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伦理实质

"经济学帝国主义"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理论现象,但目前学界对其进行的界定与分析往往限于现象描述,而没有凸显其伦理实质。伦理视阈下,"经济学帝国主义"是一种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经济学的原理和理论、经济分析和解释的范围与对象,以及经济的思维方式和市场价值观扩张至人类社会所有行为和领域的理论趋势和现象。"经济学帝国主义"从表面上看,是指经济学研究领域和范围的扩张、经济分析和解释的对象扩大,但其伦理实质却是"唯经济论"和市场价值观泛滥的"泛经济主义"。应该警惕将精神和伦理层面的东西纳入经济分析给人们带来的价值混乱。     

伦理视阈下“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理论误区

当今社会,经济学原则被认为是指导人们行为选择的最有效原则,金钱被用来衡量一切,所有的社会行为都可以用经济学原理来分析,我们虽不能简单指责经济学原则的扩大化运用,也不能断言当今社会就是"经济学帝国主义"社会,但"经济学帝国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思潮对当今社会毕竟产生了这样那样的影响,在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某些负面问题。就"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理论误区而言,在伦理视阈下,可主要概括为:一元绝对的方法论、唯经济原则的行为选择论和泛市场的价值观念等三个方面。我们应该警惕将市场价值观扩大到整个人类社会所带来的巨大危险。     

福利经济学的伦理选择

本文依据效率与伦理两个基本标准探讨了福利经济学对于经济运行体系的伦理选择问题。首先分别讨论了福利经济学参照两个基本标准对于经济运行体系进行伦理选择的具体情况。其次分析了福利经济学在参照第二个基本标准对于经济运行体系进行伦理选择时所遇到的理论困难及其原因,即仅仅依据功利主义伦理基础的狭窄理论框架与包含道义主义伦理学在内的广阔的价值世界之间的矛盾。最后指出:通过引入道义主义伦理学作为福利经济学的伦理基础之一,特别是通过引入伦理妥协的方法解决经济学的功利主义基础与道义主义基础之间的矛盾,便可以扩展福利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消除福利经济学在参照第二个基本标准对于经济运行体系进行伦理选择时所遇到的理论困难,使福利经济学能够在新的意义上同时参照两个基本标准对于经济运行体系进行有效的伦理选择。     

日本禅的误区及其超越——从中国过程禅的视阈看

尽管大多数日本禅师选择保持沉默,更有相当一部分日本禅师百般遮蔽甚至抵赖,但日本禅在二战期间做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拥趸乃至帮凶却是不争的事实。为什么主张慈悲为怀的佛教在日本堕落成"杀伐的宗教",为什么禅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拥趸和帮凶?本文认为正是日本禅师对禅的曲解特别是将禅的本质等同于"空"与"无"和对禅的慈悲维度的遮蔽导致了日本禅的内在局限,这包括日本禅的文化沙文主义、道德虚无主义和反和谐的暴力主义。正是日本禅的这些内在缺陷导致日本禅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帮凶。在分析日本禅缺陷的基础上,本文从中国禅的视域出发,提出了超越日本禅的进路。其中包括:中国禅对宽广的无分别心的推重对日本禅的文化沙文主义的克服,中国禅对博大的慈悲心的标举对日本禅的道德虚无主义的超越以及中国禅对万物一如的广大和谐观的强调对日本禅中的暴力主义的摈除。     

新康德主义哲学的反动实质

在那些从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哲学总潮流中分出来的为数众多的流派中,新康德主义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作为唯心主义资产阶级哲学流派之一的新康德主义,产生在19世纪70年代的德国。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全力支持的新康德主义,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获得了特别广泛的传播。     

“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是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批判与否定么?——一种基于文本解读的理论反思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本来是党和政府改革以来在分配领域提出的价值理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然是一种市场经济,它的首要的基本的分配原则只能是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即按效率分配。按效率分配在理想意义上并不否定基本权利的公平、机会与规则的公平。但在以经济赶超为根本任务的语境下,就分配而言的"效率"却被置换为经济发展的速度与数量意义上的"效率",并被赋予了增长主义的含义。与其说近年来"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提法是针对原先"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本来含义的大幅调整,倒不如说是针对扭曲了这一理念的增长主义及由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引发的贫富差距与公平缺失。     

应和论美学与超验主义——兼及"比兴"

国内理论界大都知道波德莱尔的应和论美学,但几乎无人关心并细究其深厚的超验主义内容.这导致两大严重问题:有些论文或教材长期以偏概全,将"通感"等同于应和,完全忽视后者垂直对应面的宗教意义;有人则望文生义,用"比、兴"比附应和,根本不知超验主义有与现实对比(超越)和对诗人灵魂的跃升作用.     

