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哲学思想中的修正主义

摆在中国哲学工作者面前一个严重而迫切的任务,是在哲学战线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战斗旗帜,展开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毛泽东同志指出:“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     

未被透彻理解的马克思

在苏联近年的改革过程中,出现了怀疑、批评、否定和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现象。在一段时期里,这种消极倾向在出版物和大众传播媒体中还表现得极为突出。谁都不曾预料到,列宁在本世纪初指出的批判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时髦的那种现象,而今,在本世纪末,竟然在苏联也会重演。而且今天这种“批判”竟来自从前宣称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而另外一些哲学家却不得不在“困难”的条件下,冒着被扣上“保守派”帽子的危险重新投入“反潮流”和捍卫马列主义的斗争中去。严肃的哲学工作者对上述这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局面是有所认识的,对消极现象是做了抵制的(尽管并不总是坚决有力的)。他们主张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提倡结合当代世界现实、本国国情和科学技术进步的新趋势来重新思考、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此同时,他们也坚决反对用教条主义(老的和新的)态度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强调应科学地、创造性地对待人类的所有精神遗产。苏联哲学正面临着极为严峻而艰巨的考验,它能否经受得住此番风雨而得到复兴,我们还要观察和等待。为反映苏联哲学当前的复杂形势,本刊在这一期上选登了几篇较有代表性的文章,供读者在思考和研究苏联哲学演变时参考。本专栏4篇由本刊和贾泽林同志共同选题。     

徐懋庸的反动哲学

徐懋庸疯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昭然若揭的了。他写了大批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杂文;他还组织了反党的“哲学合作社”,写下了他的反动哲学。他的哲学是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并且是和他的反动政治观点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或者更确当一点说:徐懋庸这个右派分子,在为资产阶级右派制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哲学”根据。     

共产党人哲学家的任务和对斯大林的哲学错误的批判

法共中央于1962年6月14日在多列士的主持下召集了一次共产党人哲学家的会议。在会上,伽罗第作了长篇报告,题为《共产党人哲学家的任务和对斯大林的哲学错误的批判》。参加会议的除哲学家外,还有许多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作家、教授和大学生。法共副总书记W.罗歇、政治局委员F.皮佑、L.居佑、中央委员阿拉贡等都出席了会议。多利士在开幕词中概述了当前形势和反对相对主义、修正主义、教条主义的斗争。他说: “……我们反对相对主义,它对一切哲学观点一视同仁,从而抹煞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我们反对修正主义,它特别表现出‘补充’马克思主义的企图,而要在马克思主义之外建立起各种与马克思主义精神相反的‘社会学’。     

关于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试论林彪、“四人帮”的修正主义的特点

同林彪、“四人帮”在政治上的假左真右的表现形态相适应,他们在理论形态上表现为一种教条主义形式和修正主义实质的奇特的结合,换句话说,他们的修正主义带有教条主义的特征。这个论断是不是一个科学的论断呢?如果肯定这一点,那么是否就混淆了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是否就会影响或转移批修的锋芒?或者说,揭批林彪、“四人帮”的带有教条主     

