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伦理学中作为自制的德性概念

在康德看来,德性意味着基于内在自由原则的自我强制,意味着与人性中无法根除的根本恶做斗争而遵从义务法则时的意志的力量。因此,按照亚里士多德和当代德性伦理学对德性与自制的区分,康德所谓的德性只能是自制。但是,这一点并不构成康德伦理学的问题;相反,由于人的德性总是体现在一个不断的自制过程中,并通过自制而得到培养,因而康德作为自制的德性概念更符合人类现实的道德境况,对人道德上的完善具有更重要的指导意义。     

康德的阴影与费希特的超越——重审知识学的最高原则

在1787年出版的《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二版的"超验演绎"部分,康德着力考察了知性范畴的运用条件,从而引出了对于观念论哲学极为重要的自我意识的难题。作为康德哲学问题意识的直接继承者,费希特在他的知识学系统中直接将在康德那里仍然处于后设问题的自我意识论题中心化,试图摆脱康德哲学中过于浓重的传统哲学的阴影,以崭新的方式去处理这一论题。以费希特于耶拿时期写作的两版"知识学"中关于最高原则公式的讨论为中心展开考察,可以揭示在何种意义上费希特解决了康德遗留的困难并超越了旧的哲学问题域的。     

论一种康德式的至善后果主义

康德的至善学说蕴含着一种从后果主义角度进行解读的可能性。至善作为德性与幸福的综合,可以被解读为"理想的道德世界"或"一切道德目的的全体",它蕴含着一种追求"理想事态"的后果主义价值论思想。而康德关于"人有义务促进至善"的主张,不仅不像伍德和贝克等人认为的那样与康德关于"应当意味着能够"的主张相冲突,反而包含着从目的出发来理解义务之可能性的后果主义规范论思想。因此,探讨一种"康德式的至善后果主义",不仅有助于克服康德伦理学与后果主义伦理学不兼容的传统教条,也有助于克服对一般后果主义伦理学的价值论是"前道德的"或"非道德的"的责难。     

近三十年来原苏联对费希特的研究(一)

苏联对费希特的研究,与对康德和黑格尔的研究相比,显得相当落后.在60年代以前,有关费希特的研究并没有什么专著.我们所能看到的,仅仅是一些凤毛麟角的论文.不过,在60年代以前发表的哲学史论著中,也有评述费希特哲学的篇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阿斯穆斯的《近代辩证法史纲》(莫斯科与列宁格勒1929年,1930年再版)和Т.И.奥伊则尔曼在《哲学史》第2卷(莫斯科1957年)中撰写的费希特部分.阿斯穆斯如实分析了费希特哲学的演变,认为费希特在《人的使命》(1800年)里已经发现主观唯心主义的危机,认识到自己以往的知识学破坏了它本来要确立的东西,取消了决定个性的存在,变成了概念游戏,因而道德职责也变成了幻想.于是他把知识学作了一项重要修改:自我凭自己思维活动并不能创造整个经验世界;自我概念具有经验自我与绝对自我两个涵义,在思维中派生其他自我的并不是经验自我,而是绝对自我,即绝对思维.这就说明,费希特的知识学已经由主     

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及其与儒家伦理的比较

康德所开创的道德形而上学仍然是某种意义上的"物理学之后",即以知识论和逻辑规范为框架或"模型"而建立起来的道德原则。这种规范伦理学与儒家的德性伦理学在出发点上是截然不同的,但这并不妨碍双方可以以某种方式相容和互补,即以康德规范伦理学的普遍原则为纲,而以儒家的"良知"和"四端"学说为补充。但前提是,首先对儒家伦理进行一番现象学还原,剔除那些具体的缺乏普遍性的伪规范,还原到其中的人类共同的规范,也就是通过具体批判来达到抽象继承。这就是我所设想的中国今天的道德建设路线图。     

“从康德到费希特”讨论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费希特哲学课题组于1989年10月7日邀请院内外学者齐良骥、钱广华、王玖兴、叶秀山等14人在哲学研究所举行了“从康德到费希特”的讨论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从费希特哲学的形成来看康德与费希特的关系。费希特哲学课题组负责人梁存秀教授主持了会议,并首先作了题为“费希特哲学的形成”的专题发言。他认为,费希特的哲学即知识学最初形成于1793年冬季。1792年,舒尔策匿名出版了《埃奈西德穆》,批判不久前莱茵霍尔德在其《基本哲学》中阐述的观点。舒尔策和莱茵霍尔德的争论对费希特     

Sitten和Moral的含义及其演变——从康德、费希特到黑格尔

Sitten和Moral是西方实践哲学中的两个核心概念,然而它们在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含义和在中文译本中的翻译却存在诸多模糊和混淆的地方,亟待澄清。因此,本文试图扼要阐明Sitten和Moral在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实践哲学中的用法和含义,并梳理它们的演变特征。本文指出,康德在这两个概念的使用上是不甚明确的,他更多地是在"道德"的含义上使用"伦理"一词,费希特在康德道德学的基础上建立起了真正意义上的伦理学,而黑格尔带着对古希腊伦理生活的思乡之情,站在绝对观念论的高度,对Sittlichkeit和Moralitt进行了彻底改造,用"法"将两者统一起来,使之变成绝对精神的发展环节。     