"道德性生产力"理念释义

道德生产力究竟是指"道德是生产力"还是指"道德的生产力",这是两个不同性质却又相互关联的问题.从伦理经济学的视角审视,将道德生产力解释为"道德性生产力"更合乎这一命题的本意,也即从伦理道德的视角对生产力进行价值分析和行为导向.道德性生产力不但是为生产主义、物质主义和经济主义提供一个系统的知识框架和有力的理论根据,而且是一种面向问题与行动的实践理性和精神实践.道德性生产力理念喻示着不能将生产力看成是完全中性的客体,它蕴含着道德属性,是富有时代性意蕴的行为价值哲学.     

斯洛特的亚最大化后果主义

斯洛特(Slote,Michael)早期是一个后果主义者,他提出了一种称之为"亚最大化后果主义"或"满足的后果主义"的理论。斯洛特的满足的后果主义,首先是从经济学上关于满足为好的要求出发,进而提出他的哲学上的满足论。但由于他是从个人欲望和自己的亲人的需要满足的意义上来看待行为的后果,因而他的理论不仅在概念内涵上,而且在满足的层次意义上,都遭受到了人们的批评。这种批评表明,斯洛特修改和提出新版本的后果主义理论并没有成功。     

苏菲主义的“四分法”——以鲁米为例

"四分法"是伊斯兰教苏菲主义的核心概念之一;该概念在一种古代波斯宗教哲学和新柏拉图主义思想相调和的背景下,结合认主学而形成了一种哲学,也可以叫宗教哲学。苏菲主义的"四分法"在伊斯兰教历史不同阶段的命运不同。笔者认为,中国学界尽管对苏菲主义有详尽的研究,但对苏菲主义的"四分法"介绍的并不多。     

苏菲主义的“四分法”——以鲁米为例CSSCISSCI

"四分法"是伊斯兰教苏菲主义的核心概念之一;该概念在一种古代波斯宗教哲学和新柏拉图主义思想相调和的背景下,结合认主学而形成了一种哲学,也可以叫宗教哲学。苏菲主义的"四分法"在伊斯兰教历史不同阶段的命运不同。笔者认为,中国学界尽管对苏菲主义有详尽的研究,但对苏菲主义的"四分法"介绍的并不多。     

文明和宗教视域中的亚洲主义及其省思

本文主要讨论19世纪末到二战前后亚洲主义思潮在文明、文化意义上的总体现象和内在逻辑。不同于作为军事、政治的侵略策略的"大东亚主义",亚洲主义曾经是一个与"民族国家"和"启蒙与救亡"模式相抗衡的"文明论"和"文明国家"的叙事脉络,融合吸收了儒、释、道等东方传统的"虚静""空性"精神,试图逆反"文明/野蛮"的价值判断。本文认为,必须深入剖析部分亚洲主义者在政治选择和文化选择之间的关联,特别是通过章太炎等"亚洲和亲会"的宗旨、京都学派的"绝对无哲学",官崎滔天等人的"亚洲—中国革命"思路,以及周作人、三岛由纪夫、胡兰成等人在宗教、文明和国家之间设置的"亚洲主义转喻链",才能回答以"东方文明自身的现代选择"为旗帜的"亚洲主义"思想,如何会被"帝国主义""国家主义"吸收乃至利用的问题。     

新黑格尔主义批判

新黑格尔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哲学中最反动的学派之一。它开始产生于十九世纪60-70年代,而盛行于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头三十年。新黑格尔主义先后流行于英、美、德、意等资本主义国家中。它的主要代表,在英国有布拉德雷、鲍桑克、缪尔等。在美国有鲁埃士、霍金、布兰夏德。在意大利有克罗齐、詹梯尔等。在德国有格格克纳、拉松、克罗纳等。克罗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已移居美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黑格尔哲学分化以后到十九世纪末,是黑格尔哲学失势的时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自己的最后阶段——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资产阶级为了维护     

