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忠德思想内蕴及当代价值

作为战国时期的“显学”,墨子伦理思想体系中蕴含着丰富的忠德观念.挖掘墨子忠德内涵,不难发现其中既包含有做好分内事的忠于职守,也包含有爱民谨忠的君主之忠,还包含有过必谏的臣子之忠.此外,墨子忠德观具有独特的思想特质,其忠德思想来源于尚同尚贤的国家学说,并以天志明鬼为其道德立法依据,凸显忠信相连的价值取向,反映了从君惠臣忠的双向度向事上竭忠的单向度忠君倾向的转变.去粗取精,对于墨子忠德观的当代价值,应在客观评判的基础上,继承发扬其竭己为人的奉献精神,恪尽职守的职业操守,践履承诺的诚信意识,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注入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源头活水.     

论“忠”与“信”的政治伦理意蕴与当代转换

“忠”与“信”作为传统的政治伦理范畴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被赋予特定的内涵 ,对整个民族精神的塑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信”作为一种道德之德 ,在古代的道德体系中 ,从属于作为伦理之德的“忠”。要实现二者的当代转换 ,根本的途径是既要保持二者的核心价值 ,同时将作为伦理之德的“忠”转换为个体的道德之德 ,而将作为道德之德的“信”普遍化、制度化为全社会的伦理之德 ,赋予“忠”、“信”新的内涵从而使其具有恒久的道德价值。     

论朱熹哲学中的公共性思想

朱熹的"理一分殊"思想,强调天理的普遍性,为社会交往的公共性原则提供了形而上依据,也是其公共性思想的逻辑前提。朱熹注意区分公私之别,将天理人欲之辨看作公私之辨,认为公是仁爱思想的前提和重要内容。与先儒一样,朱熹认为公共性价值的具体落实依赖于由己而人,由"明德"而后"亲民",强调个体修养向公共空间的推衍。朱熹对"絜矩之道"或"礼"的重视,为公共性原则的落实提供了规则性保障。朱熹公共性思想中对个体的挤压,需要在现代价值视域中予以扬弃。     

中国传统忠德研究的几个热点问题

近年来,围绕忠德的研究逐渐为学界所重视,研究视域从忠观念的起源到忠德的嬗变,从对忠内涵的辨析到对忠外延的界定,从对忠德中糟粕的批判到对忠原初本义中精华内蕴的挖掘及其现代价值的转换等等,都有很丰富的成果。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学者忠德研究状况的梳理,发现在忠德研究繁荣的表象下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平衡,且对于一些热点、难点问题仍没有实质性突破,忠德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待深入。     

论孝与忠的社会基础

孝与忠这两个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的重要范畴常被笼统地作为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共同道德准则与规范,这是不够准确的。奴隶社会的道德与封建社会的道德存在着一定的质的区别。孝的道德观念是殷周奴隶制宗法社会的产物,而在这一时期尚未产生忠的观念,因为在奴隶制宗法社会中,政治关系和亲族关系尚未分化,孝道既起“亲亲”作用,又是“尊尊”的表现。忠君思想是在封建经济关系出现之后发生的,由于社会关系的变化,仅用孝道已经不能维持君臣之间的政治关系,于是出现了“忠”的观念。在封建社会中,忠是政治道德的主纲,孝是家庭道德的主纲,二者有一致的一面,但在一定情况下,也会发生矛盾。忠高于孝。但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曾有孝行高于忠德的观念。     

朱熹的科技伦理思想

朱熹继承和发展孔子以来儒家关于知识的道德价值的思想,并提出格物致知,从而形成了他的科学的道德价值的观念。虽然他没有阐明科学与道德之间的真正关系,但他关于格自然之物具有道德价值的科技伦理思想是有意义的。     

孔子的忠德观探析

“忠”是孔子道德学说的一个重要范畴。孔子对“忠”的论述非常全面和系统,其中既包括对“忠”的学理性探讨,也包括对忠德的培育、践行等的方法论指导,构成了一个理论性与实践性兼备的完整体系。孔子的“忠”具有泛伦理特征,在他看来,“忠”是一切人都应具备的道德品格,不存在主体上的选择性;“忠”的美德不仅应当施于主体以外的所有人,而且应当施于主体所从事的工作和事业,施于自己的祖国。     

