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噶玛噶举黑帽系乳必多吉活佛巡礼沙州并布施文殊窟斟议

1362至1365年间,藏传佛教噶玛噶举黑帽系第四世活佛乳必多吉巡礼西北,其间曾对敦煌的两座文殊窟进行布施。这两座文殊窟,其一应为敦煌莫高窟第61窟,其二应为瓜州榆林窟第2窟。当时蒙古豳王家族统治敦煌,推崇藏传佛教,在莫高窟、榆林窟大兴佛事,将敦煌藏传佛教的发展和石窟营建推向高潮。蒙古豳王家族成员及其境内的河西回鹘人都敬奉文殊菩萨,崇拜五台山,从回鹘文题记可以看出,他们把莫高窟第61窟和榆林窟第2窟都视作文殊菩萨的道场。藏传佛教的盛行与蒙古豳王家族对文殊菩萨的崇奉,应系乳必多吉巡礼沙州并对文殊窟进行布施的原因所在。     

榆林窟第29窟图像配置研究

正甘肃榆林窟第29窟(下称"榆29窟")~([1])是西夏佛教艺术的重要遗存。窟内壁画显密图像并存,同时具有相对完整的供养人画像及题名,有营建年代和画工姓名,在西夏洞窟研究方面具有重要学术价值。[2]洞窟平面呈方形,内为覆斗顶,顶心绘有梵文的莲瓣,已残。窟内中央有四方形台基,上有五级圆坛,除去供养人像窟内四壁共9铺壁画,分别为正壁的灵鹫山说法图、两铺水月观音图像,西壁的阿弥陀经变画、文殊变及不动明王图像,东壁药师经变、普贤变及金刚手图像。关于榆29窟的年代,     

丝路瑰宝 敦煌壁画《五台山图》

正敦煌,作为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自汉代以来,不同的宗教、语言、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在这里相遇相融,造就了璀璨夺目的敦煌文化。本文以莫高窟61窟壁画《五台山图》为例,透过色彩斑斓的佛教壁画,以窥那个遥远时代佛教中国化、文明交流互鉴的丝路盛景。一敦煌莫高窟第61窟是五代时敦煌曹氏归义军第四任节度使曹元忠营造的功德窟。此窟又称"文殊堂",主要是为供奉文殊菩萨而修。洞窟     

《维摩诘经》中文殊的来去之辨

《维摩诘经》是一部广为流传的大乘经典,通过维摩诘与文殊等共论佛法,彰显大乘空义。然而,与维摩诘所受重视程度相比,以往对该经中的文殊研究则少之又少,极不相称。通过聚焦维摩诘与文殊初见时的来去之辨,试图在比较梵汉文本间差异的基础上,联系相关平行文本与历代注疏,分析文殊的相关思想与形象。认为罗什、玄奘译本使得原本维摩诘的普通问候多了一层无相的玄理,文殊的回应延续这一思想,继续深入阐发。对话中的语句与思想与《中论》《金刚经》相关内容有极大地相似性,而这一思想在后世的注疏中也呈现不同的诠释和倾向,并勾勒出文殊在思想、境界上与维摩诘相应相称的形象。     

唐五代佛寺壁画里的文殊

唐五代时期佛寺壁画里的文殊形象,常和普贤相对而出,也常见于对“维摩示疾文殊来问”这一情形的描绘中,在寺绘里文殊菩萨常坐骑于狮子之上；同时,文殊形象也有五髻文殊、千钵文殊、五台山文殊变相等形式.通过比观典籍文字的记载和今存的文物壁画,可以发现二者是相互印证、一致的.     

浅析敦煌新样文殊造像产生的渊源

文殊菩萨是大乘佛教中的首席菩萨,主司智慧。自文殊信仰伴随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以来,文殊造像在中国产生并经历了一段旺盛的成长时期,到晚唐至五代时期,出现了一种新的文殊造像组合形式——新样文殊。对新样文殊的判断标准和产生渊源进行分析和探讨,可以发现,新样文殊的粉本应始于敦煌本地,故其产生渊源依旧是敦煌旧样文殊变中形象的转化。     

弥勒信仰乃人间净土的归趣——在2010年中国梵净山佛教文化研讨会上的发言

<正>(2010年8月29日)无论是"天下名山僧建多",还是"天下名山僧占多",都形象地描述了名山与佛教之间的不解之缘。五台山、九华山、峨眉山、普陀山,因分别为文殊菩萨、地     

五台山文殊菩萨彩塑艺术特色

文殊菩萨作为释迦牟尼佛的得力助手,在佛教中占有重要地位。文殊菩萨彩塑遍及全国各地寺院,文殊菩萨道场五台山无疑是文殊菩萨彩塑艺术的集中地。五台山现存有从唐代至今的30余尊文殊菩萨彩塑,既具有历史的连续性和时代感,又有佛教造像艺术的共性,也富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形象地反映了不同时代的社会风貌和艺术成就,更加彰显了五台山文殊道场的文化特色。     

石窟造像中文殊菩萨形象的演变

文殊菩萨作为大乘佛教中最重要的菩萨之一，在石窟造像中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变化，特别是北朝和隋唐两个时期变化很大。通过对北朝至隋唐的石窟造像中文殊菩萨式样变化的梳理，概括文殊菩萨形象的不同式样及其产生和演变过程。     