“体用”范式下现代权利观念的塑造——基于社群主义与儒家思想的整合

为更好地结合社群主义与儒家思想塑造现代权利观念,必须首先为儒家权利观念的存在辩护。当然,儒家权利观念有其独特之处,这主要体现在等级性与伦理性两个方面。虽然儒家权利观念有别于社群主义权利观所具有的平等性、普遍性和政治性,但却不能由此就对其加以否定。有鉴于社群主义与儒家思想之间既有契合之处,也有内在分歧,而且对当前社会所遇到的现代性危机而言,儒家学说有助于从本质上对其进行剖析和反思,所以权利观念的现代化构造不妨采取"儒家思想为体、社群主义为用"的基本模式,从而实现对社群主义与儒家思想的有效整合。     

"文化帝国主义"命题源流考

"文化帝国主义"是一个非常流行但争议很大的术语,用来说明欧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渗透"的活动,更具体地说主要是针对西方世界的"领头羊"美国,与美国大众文化在发展中国家传播引起"美国化"这一现象密切联系在一起,尤其是美国媒介对世界各地大众生活的影响甚至控制."文化帝国主义"话语在学术界有着很大的影响,但在解释全球"美国化"上也具有局限性.     

汉娜·阿伦特思想的“决断主义批评”之反思

一般而言,决断主义思想家(如施米特与海德格尔)强调行动之开端的"无端性"。在批评者看来,这充满了任意、专断、非理性的色彩,并与纳粹意识形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阿伦特是决断主义和纳粹主义有力的批评者。然而吊诡的是,她恰恰被某些批评者(乔治·凯特布、马丁·杰、理查德·沃林等人)指责其思想(与海德格尔一样)同样蕴含着浓烈的决断主义色彩。但这种指责错认了阿伦特思想中所谓的"决断性因素"——其实不是盲目的、非理性的意志主义,而是对规范的反思性态度。并且,阿伦特通过诉诸共同行动以及将判断力纳入自己的政治哲学,避免了滑向决断主义的危险。     

基于逻辑分析的本体论化简以及心理语言的初始词汇

本文把关于语义学与本体论之间关系的某些现代观点,与中世纪晚期唯名论哲学家奥卡姆和布里丹的观点进行了比较。根据所谓的"本体论-语义学对应性的论题",可以把现代观点作如下表征:语义学中的初始(不可定义的)范畴概念界定了实在中的原初实体的范围。本文将证明,中世纪晚期唯名论的"本体论化简"方案,并非被试图从语义分析中"读出"本体论或者试图识别出绝对的语义初始词汇等因素所驱使,尽管流行的误解与此相反。中世纪作者提出了一种更为灵活的、动态的"亚里士多德式的自然主义"观点,它是对"概念部落主义"与"概念帝国主义"这两种并没有什么吸引力的现代观点的挑战。     

关于马基雅维利主义的道德心理研究

上世纪60～70年代,Christie创造了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心理学构念,而Exline,Geis和Bogart开创了关于马基雅维利主义的道德心理研究,后继研究者继承并不断完善他们的实验方法,探讨了马基雅维利主义与不道德行为(尤其是欺骗和逢迎)、道德判断(包括道德观和道德推理)、道德教育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尽管有证据证明马基雅维利主义与不道德行为存在密切关系,但两者是否是直接的因果关系仍存争议,不过多数学者一致认为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的不道德行为缘于其道德判断和道德教育,他们决策时将传统道德标准排除在决策标准体系之外,因此描述他们道德判断应采用"非道德"而不是"不道德"。     

如何对金融危机进行伦理反思

对金融危机的伦理反思不能停留于华尔街高管个人的贪婪和美国公众的消费主义的层面,需要深入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保守主义政治潮流推进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蕴含的政治哲学以及与其相应的伦理观念。其中与新自由主义结合在一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不可小视。中国学界要"见不贤而自内省",正视由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带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社会上的泛滥及其导致的后果。     

新公共服务理论的道德价值谱系

21世纪初,公共行政理论呈现出了多元发展趋势,以"人本主义"、"责任中心主义"为价值内核的新公共服务理论对以"管理主义"、"效率至上主义"为主导理念的新公共管理范式的批判与取代,反映出现代行政不断走出传统技术理性主义的羁绊,呈现不断趋向现代公民社会基本价值与要求的大方向,为公共行政发展回归价值正道做了恰当的理论铺陈,也为现代性行政建构开辟了一条有重要指向性的实践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