波兰的分析语言学的马克思主义

本文是作者(Henryk Skolimowski,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即将出版的《波兰的分析哲学》一书的一章,发表在美国《思想史杂志》1965年4—6月号上。翻译时删节了部分注解。在本文的第一部分中,作者从资产阶级哲学立场出发介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波兰哲学的概况,同时提出波兰分析哲学的四个特征。在第二部分中,他追述了四十年代波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分析哲学的斗争,认为这种“冲突”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者受了分析哲学的影响”,最后形成了“分析的语言学的马克思主义”。这种“新型的马克思主义”经过了三个阶段:一、1951—1955年,二、1955—1958年,三、1958年以后。在第三部分中,作者说:“1956年被认为是波兰哲学和整个理智生活伟大转变的一年”;沙夫关于真理论的著作“吸收了许多分析哲学的概念”,他的关于矛盾的学说是“反对恩格斯和列宁的”;柯瓦科夫斯基“反对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的过时的陈腐的概念”;克拉耶夫斯基把马克思主义分为“实证主义派的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派的马克思主义”,作者认为前者“在数量上和重要性上都正在增长着”。在第四部分中,作者专门评述沙夫的演变及其同存在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及语义学的关系。他认为沙夫是“一个卓越的实证主义者”和“正统的修正主义者”;沙夫所做的事主要是五个方面(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新领域;恢复语义学;把语言哲学并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等等);他在萨特尔影响下写了《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企图“弥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关于人的哲学这个缺陷”。作者特别评介了沙夫的《语义学导论》及《语言和认识》这两本书。《后记》叙述了战后一直到1956年10月前后波兰分析哲学的状况及年轻一代哲学家的“分析倾向”。他说,“哲学的分析方法已经侵入他们(指波兰哲学家——译者)的心灵”,“所以,即使整个分析运动被完全消灭了,分析哲学将在他们的血管内运行。”在这篇文章中,作者特别重视波兰年轻一代哲学家,高度赞赏他们的修正主义哲学方向,期待他们成为资产阶级哲学的继承者,他说:“如果传统要继续下去,年轻的一代就应该接过去”。可见资产阶级哲学家也正在激烈争夺年轻一代的哲学工作者。这是值得引起我们高度警惕的。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到资产阶级哲学、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和存在主义对波兰哲学界的影响。同时也可以看到,以沙夫为首的修正主义哲学家如何追随资产阶级哲学,并且按照资产阶级哲学家的“最新”成就修正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和美学基础

140年前,在1818年5月5日,卡尔·马克思诞生了。他为之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全部知识和经验的事业,现在依然生存着,并且不断取得胜利。近40年来世界历史上发生的一切变化,都是马克思在理论上所预知的。事件的进程在实践上证实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生命力。所以,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各国的劳动者和全体进步人类都是一种吸引力,这是毫不奇怪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妄图诽谤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说它是“过了时的”、对于社会发展“已经失去了意义”。他们就是这样企图在精神上解除工人阶级的武装,播下怀疑社会主义以及它对资本主义的必然胜利的种子。众     

哲学发展的新时代

发展唯物辩证法,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列宁对人类作出的一个最伟大的功绩。在这个最重要的世界观方面,他象在任何地方一样,首先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一方面揭露哲学修正主义毫无根据,另一方面揭露机会主义者忽视辩证唯物主义也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在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敌人的斗争中,列宁始终不渝地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同时创造性地发展和丰富了这个科学的世界观。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名符其实的新时代。就象现代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样,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     

列宁論哲学的党性原則——讀《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的笔記

“日益巧妙地伪造馬克思主义,日益巧妙地把各种反唯物主义的学說装扮成馬克思主义,这就是現代修正主义在政治經济学上、策略問题上和一般哲学(认識論和社会学)上表现出来的特征。”列宁的这段話,一针見血地指明了瘋狂地进攻馬克思主义的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者所慣用的手法。在哲学上,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之流追随在资产阶级哲学教授的屁股后面,主張“回到康德去”,主張把馬克思主义和康德主义結合起来,用康德主义来“补充”馬克思主义。俄国的修正主义者波格丹诺夫之流則主張把馬克思主义和馬赫主义結合起来,把社会主义和宗教結合起来,用馬赫主义来“补充”馬克思     

修正主义

修正主义是发生于十九世纪的、工人运动中的敌视马克思主义的派别。修正主义者力图利用“修改”即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办法来庸俗化与歪曲马克思主义。当马克思主义对于一切敌视工人阶级的思想获得胜利的时候,修正主义作为机会主义、改良     

马克思关于人的哲学观点的形成(1844年止)

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思想家们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把社会主义的现实说成反人道的社会、极权主义的社会和没有自由的社会。为此目的,他们不惜运用一切手段,其中包括歪曲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实践的关系。伪造马克思关于人的观点,特别是其形成过程,这在当时起了不小的作用。 60年代和70年代初,由于他们企图破坏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在社会主义国家培植反革命势力,主要倾向是对现实社会主义实现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目标这一事实提出异议。例如,西德的资产阶级出版社出版了修正主义者和叛徒们的大量旨在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小册     