千臂千钵文殊图像探析

密教盛行的中唐,伴随着五台山文殊信仰的兴盛,出现了一种形象类似千手观音的千钵文殊,但与之相应的本经《千钵经》却并非译自梵本,而是中土所造之伪经。文章通过考察佛钵、释迦及文殊三者间的关系,发现其中所蕴含的佛钵信仰及传法思想是促使文殊手持佛钵的主要原因。     

文殊菩萨开智慧

文殊是中国佛教四大菩萨之一,常侍释迦牟尼佛左侧。胎藏界之文殊,左手持青莲,表示专司一切如来之智慧,不染着法的无相之智慧;金刚界之文殊,右手持利剑,表示能断一切烦恼。文殊菩萨骑着青毛狮子,狮子是百兽之王,是最勇敢的,不怕一切而毅然前进的。文殊手持莲花或手持利剑的形象,     

龟兹王身份的神圣构建——以克孜尔第205窟为例的分析

克孜尔第205窟是龟兹石窟群中具有代表性的洞窟之一。以往学者多认为该窟壁画表现的是龟兹王对佛教的支持和赞颂。本文通过考察该窟龟兹王及王后供养像、主室前壁说法图的菩萨造型、南甬道北壁的阿阇世王闻佛涅槃闷绝复苏图像和券顶中脊的须摩提女请佛图像,认为该窟传达了更为深刻的社会背景及内涵,是龟兹王心理需求、治国理想和政治背景的反映,也是其身份"自我塑造"的结果。     

泼墨凤林谷工笔般若苑--六论五台山需要包装

在当今多元文化对传统文化、传统景区冲击的情况下,五台山风景名胜区政府要紧紧抓住文殊信仰这一核心,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对五台山的文殊形象和朝圣线路进行设计包装。     

竺法护是翻译文殊经典的健将

西晋竺法护不仅是我国译经史上第一期中译籍最多的翻译家,而且也是地道的中国高僧。他与其清信士聂承远、聂道真的译籍有大小显密三藏十一部,是最早弘扬弥陀、弥勒、文殊、观音、普贤等佛菩萨信仰的经典。其中,关于文殊菩萨的经典甚多,且比较系统地将文殊的身世、形象、仪规、思想、禅法、净土等情况传入我国。因此说,他是早期弘扬《方等》玄致和文殊信仰的健将。     

镇国与消灾:曹氏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的五台山文殊信仰研究

敦煌石窟中留存下来的文殊信仰资料极其丰富,这些资料包括文殊类经典、文学作品及绘画、彩塑等多种类型,时间多集中于晚唐五代宋初,即曹氏归义军时期。通过对曹氏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五台山文殊信仰盛行的原因及其特点进行分析,认为镇国与消灾是这一时期该地区文殊信仰的基本内容。     

文殊经典翻译史略述

文殊经典翻译是文殊信仰传播的根本依据,把文殊经典翻译放在历史文化背景下进行考察,对研究文殊信仰意义重大。从中古译经史来看,文殊经典译出的时间最早,以文殊命名的经典最多、国家赞助翻译文殊经典最盛、多语言文殊经典重译流布影响最广。     

五台山文殊菩萨(续二)

第四部分 佛家偶像是佛教教义的符号。五台山诸多文殊菩萨圣像,不仅蕴含着极为丰富的佛教教义,而且体现了汉地佛教和藏传佛教在教义、教理、教规上存在的种种差别。藏传佛教的文殊菩萨成像是五台山文殊菩萨形象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佛家言讲,文殊菩萨“顶结五髻,以表大日之五智;手持剑,以表智慧之利剑;驾     

五台山文殊菩萨(续一)

第二部分 五台山文殊菩萨的多种形象,不仅具有显明的思想性,独特的艺术性,而且具有悠久的历史性。不同时代的不同文殊菩萨形象,反映出不同时代的美学追求和艺术风格。艺术风格就是艺术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呈现出来的艺术特点,如雍容富丽型,深沉委婉型,俏丽清新型,刚劲洒脱型,等等。这种特点,从纵的方面讲,带有时间性;     

形制与图像:莫高窟第100窟设计思想探源

五代时期敦煌石窟艺术是在承袭晚唐范式的基础上适应时代、逐步发展的.莫高窟第100窟作为曹议金夫妇功德窟,本文通过对晚唐及五代以来敦煌石窟形制与壁画布局的分析,探寻第100窟形制和图像的设计思想渊源.     

中古时期丝路高僧的文殊信仰

中古时期的不少丝路高僧,或者致力于文殊经典之翻译,为文殊信仰奠定坚实的经典基础;或者朝礼五台山、修建与文殊相关的寺院,促进了文殊道场信仰的发展,尤其是促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五台山信仰的形成;或者通过崇拜文殊化现的化相,促进文殊圣相信仰的发展。从丝路高僧2世纪开始的文殊经典信仰、到6世纪开始的文殊道场信仰、再到7世纪开始的文殊圣相信仰,可以看到,文殊信仰在中国有其独特的历史发展过程,并最终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国化的文殊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