朱熹道德理论的构成体系

道德理论是朱熹道学的核心内容,它从认知、思想、规范三个维度建构起相对自洽的体系。朱熹道德理论的存在论依据,是以理为纲、以太极和气为目、以"理一分殊"为涵摄方式的宇宙本体论;其生存论基础,是"存天理,灭人欲"和"心统性情"的有机统一;二者的统一,就是道心人心的合生。朱熹道德理论的精髓,是天理统摄人欲,或曰道心引导人心。由此形成以"仁、爱、恕"为核心的道德系统:由仁而爱至恕,蕴含一体用认知模式,生成以信为聚合力的实践规范和方式,前者以义、礼、智为指南,后者以诚、忠、敬为导向。     

《管子》忠思想研究

忠,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忠"思想发展史上,《管子》的贡献就在于对前人"忠"思想做了批判总结,并以儒家思想为基本出发点,对"忠"做了新的界定,使得原本内涵相当丰富的"忠"思想在这里开始出现围绕"君"之事进行定向思考的倾向,从而为未来"忠=忠君"做了理论上的准备。     

两种道德要求的分疏和转换——朱熹的"诚"、"信"之别及其对当代诚信道德建设的启示

朱熹的诚、信观建基于四书中的相关思想,他的诚意味着人从肉体的欲望中超拔出来,获得了合于天道的超越境界;他的信主要指人际交往关系中的表里如一,言行相顾。朱熹的诚、信大体上可以归为法理学家富勒所说的愿望的道德和义务的道德两种道德类型。分别立足于义务的道德和愿望的道德的研究范式,审视朱熹对诚、信的观点,有助于我们思考当前诚信建设的问题:第一,义务的道德提示我们应以公共法规进行诚信制度的建设,确保人们达到朱熹所谓凡事都著信之境;第二,愿望的道德提示我们回味朱熹‘诚之者,人之道也’,便是信,借助信仰力量夯实个体的诚信道德的基础。     

先秦儒家的道德自觉论及其现代价值

儒家思想被称为“为己之学”,旨在引导人自尽其心而涵厚其德,内蕴丰厚的道德自觉思想。在先秦儒家看来,个体道德自觉源自人之本性,生成于与他人、社会、自然等相处的各种关系场域中,受“君子”“贤人”“圣人”等理想人格范型的指引,遵循从“为人由己”的道德自我觉醒、“推己及人”的道德关系圆融到“内圣外王”的道德境界升华这一逻辑展开。先秦儒家的道德自觉论在历史赓续中形成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和坚实的民族认同基础,深刻影响着民众的思想意识、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有利于强化人民的主体作用、重塑社会伦理秩序和增强文化自信,对当前促进公民道德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深远意义。     

孝悌为上:曾国藩家庭伦理思想的根本取向

曾国藩的家庭伦理思想以孝为核心,表现为把"孝道"作为立家之本,认为孝悌廉耻胜于功名,表现了与以往家庭伦理的不同。曾国藩非常重视并终身实践传统家庭伦理文化意义上的孝观念,而且将传统意义上的孝观念予以扬弃,形成了既承接传统又体现时代特色的"孝思"。为此,在忠与孝的关系上,曾国藩提出了先孝后忠的思想,反映了他在家庭伦理方面对传统道德的改造。     

传统文化精神的体现──读蔡方鹿《朱熹与中国文化》

南宋朱熹（１１３０－１２００）以儒学为本位,融合三教,创“朱子学”思想体系,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对中国中古以来社会的发展及东亚文化影响极大,是值得深入、全面研究的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蔡方鹿先生最近出版了《朱熹与中国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年１０月版）一书,把朱熹放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多层次、多方面深入研究了朱熹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集中反映了朱熹思想中所体现的传统文化精神;并且纵贯古今,综合创新,坚持以现代化为价值评判标准,在批判朱熹思想流弊的同时,提出继承创新“朱子学”中所体现的民…     

朱熹《大学》“明明德”诠释的理学意蕴

<正>朱熹对《大学》所提出的命题"明明德"极为重视,他常教导学生为学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进而指出:"为学只在‘明明德’一句"。(朱熹,2002年,第十四册,第433页)他对《大学》"明明德"的诠释,内涵丰富而思想深刻,是他运用先秦儒家学说与宋代理学思想分析和探讨人及其生活世界本质的全面总结。经过朱熹对"明明德"的诠释,这一原本只是普通政治道德的概念,获得了丰富的哲学内涵。     