驳斥森信成对《突践论》、《矛盾论》的攻击

森信成是日本大阪市立大学副教授、“日本唯物论研究会”委员、“大阪唯物论研究会”负责人。在战后的初期,他曾被认为是对哲学上修正主义进行过斗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之一。然而,森信成只是把一些教条当作“纯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藏原惟人在一九五八年发麦一篇题为《思想斗争中的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文章(见《前卫》一九五八年八月号),批评过这种倾向。但森信成不仅没有接受批评,反而把那些教条用唯心的思辨连缀起来,朝着反党的方向发展。高田求去年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前卫》一九六三年六月号)批评他,说他的哲学是“叫喊批判修正主义的修正主义哲学”。但是,森信成跟着在《新日本文学》去年八月号上发表了一篇对高田求的批判的“回答”,又在《唯物论研究》去年冬季号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攻击他说已经成为“日本共产党所公认的思想家们”的思想源泉的《实踐论》和《矛盾论》,这就越发暴露了他的反对日本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原形。高田求为了对他的修正主义的反党“哲学体系”的基本论点进行全面的批判,在《文化评论》今年三、四月号上发表了这篇原题为《森信成的不正当的哲学的归趋》的文章,指出森信成开始的时候是拒绝在实践中改造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而在自己的大学教授的实践或思辨的实践范围内,去理解(实际上是曲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后来逐渐染上敌人的思想意识,终于走上反党修正主义的道路。他说,森信成的思想的发展经过将成为一种反面教材。高田求的文章,共分七节:(一)前言;(二)否认认识论中的实践的观点;(三)阶级性问题;(四)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五)关于人的本质;(六)“民主主义”;(七)结束语。这里译出的是其中与驳斥森信成对《实践论》、《矛盾论》的攻击有关的二、三、四(摘译)、七等四节。     

《列宁的辩证法和实证主义的形而上学》一书结束语

当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尖锐而又十分明确地表达他对唯物辩证法的明快简练的观点时,这些观点决不只是(甚至可以说不是)作为他重新批判性地研究黑格尔著作的结论加以表述的,而是(甚至首先是)他在哲学领域中多年斗争的结果。这种斗争是他为反对马赫主义者、“主观社会学”的拥护者、“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以及把马克思主义思想僵化的教条主义等倾向而不得不进行的。这些倾向在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中间(特别是在普列汉诺夫及其学生那里)表现得十分明显。     

现代美国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

本文原发表在美国《科学与社会》1965年春季号上。翻译时作了删节,并且略去了一部分注解。在本文中,作者(E.R.J.Primbs,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企图对美国近二十年来反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情况作一些评述。作者认为:现代美国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还不如欧洲国家,在国际上没有“崇高的声誉”;已有的这些批判著作和论文都是“非常肤浅的”,而且存在一种倾向——曲解辩证唯物主义,撇开它所产生的历史条件及其主张的意图,把它当作“固定的法则和规则”来批判,而忽视了近来辩证唯物主义的变化。例如,“苏联思想体系在这个时期有重要的变化”,但是胡克、梅约、攸拉姆等人仍然用过去的眼光看现代的辩证唯物主义,把辩证唯物主义的过去的主张强加给现代辩证唯物主义。作者提出了他的看法:一,无论是恩格斯的辩证法三个规律、列宁的辩证法十六个要素还是斯大林的辩证法四个特征,“都不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正确表述”,都不是“僵硬的、固定的法则和规则”;二、辩证唯物主义是卢卡奇、克劳斯和美国批评家们所说的“一种方法”,“有价值的实用工具”,“进步的、现实的态度和气质”或“后天习惯”;三、马克思和列宁都承认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局限性,现代“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发展了这个思想;四、斯大林逝世以后,特别是“二十大”以后,“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经常地随历史事实的变化来修正理论”,例如关于矛盾问题,他们接受克劳斯和沙夫的看法,“抛弃恩格斯的陈腐的或错误的观点”,但是,美国的批评家却不如鲍亨斯基(瑞士)和威特尔(奥地利),看不到“最近几年来苏联学者在哲学讲述方面的引人注目的改进”。作者最后提出用“批判性的评价”和“理智的批判”代替上述美国流行的这种特殊倾向,认为“压制马克思主义也就是压制对它的理智的批判”。在本文中,作者同他所批判的那些人一样歪曲辩证唯物主义。他根据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观点去曲解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的提法,关于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提法。普里姆同他所批判的那些人的不同点是,他特别注意苏联和东欧各国哲学界在近十多年来的变化,根据这种变化,他向人们推荐一种对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方法——按照卢卡奇、克劳斯、沙夫和苏联修正主义哲学家的观点来“评价”辩证唯物主义。     