如何看待道德与幸福的一致性

从主观性维度看,有自我关注、自我—他者之间的关注和他者关注三种理解方式;以自我关注为中心,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敞开了试图决定如何生活的个人的主观性视野;介于自我—他者之间的关注,康德的义务论伦理涉及一个能够理解此主观性的"第三方"立场;以他者关注为重点,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凸显了他者面容的伦理意义及必须与他者"面对面"的伦理主观性视阈。依据关于道德探究的形态学预设,"道德与幸福"之一致性问题的探讨有三种形态分布上的趋向:指向"心灵秩序"的德性至善论;指向"行为法则"的道德自由论;指向"他者面容"的伦理责任论。它们构成了与"幸福"关联的道德探究的道德形态学分布的三条问题轴线:应当如何生活?应当做什么?应当如何在一起?     

论康德对义务体系的划分

学界对康德哲学对自我的完全义务的归属问题存在争议。有的学者认为,康德最终放弃对自我的法权义务,德性论中对自我的完全义务也不是严格的德性义务。这种争议涉及对康德义务体系划分的理解。康德之前的义务学说对自我义务的强调、对完全义务和不完全义务的划分,构成理解康德义务学说的语境。在1793年的《伦理学讲义——维格兰提伍斯》中,康德提出一些在《道德形而上学》中没有详述、但有助于理解他对义务体系划分的说法:理性的立法的关键是普遍法则,法权学说和德性学说分别是理性对外在行动和内在准则的规范性要求;对自我的完全义务如果涉及人性中人格的法权,就是对自我的法权义务,如果涉及人格中的人性的目的,就是对自我的德性义务;二者可能有相同的义务,但是承担责任的方式不同,因而它们各自存在,这也是维护义务学说完整性的要求。     

从康德到费希特--在后康德哲学语境下重新审视费希特早期知识学北大核心CSSCI

康德的批判哲学旨在严格限制理性研究的范围,然而,他所确立的德国观念论传统却试图扩展这一范围。任何试图解决这一悖论的努力都必须首先研究费希特早期所处的哲学背景,从而使我们对费希特知识学的目的和方法给出更好的解释,并对有关康德哲学在德国观念论中的合法性困惑给出更丰富的解答。费希特的知识学标志着德国古典哲学的重要转变,在回应关于康德哲学的早期争论和危机时,他把先验研究转变成辩证的范畴理论,这种理论展现出人的理论和实践能力的深刻统一。     

从康德到费希特——在后康德哲学语境下重新审视费希特早期知识学

康德的批判哲学旨在严格限制理性研究的范围,然而,他所确立的德国观念论传统却试图扩展这一范围。任何试图解决这一悖论的努力都必须首先研究费希特早期所处的哲学背景,从而使我们对费希特知识学的目的和方法给出更好的解释,并对有关康德哲学在德国观念论中的合法性困惑给出更丰富的解答。费希特的知识学标志着德国古典哲学的重要转变,在回应关于康德哲学的早期争论和危机时,他把先验研究转变成辩证的范畴理论,这种理论展现出人的理论和实践能力的深刻统一。     

道义论伦理学谱系考

道义论(义务论)伦理学虽然受到了美德伦理学的不合情理的无辜批判,但作为经典的伦理学类型,依然要对自身的理论基础和思想论证时刻保持哲学的反省能力,对各种"批评"具有开放性对话的能力,从而让其理论与思想更加切合伦理生活世界,继续起到引导和规范的作用。详细梳理道义论伦理学的思想谱系,考察它为何不在古希腊而在斯多亚主义中才兴起的原因,它在西塞罗伦理学思想中的内涵以及义务和德性的关系、行为和行为者的关系,德国伦理学为何要采取义务论的形态以及康德义务论与德性论各自承担着怎样的使命与课题,可以发现,对人性的洞察、对美德的崇敬、对存在之天空与深渊的复杂而艰深的知识与领悟,哲学史上莫过于西塞罗和康德。他们的伦理学并非只有道义论没有德性论,而是他们更为深刻地看到:人的德性不是天生的,是在生活和行动中随同人将本身"自然未完成"的自我,造就为主体性的人而生长与"自我造就"的。德性之本性即自由,"德性"的自由塑造本身使它不可能作为伦理的第一出发点而被言说,因为伦理生活和行动本身对于行为者的品质无论从何种意义上都更具有在先性。     

正当与德性的分离 ——康德在伦理学主题现代转向中的作用

随着伦理学的发展,伦理学的主题发生了现代转向:从以"善"为核心的德性伦理学逐渐向以"正当"为核心的现代道德哲学转变,其中康德的伦理学在此次转向中起着重要作用,成为联系传统的德性伦理学和现代道德哲学的关键环节。     