道德本性谋划的儒家进路——以樊浩先生“‘德’—‘得’相通”论为中心的讨论

樊浩先生提出了一个观点:"德"、"得"相通是中国伦理精神的价值原理。其要义在于:中国伦理同时具有目的价值和工具价值,并由此形成道德理想主义与道德实用主义互为依托的特质;此种特质解决了"德""得"之间的张力,并指向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的统一。以儒家经典为分析文本展开思考,"德者,得也"中存在着道德本性谋划的两种进路:主流儒家以道德为目的性之存在,事功学派以道德为工具性之存在,而"德""得"之张力则在大众文化中得以消弭。因之,樊先生虽然准确把握了中国伦理精神的特殊旨趣,却没有具体解答这两种儒家进路在中国文化中的发展线索与实际影响。儒家伦理形态能否成为当下的道德救穷之途,或可从其中得到启示。     

太极VS创造性——朱熹与怀特海本体论之比较

朱熹与怀特海哲学之间的相通性,怀特海本人及现代新儒家人物都有觉察。自李约瑟开启朱熹与怀特海比较研究以来,朱熹与怀特海的比较受到关注。本文以怀特海有机主义哲学为媒介,把朱熹与怀特海的本体论范畴——"太极"与"创造性"进行比较。作为最高的本体范畴,朱熹的"太极"与怀特海的"创造性"既具有终极原理的面向,又具组织力、发动力的面向,二者意义相通;怀特海的本体论在强调超越性与内在性、体与用之统一方面,更契合于朱熹。不同之处是:朱熹正是由太极的"生生不息之机"而上达"天地生物之心",最后挺立起"仁"本体论,成就自己的道德形上学;而怀特海的本体论则是自然化、平面化的,缺失了道德形上学的高俨。     

论儒家忠孝的统一与冲突

忠与孝是儒家伦理的重要道德规范.忠与孝的实践精神、内在动机和实践行为具有统一性,在实践上表现为忠孝两全、忠孝并序、以忠全孝.但是,两者在道德价值选择中却又具有冲突性,主要表现为舍忠取孝、重孝轻忠、舍孝全忠、重忠轻孝.忠与孝的统一与冲突体现了儒家道德理性精神的自觉,也是儒家伦理智慧的重要表现.     

论忠

论忠牛京辉象许多传统的道德范畴一样,“忠”的涵义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也经历了范围宽窄、语义轻重、词性褒贬之间的曲折变化。考察其发展的大致走势及其内涵,对于弘扬优秀传统道德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忠”的词源意义,《说文解字》释为：“敬也,从心,中声。”...     

道德存在的普遍性维度及其界限——朱熹对孟子道德哲学的“转戾”与“曲通”

孟子道德哲学突出个体主体性及其完善,而在人的普遍本质与普遍道德原则上有着晦暗不清之处。朱熹从认知主义立场出发,将人性"理化"为普遍而超越的规定性,并将道德规范"理化"为形上的普遍原则,由此化解了孟子道德哲学中的自任心性之流弊。同时,在认知取向下,朱熹突出了"思"的独立性展开及其对于道德生存的积极意义;进而将认知的主体、道德的主体、道德的规范等加以条分缕析,对孟子道德哲学起到了廓清作用。不过,由于性、善、义、思等都被引向抽象普遍而超越之物,活生生的现实道德生存活动便被湮没了。由此,孟子道德哲学中的推扩问题,在朱熹就成为一个抽象观念世界与现实生存活动之间无法跨越的鸿沟;而普遍的类本质与超越道德原则的强化,也使得个体性的具体行事活动没有得到恰适的安顿。这表明,在个体性现实生存与普遍性原则之间的和谐融合,仍然有待于儒学新的创造性哲思。     

周敦颐道学宗主地位的确立

自南宋朱熹、张栻等人为了重建儒学思想体系,将周敦颐提升至"上承孔孟,下启二程"的关键人物,到因朱熹构建"道统说"而地位逐渐提升,理学发展上的斗争非常激烈,朱熹等人不仅要面对佛、道的思想挑战,而且也面对来自陆九渊等人的质疑。至绍熙五年朱熹在竹林精舍祭祀周敦颐、二程等先贤,将祭祀先贤与书院教育的结合,表明一种新的以探讨道德性命、穷究心性义理为主要特色的学术风尚形成。此后,在魏了翁、真德秀等人奏请和表彰下,周敦颐学术得到官方承认,"道学宗主"的地位得以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