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邵雍先天易学哲学的体用观念

邵雍在其先天易学哲学中广泛运用了"体用"观念。在邵雍这里,"体用"既可以在性质范畴下对应事物的阴阳属性,也可以在关系范畴下描述事物互为体用的关系。由"体用"引申出的"体性"概念展现出了阴阳世界的复杂多样,以及易学阴阳模式的强大解释力。而"体用"与先天学之数算结合产生的"体四用三,存一不用"思想,作为先天学世界图景的基本架构,蕴含着邵雍对于生生不息之自然运化背后的必然性根据的深刻思考。     

邵雍先天易学探析——兼论朱熹对邵雍先天易学的别解

自邵雍先天学倡明以来,学者多以朱(熹)释邵(雍),褒贬不一。邵雍的先天易学,是以宇宙生化的方式铺开,通过纵向的体用和横向的变应关系,经由内在象数的交易生变,而形成先天图,揭示天道的生化之机。先天之宇宙论定位是体用、变应和交变的宏观视域。体用与变应是先天的两种作用方式。体必交而生后,体以变为用,变必有应。体用与变应又因交变常交织。邵雍的先天易学,本于先天、体用、交变和变应四个逻辑架构,于先天图之形成过程、图式结构和功用发挥上一以贯之。朱熹执着画前之易及其自然流露,从横图着眼阐发先天图某些阴阳流行对待之蕴,亦谓有所得。但其未能透彻邵雍之先天、体用、交变、应变,故于先天易学为别解者多。     

方以智人性论思想探析

方以智的人性论思想以公性、独性、习性的三分架构来论性,强调后天生成之习性,主张"性在习中"的同时又提出"逆习复性",是对《易·系辞传》中"继善成性"一章的阐释和发挥。在性善性恶的问题上,其主张至善统善恶,认为既有善恶相对待之性,亦有不与善恶相对待的至善之性。方氏的人性论从思想来源上本于对易学中太极和先天、后天关系的重新诠释,其理论结构的基础是圆∴图式所蕴含的公因反因思想。     

一在二中与即用是体——方以智对理学的回应

方以智多次提到“一在二中”,这也是其处理超越者与现实世界之关系的基本思路。在讨论“一”和“二”的关系时,方以智一反宋儒强调有本到末,由体达用的思维模式,转而把重心放在“二”上,甚至主张“止有后天,并无先天”,有以现实世界为先、为本的倾向。以此为基础,方以智对于理学所讨论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予以了回应,也体现出了重视思辨和强调智识的一面。不过,方以智的回应颇有深受庄学和佛学影响的痕迹,与理学的主流观点有较大的不同。     

"推天道以明人事":邵雍先天易学旨趣

邵雍对其先天易学(或称先天学、先天象数学)的阐释是为推演先天而在的形上之理而展开,在此过程中,先天象数易学只是其表意的工具而不是其学术思想的全部.形式上,先天易学是邵雍通过一套阴阳消长模式构建起来的象数易学;而内容上,先天易学则是其借<易>阐发儒家的性命义理之学.邵雍在其易学思想的阐释中,力图构建一个贯穿于天地万物的最高法则--"先天"之道,而最终落脚点却是其儒学所主张的人事之用.因此,他对易学的阐释始终围绕着"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易学旨趣展开.     

熊十力对佛教体用义的批判与误解

《新唯识论》的体用义与熊十力晚年体用义不同,是在批判和吸取佛教体用思想基础上形成的。对体的生化大用的肯定来自易学,而对宇宙万法诈现幻相的判断则来自于唯识学。在对唯识学二重本体的批评之余,他对佛教的体相用概念作了消化,相用合并以构成翕确之用。而所谓唯识体用割裂之过实际上源于熊十力对欧阳竟无体用观的误解。     

先天学之自得,后天学之无奈——朱熹易学中的先天后天问题

朱子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与其易学思想的演变过程是分不开的.本文在有关朱子生平思想发展的既有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力图从先天后天问题的角度人手,讨论他关于先天后天问题的观点之演变过程,并对其得失作同情的了解和细致的分析.文章的结论是,作为一代易学大家,朱罴在先天学上多有领悟,而在后天学上却少有心得,并进一步讨论了朱熹易学的这一特点.     

