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正义:审美资本主义时代的美学问题

长期以来,受德国古典美学和浪漫主义美学的影响,学界一直强调审美的自律性、超越性和无功利性。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继承了德国古典美学的审美救赎之路,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的审美与文化批判,期望通过建构审美乌托邦来寄托人类自由解放的希望。但是,这种审美和文化批判的理论路径过分倚重主体心理体验和精神上的绝对自由,忽视了现实历史和社会实践的改造,片面夸大感性、情感、想象力的作用。今天,从全球范围来看,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依然锐不可当,并且继续以"资本主义"的实在形式遵循着其固有的逻辑在世界范围内扩张,"资本"的魔力和逻辑依旧支配和塑造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审美资本主义正是西方经济社会新近出现的社会文化现象,本文追溯了审美与资本关系的历史嬗变,就审美资本主义中出现的资本对审美的绑架,展开了对资本的辩证批判与反思,就审美资本主义时代"人的自由和解放"问题,做出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回答。     

内在性的重构与唯物主义的政治意蕴——重思马克思唯物主义的来源与特质

自启蒙运动以降,政治哲学的逻辑支点从超验性转移到内在性。内在性奠基于近代意识哲学,但被马克思予以唯物论地改造,形成了内在性唯物主义。内在性唯物主义不以任何形而上学的"一般实体"为对象,而是旨在揭示"存在"(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的先验结构。正是基于唯物主义的内在性,马克思不仅以物化批判揭示出意识同一性的社会基础、更新了认识论批判的传统模式,并且发现"存在"之真实、具体的面相是"非同一性"。从"存在"的"非同一性"可见,不仅劳动的内在剩余本性塑造了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的整个结构,并且资本主义从其内部孕育着变革现存社会关系的"新社会的因素"。这种"新社会的因素"作为资本同一化统治中的剩余空间,是实现解放的现实起点。     

青年马克思对“德国自由主义”的批判

在历史哲学层面,通过与英法自由主义的比较,马克思指认德国自由主义秉赋"观念论"特质,并揭橥德国自由主义"观念论"的文化传统和历史成因。在实践哲学层面,马克思认为德国自由主义"观念论"崇尚一种"理论实践"形态,并依据"群众-精神"实践主体、"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实践结构、"改变世界-解释世界"实践功能等实践唯物主义逻辑,揭示德国自由主义"理论实践"的抽象性和狭隘性。在政治哲学层面,马克思认为德国自由主义"理论实践"的重要指向是对英法自由主义的批判,通过对青年黑格尔派"自由人"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所自诩的"自由主义批判"的批驳,马克思揭穿德国自由主义的错位历史观和保守政治观,彰显实践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意蕴。     

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如何可能?——论实践哲学的构成和限度

马克思新哲学的理论构成形态及其根本哲学立场是以辩证法为基础的实践哲学。实践哲学的研究界面是社会领域而非自然领域,由于唯物主义抽象的实体性的本体论立场无法处理以人的关系为中心的社会领域中的复杂理论问题,马克思大规模地吸收了德国唯心主义的哲学成就,对唯物主义进行改造和重建。实践概念的具体哲学规定是中介性,人的现实的中介性实践活动是劳动,其在资本主义时代的具体历史形式是工业和科学;在近代资本主义的工业实践和科学实践中,实践的社会性原则和中介性原则发展到极限并走向自我否定,由此显示出人类实践的历史限度。实践哲学揭示了工业和科学作为现代人实践的否定性与超越性的双重意义。从哲学史的观点看,在德国古典哲学之后,马克思实践哲学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根基、最具根本性、因而真正具有文化领导权意义的哲学理论。     

马克思对“时代”的诊治方案

马克思将他所处的德国诊断为"时代错乱"。其表现为发达的哲学与不发达的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强烈反差。在批判了"理论实践派"与"政治实践派"之后,马克思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历史使命赋予给新生的无产阶级,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过程中构造了一种融汇了科学的实证精神、辩证法的思维方式与无产阶级立场的"批判的经济学",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时代"的总体诊治。如果以韦伯考察社会的"理念型"方法为参照,则可以更清晰地显示出马克思"批判的经济学"的方法论特征与历史意义。     

马克思如何在社会主义理念中把握和超越时代

马克思对时代与哲学关系的考察是其转向并提出社会主义理念的内在动因。社会主义理念包括三个层面,即社会思想、批判哲学与"革命的科学",它是马克思把握和超越时代的哲学依据。第一,在反思黑格尔法哲学与卢格阐发的"政治时代"时,马克思在"社会思想"而非"政治理智"中把握德国所处的时代,社会思想成为他转向社会主义理念的哲学起点。第二,在批判以往共产主义者将私有财产与作为新时代的共产主义截然分立的"粗陋观念"时,马克思在"批判哲学"视野中界划了"批判的共产主义"与"粗陋的共产主义",批判哲学成为他评判同时代共产主义者的哲学标尺。第三,在批判以往社会主义者从既定的经济范畴和原理出发超越"资产阶级时代"的做法只是"经济学上的空论"时,马克思在"革命的科学"层面揭示了资本主义本身潜在的社会主义倾向。马克思在社会主义理念中对时代的把握、对同时代人的批判,不仅具有思想史意义,更是直面当下时代的重要哲学方法论。     