罗莎·卢森堡对伯恩斯坦、考茨基修正主义的批判

在第二国际发展史中,罗莎·卢森堡始终站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最前列.她先后对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的修正主义进行了深刻批判,揭露了两人的理论实质,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纯洁性,同时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卢森堡对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的批判对我们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现代的哲学修正主义

一、一般的表现政治和哲学有紧密不可分的关系。哲学直接反映阶级斗争、政治的社会的事件,同时哲学又给予后者以世界观的、方法论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的一切问题,都“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紧密结合着”。(列宁语)因此,修正主义也就不能不在哲学方面露骨地表现出来。从历史上来看,修正主义在政治、经济科学中的表现和修正主义在哲学中的表现也成为双重反映。修正主义谈论重新研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的时候,毫无例外     

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派”(续完)

Ⅲ.1964年至1974年间在当局不断增加压力的情况下“实践派”的发展。由于“实践派”的成员大部分都积极地参加了革命,并且由于对斯大林教条主义的批判同南斯拉夫五十年代的总政策相吻合,所以官方对这份刊物还没有什么直接的不利的反应。“老大哥”的眼睛密切地注视着我们,每次哲学会议都有“情报员”参加,他们把会内(与会外)听到的话写成详细的报告。1957年,鲍里斯·齐赫尔利用苏南关系有所进展的那个短暂时期,在党的机关刊物《共产党人》上发表了长篇的文章,攻击“修正主义者”。他的论据主要是:一些年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不加批判地     

基督教徒、马克思主义者、理性主义者,我们能夠共同改变世界么?

不久以前,法共领导的南特马克思主义研究组组织了一次马克思主义思想周的讨论会,讨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基督教徒,马克思主义者、理性主义者,我们能共同改变世界么?”一个是“世俗性”(摆脱宗教影响)的问题。参加这次讨论的有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天主教徒。我们在这里只介绍关于第一个问题的内容。关于这个问题,发言人有维莱(Michel Verret),是法共党员,大学副教授,《马克思主义者和宗教》一书的作者;有杜戈克(Duquoc),是多明我派的神父,里昂天主教学院的神学教授,《宗教和进步》一书的作者;有韦叶一莱那尔(Etienne Weill—Raynal),是社会党刊物附会主义杂志》的主编。他们三人在会上都作了两次发言。这些发言稿,由法共的《新评论》和《社会主义杂志》同时发表。我们这里只把维莱的第一次发言摘译出来,以便读者了解法共修正主义者的阶级合作论的一些具体言论。本文所说的理性主义者,主要是指法国社会党人。维莱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共同改变世界是丝毫不成问题的。只有与基督教徒之间的合作,问题比较复杂。但他认为,在目前现实情况下,和平、民主、民族前途、社会主义等问题摆在大家面前,使基督教徒也有与马克思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共同改造世界的条件。他号召各派的人跳出自己的阶级立场,依据“共同利益”采取“共同行动”,来“共同改变世界’。他说为了共同改变世界起见,各派人物自己也要改变各种成见。在讲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认为必须改变顽固性和狭隘性(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韦叶一莱那尔强调过去第三国际和第二国际的分歧,证明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之间很难合作。他认为十月革命以后的苏联人民生活仍然是“悲惨”的,个人的各方面的自由仍被“否认”。他说在“非斯大林化”以后,苏联虽然提出了和平共处的问题,但现在有了俄国的和北京的两种马克思主义,这就使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成了问题。韦叶一莱那尔认为现在的问题是“共同去找寻真理”,但他用这样一个笑话讽刺苏联“共产党人”对真理不老实:加加林从天上回来的时候,赫鲁晓夫问他:“你看到了天使么?”加加林答道:“看到了”。赫鲁晓夫说:“这正是我所害怕的。但你不要把这事对任何人说起”。后来,加加林到罗马去见教皇的时候,教皇问他:“你看到了天使么?”加加林正想说“看到了”,但因记起了赫鲁晓夫的话,就说:“我没有看到”。社戈克神父在发言中首先认为天主教徒要同马克思主义者进行讨论,存在着三个“心理上的困难:第一,他们对共产党的具体目的不明白;第二,他们根据历史经验,觉得共产党对党外人士是不够民主的;第三,共产党的反宗教观点。杜戈克神父也认为有些问题确实使基督教徒、马克思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之间应当对可能采取的共同行动进行讨论,他举出了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国内和国际的问题,如失业,经济衰落,财富被少数人浪费,威胁和平的原子武器,许多落后国家的文盲现象……等等。他说马克思主义只讲政治,并把人在历史上的种种异化的原因只归之于经济条件,所以基督教徒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关于改造世界的讨论不是从同一个水平出发的。但是基督教徒应当有勇气对那些不相信他的信仰会有什么结果的人们进行讨论。这场讨论,表明了法共修正主义者虽然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基本原则,厚颜无耻地力求与资产阶级各流派妥协、合作,但在对方看来因为他们还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某些破片,所以一直认为他们修正得不够彻底。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好几年,说明修正主义者在与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关系中也日益陷于被动。     