易学哲学视野下的方以智圆∴思想探析

圆∴是方以智思想中的重要概念。其将易学中的太极、两仪与佛学中的∴(伊字三点)相结合成圆∴图式,通过对《周易》中相关思想的重新解读,阐释了圆∴图式"公因反因"、"二虚一实"的哲学内涵。方以智对圆∴图式的理论建构体现了象数和义理并重的易学观,旨在强调实学的重要性,主张中学与西学的互补,以中国的"通几之学"救弊西方的"质测之学"。     

张履祥解《易》理路研究

生活在明清之际的张履祥,其易学思想具有鲜明的求实践行精神。从总体而言,张履祥继承并整合了程颐、朱熹易学思想,重视《易》的象数占筮源头,但更强调《易》的天理内涵。他的解《易》思路,遵循的是"五经是四书注释"原则;在"体用一源"思维下,他突出了明体适用,但更多的是践用达体的路径。作为明清之际反思思潮的体现,张履祥从易学中寻找"天下国家兴亡治乱之机",又引出个人修养上"见善则迁,有过则改"的思想。     

引史证经:杨万里的易学历史哲学北大核心CSSCISSCI

南宋杨万里的易学"引史"以"证经",辟宋代易学发展之新路,于其中颇有历史哲学之精神。他认为《易》与"史"有着密切的关系:《易》确立起大中至正的形上之道,"史"则将此形上之道贯彻、落到实处;人们以"史"为鉴,就能更好地按《易》道所确立的精神行动。在此基础上,他提出"《易》形天下无形之理、穷天下无穷之事"的观点,强调人们的历史认识具有客观的性质;"易道之用存乎变",历史的变化是必然的过程;"易道之体存乎常",历史的发展具有其自身的法则、规律;"易道之行存乎人",人在历史发展中居于主体的地位,从而构成其独具特色的易学历史哲学理论体系。     

陆九渊心学的体用论

宋明理学家所说的心体、心之体和心之本体概念,指的主要不是存有论意义上的实体,而是人心的本来体段、本有状态。在其实质上,指向人的伦理行动的先验根源;在其功能上,它为人的生活世界的展开提供价值法则和意义担保。统观陆王心学的体系,在体用思想上,应当说都是体用兼举的,两个体用论的具体意义也是有差别的。陆九渊以好善恶恶、好仁恶不仁即传统儒家的"好恶"观念来诠释"心之用"的思想,对后来王阳明用良知之"是非"即先验性的道德判断来推进儒家"好恶"思想,进而建构其即体即用的心学学说有直接影响。     

易学哲学视域中“神”的诸种诠释

"神"是易学哲学论域的重要概念之一,神论是中国传统儒学天人之学内核的一部分。对易学哲学史中"神"之诠释的系统研究,一方面可以呈现易学哲学的发展,另一方面有助于深入理解天人之学中关于本体的思想。分疏而言,关于"神"的关键解释包括九种类型:一是《易传》以神为本体的思想,二是王弼、韩康伯、孔颖达基于"贵无论"的神论思想,三是邵雍先天本体之神的思想,四是张载气本论视域中本体之神和圣人之神的思想,五是程朱理本论视域中以"用"为主的神论思想,六是罗钦顺理学强调神为气之神、属于形下之"用"的神论思想,七是王夫之易学关于"神理"的重要思想,八是戴震"一本之学"视域中神为气化之神且有"理"的思想,九是牟宗三基于"道德的形上学"提出的神有神体之神和气化之神的思想。这九种解释共同呈现了易学哲学史中神论的发展和深化。     

二程及其弟子对邵雍先天易学之两极态度辨析

二程兄弟认为,邵雍的先天易学象数模式"无所用于世",与他们自己体贴"天理"以求明体达用的儒学旨趣迥异。他们对邵雍先天易学一边口上赞誉有加,一边却极不认可,甚至视之为术数。与二程兄弟不甚认可邵雍先天易学相比,其门人弟子中却不乏对先天易学非常认可者,如杨时、尹焞以及后期影响力较大的四传弟子朱熹等人。此中,朱熹立足其理一分殊的理气观,调和易学象数与义理,与二程视角不尽相同,但从侧面透出不尽认同二程对先天易学的理解。基于此,本文将考察二程兄弟及其门人对先天易学的两极态度及相关评论,以理解和把握邵雍以后先天易学的流传中所遭遇的种种问题。     

方以智三冒思想与儒学发展

三冒即显冒、密冒、统冒,是方以智《易余》中重要的哲学思想。冒即古帽字,由冒可知首。在儒家道体论中,冒既表达出深深於穆的含义,又显示出语言表达的困境。三冒既能统合为一,又能举一而明三。由此,三冒可以融通阳明后学中的有无之辩,贯通宋明理学中的先天后天,并进而贯通三教百家。方以智作为儒家的真孤,寓解于行,以行摄解,为儒学在当时的复兴指明了方向。     