以时代的高度审视和批判社会现实——读《〈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是马克思1844年发表在《德法年鉴》第1、2期合刊上的政论著作。其中首先论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问题。他以时代的高度揭露批判了德国现实社会制度的落后性和反动性,揭示了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局限性和虚伪性。阐述了人的解放的历史必然性以及实现人的解放的前提和动力问题。论证了革命理论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必要性,阐明了新哲学与无产阶级之间"头脑"和"心脏"相同一的密切关系。这部著作标志着马克思的哲学观与政治观转向了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     

现实抽象与唯物辩证法——重思《资本论》写作过程中的辩证叙述方式

在《资本论》的辩证法讨论中,西方学界存在过分关注价值形式的倾向,以致在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问题上产生了不少曲解。回到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微观历程中去,依据《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的文本分析,可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重新发现黑格尔辩证法,同样经过了艰苦的探索历程。"资本一般"概念的提出和放弃,以及资本主义物化批判与价值形式分析的关联都表明,辩证法的合理形态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科学叙述方式。贯穿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唯物主义批判改造始终的,是对现实抽象的解析与说明。     

重思施密特对马克思自然观的阐释——兼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对施密特的批评

施密特在《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中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系统阐发了新唯物主义观点,力图通过对哲学元理论逻辑的辨析来表达对社会现实境况的批判,蕴含着潜在的生态分析与批判价值。施密特不仅阐述了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双向中介关系,论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及其历史辩证法,批判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似自然性和非理性特征,并分析了马克思关于技术现代化和未来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观点,将社会主义社会描述为人与自然的现实中介的理性形式。施密特在《马克思的自然概念》1993年德文版序言中,基于对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的反思所提出的生态唯物主义思想开创了从自然唯物性或物质统一性角度建构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可能性。福斯特和柏克特等人对施密特思想的批评在某些方面是有效的,但也存在诸多不公正之处,他们忽视了施密特唯物主义思想的合理性,并将批判理论误解为主张工具理性和支配自然的历史决定论。     

马克思恩格斯的语言哲学思想及其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始终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立场来讨论语言问题,从语言的起源与发展、语言与思想的关系、语言的社会功能等论题中,概括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的本质。而作为一种特殊社会现象的语言在资本主义社会交往中所出现的异化——"语言的污染"和"语言的贿赂",是"自我规定着的概念"运动的必然结果。为走出语言的"牢笼",马克思在对传统形而上学语言观的批判中,确立了实践唯物主义语言哲学总体性原则,以人的感性活动为切入点,指出从语言批判走向社会革命的现实路径。这不仅构成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国外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和政治解放学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确立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不仅是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而且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创举.马克思在通向科学理论殿堂的征程中,不仅通过艰辛的理论探索,在批判继承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地冲破以往旧哲学(包括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樊篱,而且更重要的还在于,马克思把握住了时代的脉博,把理论创新与时代课题密切地结合在一起,把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的解放作为理论研究的最终指向,因而创立了"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高度统一并以"改变世界"为旨归的现代唯物主义或新唯物主义.这种新唯物主义不仅终结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而且从实践的高度揭示了形而上学与资本主义和现代性之间的内在关联.但问题是:马克思所创立的新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还是历史唯物主义?这是哲学界近30余年来时有争论且分歧很大的问题.本文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角度,谈谈笔者对这个问题的粗浅理解.     

论犹太教对马克思的影响

马克思首先是一个对资本主义传统社会毫不妥协的革命者、批判者,同时也是一个吸取了多种文化滋养的文化巨匠,正因如此,犹太教对马克思的影响不应被忽略.本文将犹太教对马克思的影响主要概括为:一是作为一种文化精神的犹太教对马克思的精神气质的影响;二是犹太教对现实的、社会的"人"的重视与马克思思想的主旨具有一定的暗合性;三是与基督教的"博爱""来世精神"相比,犹太教更突出了"平等"、"公义"和现实生活,这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无情批判有一定联系;四是马克思将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犹太教与对资本主义金钱崇拜的批判直接对应起来;五是马克思的著名格言"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等蕴含着明显的犹太情怀.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意识哲学蕴涵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具有丰富的意识哲学蕴涵。这表现在意识形式与商品形式的同一性中。直面笛卡尔以降作为现代性原则性框架的"意识的内在性",马克思超越了这一框架所先行设定的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之间的虚假对立。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把握,笛卡尔以来思维的概念形式可以选出意识的内在性,追溯到资本主义的交换抽象。商品生产塑造了社会意识形式,作为现实抽象的商品形式构造出一种与体力劳动分离的、具有独立外观的纯粹智力。而正是它掩盖了作为物质形态"人格化"的意识形态幻象。     

