的超越

和辻哲郎关于“事”的哲学思考,既有西田几多郎思想的影响,亦有以西田思想为媒介对海德格尔现象学的解释学批判性接受过程。具言之,和辻关于“物-事”关系的思考,起初只有作为“事”之“事”性的“行”,即只有“事”的一极。在受到海德格尔用具理论影响后,和辻尝试恢复之前被“事”所压抑的“物”,创造出“物”与“事”的两极构造。最后,“空”作为一切现实性的主体性根源,通过否定的辩证运动使“主体”再生,“物-事”的两极构造被转化为“物-事-者”的三极构造。总之,和辻通过借用海德格尔现象学的解释学方法,打破了实体性的自我同一的“物”的基始性,确立了“事”之“空”性,构建了有别于海德格尔“此在”伦理的关系伦理。     

论《尚书》“德”范畴的形上义蕴——兼论中国哲学认识和把握世界的三个基本环节

在中国哲学的研究中,相对于“道”来说,“德”是一个被忽视了的重要范畴。被忽视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人们往往视“德”为一个伦理范畴,对于“德”所具有的哲学义蕴则关注不够;二是认为“德”是一个在抽象层次上低于“道”、在产生时间上晚于“道”的概念。但事实并非如此。一方面,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德”字的出现要早于“道”字。迄今为止,在甲骨文中还没有发现“道”字,但“德”在甲骨文中已经出现了多种不同的写法。《甲骨文字集释》收录了“德”的15种写法,《甲骨文编》收录了20种写法。而我们现在见到的最早的“道”字,是在西周早期的…     

董其昌仿古绘画作品群探析

美国艺术史学者文以诚在其文章《十七世纪绘画的视觉与修正》中提出了董其昌“仿”系统下的早期绘画作品群,进而又通过“仿”的艺术谱系提出了“董其昌的历史性绘画”。这种“仿”不是单纯的模仿,它指向“修正”,也指向历史的主体性。董其昌在“仿”古人的基础上,在绘画领域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体验。     

菩提一叶

佛问诸沙门：“人命在几间？”对曰：“在数日间。”佛言：“子未能为道。”复问一沙门：“人命在几间？”对曰：“在饭食间。”佛言：“子未能为道。”复问一沙门：“人命在几间？”对曰：“呼吸之间。”佛言：“善哉，子可谓为道者矣！”──《四十二章经》佛教信众最常讲的一句话，便是“了生死”。生死为何了？何谓了？如何了？却不是人人都能讲得明白的。先说生死的距离。佛陀连续问了三次，都是一个问题：“人命在几间？”也就是问从生到死有多远。只有答“呼吸之间”的才得到首肯。这种对生死距离的度量，确实充满了睿智。“三分气在…     

《诗经》"德"范畴的形上义蕴

《诗经》“德”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确立了“德”作为一个哲学和伦理范畴所特有的形上义蕴,开启了一条从形上王国通向现实人生的道路。“柔”、“惠”、“直”、“恭”、“温”、“善”等诸多道德规范和道德条目的内涵开始向“德”渗透,德性思想和意识逐渐生成。“德音”、“德行”这些颇具中国特色的哲学概念的出现,则为“德”范畴在哲学和伦理向度上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情感·自由·理性——“情感儒学”的基础概念

蒙培元先生提出了“情感儒学”概念,并围绕这个概念进行了论证。“情感儒学”的论证涉及“主体”“心灵”“超越”“境界”“自然”等诸多概念,其实,在这些概念背后的“情感”“自由”“理性”才是“情感儒学”的基础概念,因为它们在儒学语境下的各自含义、相互关系乃“情感儒学”之可能的基础。分析这三个概念及其关系,可以揭示“情感儒学”建构的基本理路,即“情感”的本义及当代回归、“自由”之多义及儒家式理解、情感与自由之关系、情感与理性之关系等四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