康德自主道德的理性主义基调及其困难 ——兼论对话伦理学和康德道德哲学之关联

韦尔默在其《伦理学与对话——康德和对话伦理学中的道德判断要素》一书中基于康德道德哲学之困难,考察对话伦理学为克服其困难所做的尝试并分析其成败得失,他把康德的绝对命令理解为一种以推己及人的方式检验准则确立法则的程序,并认为这只有在预设人类可能的"共同意志"的前提下才能成立,这种对绝对命令的颇具经验主义色彩的解读因忽视康德道德哲学的理性主义基调和道德普遍主义立场而难免误读之嫌。作为道德性的最高原则,绝对命令并非程序性原则,而是表达"理性地行动"这一自主道德的要求。由此引出的论证和应用的问题是康德道德哲学的两个重要问题,也是其困难所在。就对话伦理学与康德道德哲学的关联性而言,相比于韦尔默重点分析的哈贝马斯版本的对话伦理学,阿佩尔先验语用学路向的对话伦理学更好地继承了康德的理性主义精神,紧扣康德道德哲学的问题并尝试对之进行"改造"。     

费希特的社会概念——社会经验的先验构成

费希特在勾画他的知识学时,特别是在考虑法学和道德学时,碰到一个事实,那就是在康德的批判哲学中“法概念和道德概念的实在性缺乏推演,所有的说明都把我们已具有这种概念假定为事实。”不仅如此,康德的经验概念甚至根本不允许有个人的经验。康德认为,我是通过道德规律与其他理性存在物发生关联的。“但理性存在物的界限     

论康德德性论的复合型结构

康德的伦理学以德性为落脚点,但他的德性理论有着其独特的性质和结构。他认为,德性并不是通过塑造人的情感品质而形成的,也不是理智、情感、欲望的相互协调,更不可能是一种能够按照道德法则去行动的偏好。在他看来,德性以道德法则为纲维;德性是能够抗拒偏好满足的准则而执行道德法则的意志力量;只有实践性的情感是德性的盟友;同时,德性也是一种内在幸福,德性就是其自身的酬报。所以,康德的德性论有一种复合型结构。     

多元视角中的德性伦理学

我国伦理学界近来关于德性(美德)伦理的研究,当然有其社会和伦理学发展的国内背景,但毕竟还得益于来自当代英美伦理学"德性的复兴"之推动,这就提出了"多元视角中的德性伦理学"问题。西方德性伦理学首先是在英美伦理学界实现"复兴"的,其实质是要求道德生活更具体化、更人情化,更重视个人德性及其在道德生活中的作用,其形式可以概括为"行为分析中的德性伦理学"。但是,鉴于现代化的尚未完全实现,对于发展当代中国"转型社会中的德性伦理学"更为重要的则是麦金太尔的"现代性批判中的德性伦理学"。     

康德伦理学中的恶与抑恶的伦理

在康德伦理学中把恶作为一种隐匿的、对立的存在,是不符合康德原意的误读。同时,忽视恶的存在的康德伦理学是不完整的,善与恶共同构成了康德伦理学的完整体系。康德伦理学体系细致分析了恶的来源、形态层次以及作用功能。抑恶的伦理并不能用来概括康德伦理学,但对于有限的理性人而言却是必要的。善的培育和生成是在恶的土壤中,要在感性世界中凭借自身的力量克服根据不在此的恶,需要道德信念的坚定、道德偏好的纠正更需要勇气和力量,才能彰显人的德性光辉。     

海萨尼对规则功利主义的康德式辩护

海萨尼借鉴康德伦理学的理性、法则、自主和普遍性等观念,并结合功利主义的伦理学资源,提出了一种基于理性偏好的规则功利主义理论。在为这种规则功利主义的优越性进行辩护时,他批评了以黑尔为代表的康德式行为功利主义和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康德式义务论,认为前者缺乏“自发的协调效应”且易于破坏权利和规则,而后者对“最大最小值原则”“绝对优先原则”和“道德应当”理论的论证既是反事实的,也是不合理的。海萨尼认为,康德式的规则功利主义能够克服行为功利主义和义务论的上述缺陷,从而是更加合理的替代选项。海萨尼的理论对功利主义和康德伦理学的当代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我们建设自主的规范伦理学理论也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伦理形而上学的“老问题”与哈特曼的“新道路”

康德把伦理学的核心问题概括为"我应该做什么",并采取"伦理的形而上学"方法对道德的基础、道德的应然性和约束性、义务的绝对命令等"老问题"作出了回答。但这些回答从一开始就受到种种批判并延续至今,这表明康德的回答有许多无法克服的问题。哈特曼力图绕过舍勒的"质料的价值伦理学"而直接返回到本体论,把康德规定为主观的认识关系转向自在的存在关系,从而为应该存在的价值秩序奠定新的基础,以此对伦理学的"老问题"作出新的回答,其价值和意义值得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