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命定的秩序到主体的道德——周公天命政治观研究

中国古代对政治合法性的反思首先寄托于天命。夏商时期的天命是君主与天帝的契约,臣民只能承受命定的秩序。周公斩断天帝与君主的血缘联系,以德行来判断天命所归,实现天命不常与恒常的统一,而天命又只能通过民意得以反映,从而在天、君、民之间形成环形三角交互结构。周公试图用此在经验把握普遍必然,以现实参验的方法理解天、君、民、德等概念及天命唯德等命题,最终使理想政治只能寄托于"先王有德"的绝对,从而变成对现实等级制度的摹写。     

传统的谏诤谏议思想、实践与中国之治

谏诤谏议的思想主张与实践探索是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重要内容和精华部分,反映了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关于"治世""善治""天下大治"的社会理想。如何避免人君之失和朝政有阙,如何使谏言谏议以"制度"的形式于明君有所辅翼,于善治有所裨益,古人在传统政治体制之下做了有益探索,体现了其所能达到的思想高度,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匡正君失、约束君主、制衡专权的积极作用。但究其实质,主要是服务于君治,其能否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最高权力者的从政风格与政治胸襟,不过是君主一人之治的权宜之举,必然是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与新时代的中国之治有着本质区别。     

三年之丧中的君、父之义——以早期儒家礼学为中心

三年之丧作为至重的丧仪,规范着最重要的人伦角色与人伦关系。而早期儒家在对三年之丧及其成立依据的阐论中,表达着对君、父角色以及二者关系的认识,呈现出了多元的思路与看法。《仪礼·丧服传》以"至尊"这样一种单一的原则来定位君、父的地位,而《礼记·丧服四制》则主张在门内优先以恩仁的原则事父,在门外优先以理义的原则事君。事父、事君都包含敬重之义,事父也由此成为事君所效法的模型。《荀子·礼论》不同于臣为君服的礼制,转而在君民关系中探讨三年之丧的依据。荀子认为,君主兼具父与母的教、养之功,故民对于君主既尊且亲。     

论大易三德

中华文化是道德文化,而《周易》乃中华文化之源,大道之蕴。因此,道德文化同样也源于易。大易之德有三:天德、君德、心德。所谓天德,即天地资生不息、健行厚载、万类和谐之大义;所谓君德,即立于天地之间、人之为人、和于人际的君子人格;所谓心德,即心性修持、持守静笃、和于天人之善意。以天和、人和、心和三和维度视之,又可将三德归结为自然和谐之德、社会和谐之德、心灵和谐之德。三德各有其调谐范围和先后次序:易学的建构逻辑,始于并本于天道,故天德为首,昭昭天德,开显天下德业;天德既开,君德继之,煌煌君德,赋予人之为人、止于至善的特定内涵;大易之德,归根于心,心德既立,三德必定形成和谐之力,进而彰显天地人心之大美。     

“道”与“德”、道德与非道德——韩非道德观的历史唯物主义考察

认为韩非为非道德主义者的观点,从古至今不绝于耳,然其理论依据、逻辑推理及研究方法皆存在不足。韩非所用的"德"与历时语境中的"德"以及当今所用的"道德"一词之间既有共性,也有差别。道德的内涵与外延因宏观的时代背景、微观的具体情景以及主客体关系的不同、所受到的多重政治必然性的实践抉择的不同而产生了多元复杂的道德关系,也导致道德的初始目的与最终目的之间存在着错位,同时考验着道德主体的道德辨别能力和抉择能力。法治是当时明主体道行德的最佳体现和必然选择,明主作为媒介通过法治最终达到的最高治世理想与对人民实现"常德"的目的进行了融合和统一。道德经过韩非思想的过滤之后变得更为复杂与精妙。     

黄宗羲“君臣”观辨析

中国古代政治最大的特征就是政治与伦理的结合。黄宗羲提出了天下为公的基本原则,从而使其政治思想建立在理性反思的基础上,而没有简单停留在君仁父慈的伦理模式之上。在此前提下,黄宗羲对传统的君臣父子说提出了质疑,认为君臣关系和父子关系是不同的,从而动摇了君主家天下的伦理基础,而且还进一步提出君臣之间应该是一种由民而联结起来的师友关系。黄宗羲的思想超越了韩非的非道德政治观,成为中国古代伦理政治观转变的具有转折意义的人物。     