从康德的“二律背反”到《资本论》的“劳动”

马克思思想深受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劳动"理论批判地改造了康德的"二律背反"思想。康德只是揭露认识论领域的矛盾,而马克思则颠倒了对二律背反的运用:这种颠倒是从形而上学的、理论视阈到社会现实的、实践视域的颠倒。具体而言,康德通过"二律背反"思想的"批判性"揭露了认识论中理性一旦超越了经验的界限之后所产生的矛盾,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则通过"劳动"的"二律背反"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产阶级与工人之间深刻的矛盾。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宗教批判——《资本论》的三重拜物教批判

马克思宣告宗教批判已经终结,继而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即转向对现实的批判。本文旨在探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如何一以贯之地推进其宗教批判,思路,分别从三个层面考察宗教批判"道成肉身"转化成了对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的批判,由此揭开资本主义及其精神实质的神秘面纱。以宗教批判为线索来解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一方面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其资本主义批判的内在结构,另一方面也可以调和其与韦伯对资本主义精神与宗教之关系所作出的批判性反驳,此外,对于研究改革开放视域下中国社会意识变迁之哲学基础亦有一定借鉴意义。     

思想批判与建构的具体语境——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思想关系再考察

从"博士论文"和"柏林笔记"直到"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直接或间接的思想关系,历经精神哲学批判与"重写"哲学史、揭示"思辨结构的秘密"、对逻辑学和辩证法的部分肯定与借鉴、同黑格尔辩证法的严格划界、"巨大的历史感"的不同表达等阶段。马克思所作的上述思想批判和建构是有具体语境的,他不是全部批判黑格尔哲学,而是根据研究内容的变化对它进行借鉴、运用、改造和区分。特别是面对"黑格尔式诡辩"这种无端指责和一些善意的"误读"时,马克思再次强调其辩证法的"新唯物主义"基础和性质,即超越唯物主义与唯灵主义的对立、费尔巴哈式旧唯物主义与黑格尔式唯心主义的对立,并以此来把握资产阶级社会的运行机制和发展趋势,找到社会变革及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实现解释现实世界和改变现实世界的统一。     

法国语境下的现代性批判溯源:马克思和波德莱尔

马克思在写下《克罗茨纳赫笔记》的过程中,通过对法国革命史的阅读寻找到了一种不同于德国法哲学的新的逻辑方法,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一种"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的政治现代性批判,马克思通过对市民社会的批判开始逐渐走向对社会历史本质的探寻。与此同时,作为资本主义社会"观察者"的诗人波德莱尔,则是在巴黎革命的余烬中构建起一个关于现代生活的精神世界,并提出了一个文化批判意义上的"现代性"概念。两者如何在理论与实践、革命与诗情之间作出抉择,这对于我们当今社会批判理论研究而言依然是绕不开的经典话题。     

《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批判

《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对古典自由主义进行了间接的批判。通过抨击德国封建特权与揭露普鲁士政府扼杀群众自由权利的丑恶行径,马克思间接批判了古典自由主义自然权利的抽象存在、自私本性和虚幻前提。《莱茵报》后期,马克思直面德国底层群众的贫困现实,在深入考察农民贫困问题、探究贫困根源及其解决措施时,间接批判了古典自由主义国家观的阶级属性、理论前提和现实局限。《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对古典自由主义的间接批判表明其并不完全认同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道路,体现了他在价值取向和政治立场上的进步性,即在间接批判的过程中对现存的一切社会思潮保持审慎反思的态度,形成了积极探寻“建立新世界”的价值取向和为广大贫苦群众谋求普遍权利的政治立场,从而与古典自由主义渐行渐远。     

论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及其内在困境

文化马克思主义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深刻批判了繁荣的资本主义文化产业表征下的大众文化的控制性和欺骗性,在理论和实践上逐渐转向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大众文化的批判,实现了由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向文化批判的转换。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本质上说仍是生长于资本主义土壤之中,其批判理论由于太过偏重于抽象的文化批判而抛弃了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矛盾的批判,具有明显内在局限性,由此在理论和实践中均逐渐陷入困顿的局面。以此为镜鉴,我们需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立场,反思批判资本主义的文化侵蚀和推销,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和话语权。     

儒教在当代韩国的命运及其传统文化意义

在短短20年时间里,儒教在当代韩国经历了截然相反的命运:亚洲"四小龙"时期,儒教被作为促进东亚经济高速生长的文化动力受到了极力赞扬,广为宣扬的"儒教资本主义"模式就是对儒教伦理经济学价值的直接肯定;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却使得儒教在当代韩国正面临着被批判和被抛弃的现实命运.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历史上儒教文化发源地的当代中国,却正在兴起一种与当代韩国批判儒教文化思潮相反的、要求重新研究和评价儒教传统文化的思潮.这种极为有趣的文化现象究竟有着怎样的文化意义和现实意义,正是我们关注当代韩国儒教批判思潮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