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孕合法化的争议与回应

近年来,随着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主张代孕合法化或有限合法化的趋势愈发明显。本文基于公序良俗的本土性和时代性特征,采纳以尊严为中心、权利义务相统一的话语体系,秉持明定主义的理论立场,结合对权利泛化现象的辩证分析,论证代孕在观念日新的当下并不具备合法化的法律和现实基础,禁止代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是我国应当坚持的立法选择。我国现行禁止代孕的立法设计还存在不足,以致代孕行为屡禁不止,因此应尽快出台《人类辅助生殖法》,协调各相关监管机构开展联合执法,加强行政处罚力度等,从不同维度对代孕行为进行打击和监管,共同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谐。     

完全代孕合法化的合同路径

无锡冷冻胚胎权属纠纷案引起全国的广泛关注,老人是否可以通过代孕完成血缘延续,引发了广泛讨论。代孕协议属于民事合同,该协议的权利基础在于代孕人的一般人格权。代孕协议符合意思自治、公序良俗,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代孕人的义务有代为怀孕分娩并返还婴儿给委托夫妻、适当的注意义务。代孕人的权利有获得报酬的权利、风险发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代孕人的违约责任不宜过重。通过合同的代孕治理包括代孕协议当事人资格受限、代孕协议需要备案。     

台湾地区“代孕”立法最新进展及其启示

2007年3月21日,台湾地区在广泛调研、民主决策的基础上,终于颁布实施了《人工生殖法》,使争论已久的代孕人工生殖问题与《人工生殖法》正式脱钩,另行规制;此前,《代孕人工生殖法》草案也已经出笼,拟有条件开放代孕人工生殖。相关草案对代孕者、受术夫妻、代孕中介、代孕契约、亲子关系等问题都进行了具体规定。台湾地区的立法经验对祖国大陆完善包括代孕在内的人工生殖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英国"代孕"合法化二十年历史回顾

在英国,代孕人工生殖是合法的医疗手段.<布雷热报告>等调查报告对英国代孕立法产生了深远影响.为实现生殖自由、子女利益和社会秩序的平衡,英国拟制定一部专门的<代孕法>.     

英国“代孕”合法化二十年历史回顾

在英国,代孕人工生殖是合法的医疗手段。《布雷热报告》等调查报告对英国代孕立法产生了深远影响。为实现生殖自由、子女利益和社会秩序的平衡,英国拟制定一部专门的《代孕法》。     

代孕协议法律规制之我见——以代孕双方权利义务为中心

为体现规制代孕协议的公共政策和公平保护当事人的利益,通过对代孕协议的订立、生效和当事人基本权利义务的分析,从法学的角度提出,应对代孕协议的订立和效力进行较多干预,代孕母亲应在身体自治权得到尊重的范围内负有避免出生缺陷的义务和享有获得补偿的权利,代孕双方享有相应的解除权以避免根本利益的损害.     

道德的法律强制与代孕规制的可能限度

以非商业完全代孕为标准评估模型,基于社会合作的基本特征,可以得出代孕的合理性。非商业代孕的反对者有故意夸大代孕的损害风险和伦理风险的嫌疑。即便如此,生殖能力的运用方式与人们所重视的关系或规划关联密切,应该得到法律的重视和回应。商业代孕因其商业属性会逼迫人们在这一问题上做选择,并试图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更容易带来额外风险,而非商业完全代孕因为其审慎且精细化的处理方式而应该被允许。法律对代孕的态度不一定是“全有”或“全无”的关系,在形式上允许而在内容上严格限制是其中较为合理的方案。

     

完全代孕的伦理正当性研究

完全代孕作为代替他人进行分娩的互助行为,具有伦理上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给予不孕方人文关怀与平等尊重。作为一种医疗行为建立在双方知情同意基础上进行的合理代孕,其行为主体不论是委托夫妻还是代孕女性都具有其伦理正当性并应给予相关法律的保障;尽管反对代孕者多只是强调代孕所带来的伦理后果与利益纠纷,但更应有效规制合理的代孕行为,规避其伦理风险与利益纠葛,保障完全代孕的合法化制度环境,在我国以家庭伦理为本位的语境之下重视不孕者生儿育女的需求,从而有效规约完全代孕行为所带来的伦理及其社会问题。     

从规范代孕角度浅析代孕当事人的主体资格

2015年《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订中禁止代孕入法失败,规范代孕被提出,代孕制度立法困难凸显。实践中,禁止代孕未取得预期效果,海外代孕和非法代孕增多。无锡冷冻胚胎案后,胚胎如何处理促使代孕成为讨论焦点。在社会价值基础发生转变的前提下,基于法理、伦理、法经济学的立法考量分析规范代孕,并从年龄、婚姻、健康等方面对受术夫妻和代孕母亲的主体资格进行规制。在适用范围上允许不孕不育患者申请代孕,达到代孕与社会实际需求的融合,形成良性有序的代孕医疗制度。     