养气、知言与赞美孔子——《孟子》“知言养气”章新解

中国古代的气可分为物质之气与精神之气,后者又包括血气、情气和德气。血气主要针对人的生理欲望而言;情气指人的自然情感活动,如“喜怒哀悲之气”;德气则指人的道德情感活动,如仁气、义气等。孟子的浩然之气不是来自血气、情气,不是对血气、情气的理性升华,而是来自仁义之气,是“集义所生”。孟子的“夜气”“平旦之气”均是指德气而言。孟子自称可以做到知言,可以辨别言辞的错误所在,但没有提出一套分析错误言辞的理论方法。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因为孟子过分重视良知、良能,强调心的直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经验认知的作用。辨别错误言辞不能仅仅靠良知、良能,还要靠经验观察、逻辑分析,而这恰恰是孟子所缺乏的。孟子高度肯定、赞美孔子,实际是通过孔子寄寓自己的政治理想,视孔子为自下而上用文化、道德影响政治的新王,在得君行道之外,探寻一条觉民行道,甚至为君行道的道路,故“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心者,人君之本”——帝王“为治之序”与“为学之本”

作为帝王之学代表作的《大学衍义》提出:"心者,人君之本。"这个"心"指的乃是君主的主导思想。君主要领导好他的国家,需要君主有一个正确的主导思想。而为了保证君主能有正确的指导思想,真德秀提出了帝王"为治之序"与"为学之本"加以规范。     

唐甄的平等思想及其特色

唐甄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第一位比较全面、深入地论述平等问题的思想家。他从“天地之道”的高度论述了人人平等 ,并以此为根据 ,激烈地批判了封建君主专制主义 ,提出了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新的君臣关系、君民关系 ,批判了现实生活中的贫富悬殊现象 ,主张物质分配上的平等 ,从而使传统的人性平等、道德平等上升为经济平等 ,超出了历代及同时代的思想家。唐甄还比较全面地论述了男女平等思想。由于个人的生活遭遇及社会历史条件 ,唐甄的平等思想具有极鲜明的同情弱者的特色     

无题(讽刺诗)

天地君亲师,我乃唯物者,共和国奋民,爹妈养活我,秀师教育我,旧德不可取,问君爱何人?古人之大礼。当不敬天地。与君原对立。那是应该的。于彼尽奋职。新德勿拘泥。我爱我自己。无题(讽刺诗)@马良~~     

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思想的三种基本类型

儒、道、法作为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思想的典型代表,在当时影响重大且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本文以国体观念为重点,探讨了儒、道、法三家的国家治理思想。按其差异依次用"民本君末"、"民主君辅"、"君主民器"概括了三家的国家主体观念,用"天下为家"、"天下为公"、"天下为君"概括了三家的国家制度理想,用"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功利境界"概括了三家的国家治理境界。进而从三家思想中分别概括出了人际公平、天人之际公平、自我实现效率三个互有差异的国家治理价值原则,据此将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思想划分为三种类型,即:追求人际公平的儒家型、追求天人之际公平的道家型和追求自我实现效率的法家型。     

近代中国民本思想演变的机缘和桥梁——以王韬为例的思想史解读

近代中国独特的时代环境和机缘促使王韬一辈人由西方国家的富强和议院制度联想到了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核心观念主要包括重视民意的观念、立君为民的观念和政在养民的观念。而王韬等人关于民的观念主要包括重视民生、民意,重视教民和人才的培养,提出君民上下相通的制度保障即议院等,从而在民本思想的基础上使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得到了显著的提升。王韬认为君民同心、上下一体是国家富强的根源,并为实现君民上下一体引进了西方国家的议院制度,从而为后期思想家提出民权的思想架起了一道牢固的桥梁。     

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评一种观念论的文化史观

《庄子·天运篇》中讲了一个寓言式的故事,说孔子带着自己的困惑去见老子。孔子对老子说：我研究《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很久了,自以为已经熟知其中之故了。可是我把这些道理讲给七十二国君听,竟无一君主感兴趣。“道”真的是这样难以阐明吗？老子说：幸亏你没有遇上治世之君。那六经不过是先王留下的足迹,岂能是所以留下这足迹的道理本身呢？你今天说的这些,也不过是足迹。足迹从践履而出,但足迹怎么能是践履本身呢？显然,这个故事的主旨,是宣传老庄关于“道”的主张,但其中提出的如何看待古代经典…     