马克思主义旧内容的新发现

作者企图以对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经济学和哲学手稿》的“新发现”来“恢复”马克思主义内容的“真正地位和真正光彩”,说明贯串全部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问题乃是“研究个人问题并为个人幸福而战斗”的“人道主义”。他说,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的新的“发展”已经使“人道主义者的马克思”的形象愈来愈发出光彩而使作为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的马克思“黯然失色”。作者认为,不知道马克思的青年时期的著作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主义。从考茨基到列宁都因为不知道这些著作而“只能学到不完全的马克思主义知识”。斯大林时期的“教条主义”则由于一种“传统的固定看法”,在发现了这些著作之后也加以排斥,因而把马克思主义僵化了。作者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现实,特别是悬在人类头上的那把达莫克里斯的“原子剑”,使人的问题、个人幸福问题、人怎样摆脱异化而成为自由的人的问题空前地尖锐化了,因此各阶级、各流派的哲学家都讨论起这个主要问题来。而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是最有启发性的。作者大大吹捧现代修正主义者和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学家”在“马克思主义的旧内容的新发现”上的“功绩”,他说只有这些人才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思想”,而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作“正统派解释”的人们却长期不能“领会”这些思想。作者说,不能认为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和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是两个对立的马克思;既不能认为只有青年时期的马克思的思想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也不能反过来看。他说马克思的前后著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可分割;马克思的思想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虽然主题不同、用的术语不同,但是根本立场是统一的,那就是“真正的人道主义”或“战斗的人道主义”,也就是一种“幸福论”。作者说,马克思在他所处的时代的社会生活中所发现的最基本的问题是人的“异化”问题,他的目的是要克服种种异化。但是因为当时造成人的各种异化的根本原因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表现出来的经济异化,所以马克思进而研究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以便找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力量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克服异化,而达到实现人道主义的目的。作者说,马克思后期的著作虽然愈来愈强调阶级斗争问题,然而个人问题仍占主要地位,而且使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具有“深刻的内容”。作者认为,在工人运动摧毁了旧生活转而建设新生活的时候,关于个人的全部问题必然会“爆发”;“生和死、生活和幸福等微妙的哲学问题必定愈来愈明显地和顽强地开始出现”。因此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给个人问题“恢复名誉”,也就是给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实际恢复名誉”。本文在翻译时有所删节,但是保留了作者引述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大量言论,以便让读者看到这些思想家是怎样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也可以看到沙夫本人是怎样向这些思想家“学习”的。     

“四人帮”唯心主义抽象法批判

“四人帮”是由一伙新老反革命分子组成的专门进行阴谋活动的黑帮。在我国今天的条件下,他们不敢、也不可能公开地提出什么系统的哲学理论,来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相对抗。但这并不等于说,他们的言行没有其反动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除了一些实用主义的、鸡零狗碎的哲学诡辩以外,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主要地是表现在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