代孕的伦理争议

代孕是随着科技进步而出现的一种事物.与传统的生育方式不同,代孕的妇女在产下孩子后,对后者不拥有父母通常对子女所拥有的权利.这引发了极大的伦理争议.许多代孕的批评者或者认为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不道德的,或者认为这种行为在当代社会性别不平等的背景下是不道德的.但前一种批评仅适用于代孕者在产后改变自己心意的情形,而后一种批评则不能说明代孕本身是不道德的.在公平的背景下,基于自愿基础的代孕应该得到伦理层面上的认可.     

中世纪理智之争的根源及其内容

中世纪因理性与信仰的冲突而引发的阿奎那与阿维洛伊主义者之间的理智之争,是西方神学与哲学史上颇有影响的历史事件之一。这一争论的根源,虽肇始于亚里士多德对理智性质的歧义性解释,但终极根源则是由于阿那克萨戈拉所设定的"理智"范畴与古希腊传统"灵魂"观念构成的张力所致。争论的焦点是关于理智的性质之争,关于理智和灵魂的关系之争,亦或"理智"究竟是作为身体形式的     

资本技术的统治及其规制

资本和技术是推动人类社会从传统转向现代的最主要力量,两者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走向同盟化,并推动了人类的现代化进程和现代性的生成。在金融资本和高科技时代,资本和技术已经深入渗透到经济生态圈、政治生态圈、文化生态圈和社会生活生态圈,逐渐构建起一套强大的系统化权力,导致人类的生存世界日益走向深度异化。面对“存在还是毁灭”的抉择,只有以社会主义国家的整体性力量,才能规制资本技术的系统化权力,才能规范社会秩序、化解矛盾,彻底改变人与人尖锐对立的存在状态,进而避免人类走向集体的毁灭。     

商业代孕会导致剥削吗？——对禁止商业代孕的伦理辨析

商业代孕反对者认为商业代孕会导致代孕母亲在价值和利益方面遭受剥削,因此有必要禁止商业代孕。但支持代孕者反对以此为理由禁止商业代孕。从学理上看,商业代孕确实不必然蕴含剥削;然而这种学理上的反驳只适合理想情形,对商业代孕的讨论必须考虑时机是否成熟。如果周边的法律不够完善,社会环境对女性并不友好,代孕女性作为人的价值得不到尊重,其利益也得不到保障,特别是在中介机构及资本涉足下,更会加重对代孕女性的工具化,从而导致结构性剥削。在这种情况下,禁止商业代孕是明智之举。

     

代孕技术的伦理与法律思考

简要介绍了代孕的概念,指出了在我国有条件开放代孕的合理性。从家庭关系、子宫工具化和婴儿商业化三个方面给出了代孕合理性的伦理依据。从合同法、身体权、生育权三个方面给出了法律的解读。从伦理与法律两方面对我国有条件的开放代孕加以论述,并提出相应对策及理论支持。     

代孕女性工具化问题的伦理辨析

代孕女性工具化问题是代孕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代孕反对者认为代孕女性为他人生殖后代,被当作生殖工具,使代孕女性的人格尊严受到贬抑,因此代孕是不道德的。本文基于生殖能力本身具有工具属性的客观事实,从代孕女性和代孕需求方的代孕目的、代孕女性与代孕胎儿的情感异化、代孕女性与代孕婴儿的分离异化三个方面,辨析代孕女性工具化问题的含义及其伦理问题,尝试论证代孕女性未被仅仅当作生殖工具。     

逻辑与生命之争的意义及其走向

纵观整个西方主流哲学的发展, 逻辑推演因其在人类思维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地位, 逐步由人类思维活动的手段、工具嬗变为人类思想追求的目的和主宰, 逻辑成了决定人类一切活动的根据和尺度,进而成了人的本质。与逻辑本体化进程同步的是对逻辑本体化的抵制和反抗; 在逻辑本体化所演绎出的追求确定性的绝对主义、独断主义盛行之时, 强调不确定性的相对主义、怀疑主义亦在生长。后者视生命为本体, 认为反抗力和想象力是构成人类生命本质的要素, 没有它们也就没有人的自由。本文认为, 对于逻辑与生命之争及其走向这一重要问题的研究, 不能仅限于以…     

医药代表问题及其法律规制

近年我国医药行业不断发展,其营销人员的数量也在膨胀,从而引发了药品购销中的一系列问题,而医药代表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由此,“医药代表问题”已引起人们的反感;国家和医院也采取不少措施打击,但收效甚微。医药代表问题成为社会热点。分析医药代表问题的社会成因,提出法律规制,旨在促进这一行业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