古典君位观的哲学分析——以清华简《系年》第九章为中心

清华简《系年》第九章述晋灵公君位失而复得。诸大夫主立“强君”,是以称职为居于君位之必要条件。襄夫人却巧妙地将称职理解为君主的下位概念区别特征，亦即称职只是君主的一个类型而非所有君主的必要条件。进而分析君位传承诸要素并排列组合，可得出以称职为充要条件者为禅让制，以称职与血脉为必要条件者为族内尚贤，以血脉为充要条件者为传子制，传子制的极致为嫡长子继承制。在历史进程中，嫡长子继承制最终成为君位传承的标准制度。由于嫡长子继承制不以称职为居于君位的必要条件，而是凸显继位者乃是生而统御的天选之子，因此君权不必以君职所规定之君位与君主相结合，从而不仅构造出不受制约的君权，更培育出肆无忌惮的君主。     

君主政治行为的道德与非道德——马基雅维利道德思想探究

马基雅维利视阈中君主行为的道德与非道德思想的探究离不开伦理与道德维度的审视。在马基雅维利看来,政治与道德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互斥关系,而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张力关系,他自己的道德思想与他论说的主体的道德并不等同,因此,对其道德思想的评价必须坚持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的辩证统一。在他那里,道德与非道德之间的"度"主要在于为何而用、何时而用和如何而用,君主的道德抉择是在道德展示出的吊诡之处及与非道德之间相互转换的复杂多变的幻象中、在各种困境和冲突中、在理论与实践的错位和鸿沟中审慎地考量后作出的,道德的应然逻辑和想象的理论推演被打破。马基雅维利倡导的君主道德表面上是行恶,实际上是在行善,且需要运用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技艺才能把握的一种品质。     

明君之道——韩非君主论思想研究

韩非汲取和改造了老子之"道"理论,将之用于政治领域,借道释君,认为君是"道"在人间的体现,君主只有体道,才能成为明君圣主。他提出了明君之道的基本原则:三守、虚静自处、用人之长、不依仁义,并从反面对君主提出了告诫,期待有明君、圣主能采其言且行之。     

韩非君主观论析

韩非的现世君主观实现了对君主理解的转向,将先秦时理想的君主拉回到现实。韩非认为,君主的现世治理以道为依据,虽然以君臣关系为核心,但又不忽视人民,同时韩非理解中的君主具有非人格化特征。韩非试图建立具有普遍意义的、中人之治的治理模式,反对智治和德治。虽然韩非"术治重臣"的政治主张是以加强君权为核心的,但这只是过程性目的,其终极性目的是君主为国而治。韩非的这一论断建立在不稳定的"君国一体"的社会结构基础上,现实中则常常出现"君国分离"的情况,此时君主强权下的人民会受到很大压迫,而这一点是超出韩非预期的。     

论《管子》“德”“法”并重的治世思想

《管子》在强调＂以法治国＂的同时,又推崇＂守国之度,在饰四维＂的德教思想,而且二者相互为用,共同服务于以君主为核心的国家统治,表现出了齐法家学派独特的治国经民理论。     

民本思想的伦理悖论

民本思想作为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内部存在着一些伦理价值的悖论,主要表现为道德理想与社会现实的矛盾、德性与利欲的冲突、目的价值与工具价值的对立统一以及君民关系的和谐与紧张。民本思想发展和完善的动力正是这些矛盾构成的内在张力。     

由“德”而“道”——《吕氏春秋》的政治理想

《吕氏春秋》的政治理想是"法天地",即效法"天道圜"与"地道方"。政治上的"圜道"是指君主的意志能够顺利地下达百官、影响人民;反之,人民的欲求和心愿也能顺利地上达君主;君主、官员、人民之间形成良性地互动和循环。而"地道方"是指君主无为、臣下有为的君臣分职论。"法天地"的实现有赖于君主自身之"德",此"德"是一种具有感通能力的精神力量。"德"论沟通了"道"与"无为"、养生与治国,将《吕氏春秋》的政治理论贯穿起来,其逻辑结构可以表示为"养生-全德-圜道-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