道教丹功四秘窍的体和用

道教养生,以阴阳为主,阴静阳动,各有不同。一般讲“体”指静态位置,讲“用”指动态的运用方法。兹分别对“四秘窍”以及它的“体”和“用”,略加介绍。四秘窍是:一、玄关一窍,二、阴跷,三、丹田,四玉枕。因为丹功炼的是返老还童,益寿延年的方法,而以调动本身青春活力为主。此四秘窍不只停留在炼气上,在叙述之前,先将功法前段体用进度列一简表: 第一、筑基入手功夫阶段 (一) 筑基炼神。体——心、神。用——(?) (二) 筑基炼气。体——气: 先天气,后天气。用——呼吸(后天): 正呼吸(后天):即用肺的自然呼吸。逆呼吸(向先天过度):吸气腹向内收,呼气腹向外鼓。     

从《易经证释》之本体生成论看“继善成性”说

《大学》《中庸》与《易经》有十分紧密的内在联系。《大学》讲的"至善"是超越于善恶之上的道之本体,故"止至善"及"格致诚正"为"内圣"之功夫;其所讲"明明德"及"修齐治平"则为道之发用,是"外王"之行。《中庸》所讲的"中和"之"中"为道之体,与"至善"之境相对应,"和"为道之用,与"明明德"相对应;"诚"既是体,又是用,"成性"即是"成诚"。"成性"由"成己""成物"两部分组成,"成己"为"内圣"之功,"成物"为外王之行。《易经证释》所讲的哲理可以为我们理解"继善成性"说提供本体论根据,其中的先天"太极"之境(○)与"至善"之境相对应。两仪图中的阳仪与"乾元"及后天世界中的"善"相对应;阴仪则与"坤元"及后天世界中的"恶"相对应。阳仪独接先天太极,而阴仪则无此性能,亦即人们只有通过行善才能上达"至善"之境即道之本体。由此可推,"继善"意为"继道者善";"成性"意为"成道者性",亦即道无可成,成性即是成道。     

论朱子的“体用一源”思想

"体用一源"命题最初由伊川提出,其本意是指易学中理象两者融合无间、一体共在的关系,并未将其上升为一个具有本体论意味的哲学命题。朱子在乾道己丑之前,受李延平影响,主要在体用同时的意义上来理解"体用一源"的意义,这种理解比较符合伊川原意。在己丑之悟后,由于对中和问题看法的根本改变,为了配合其改变后的心性论、工夫论、本体宇宙论,朱子对"体用一源"更多是从体先用后、"体立而后用有以行"的意义上来理解。朱子的这种解释,与伊川的原意有所出入,是出于其哲学"前见"的对该命题的"深刻误解"。     

方以智"密衍"思想发微

方以智易学中的"密衍"思想,主要体现在"<河图>变<洛书>"的过程中,认为<河图>强调五行相生,而<洛书>强调五行相克,二者展示了儒家所推崇的生生之德.由"金火易位"出发,方以智等人深化了对"五行尊火为宗"与"金生水"等命题的认识,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全新观念.     

体用论与传统儒家形而上学

中国早期哲学思维方式属于本源论模式,具有形象化特征,欠缺思辨性。佛教将万物视为相、用,以为其体或为心、或为空等,表现出哲学思辨模式。宋明儒家吸收了这种抽象化思辨模式,其代表之一为朱熹。朱熹以体用论为思维方式,将万物之理视为体,万物之流行与发用视为用,比如道之体为性,道之用为情。体用方式成为朱熹观察世界、理解世界和解释世界的基本模式。早期的朱熹体用论依然具有本末论色彩,其表现为"中和旧说"。后来的体用论有效地克服了本末论(本源论)的局限性,进入了思辨性阶段,其表现为"中和新说"。朱熹体用论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传统哲学提升为思辨哲学,并成为一种追问终极性存在的本体论。     

论邵雍先天易学之天根月窟说及其影响

图书象数学的兴起是儒道融合的结果,对宋代易学和儒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宋代图书象数学的代表,邵雍的先天易学内蕴着丰富的物理性命之学,尤以天根月窟说为其精髓。天根当静极而动之时,是阴极而将生之微阳;月窟当动极而静之时,是阳极而将生之微阴。通过天根月窟的观念,邵雍一则强调了阴阳"动静之间"的"神妙"之用,二则凸显了天地阴阳消息的"生生"之意。不唯如此,天根月窟说还含有独特的心性修养意义。此心性修养说以"以物观物"为核心理念,以"静"与"闲"为两大要旨。在后世,邵氏先天学及其天根月窟说对朱熹理气论的最终证成发挥了巨大作用,也为明代心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