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用论与传统儒家形而上学

中国早期哲学思维方式属于本源论模式,具有形象化特征,欠缺思辨性。佛教将万物视为相、用,以为其体或为心、或为空等,表现出哲学思辨模式。宋明儒家吸收了这种抽象化思辨模式,其代表之一为朱熹。朱熹以体用论为思维方式,将万物之理视为体,万物之流行与发用视为用,比如道之体为性,道之用为情。体用方式成为朱熹观察世界、理解世界和解释世界的基本模式。早期的朱熹体用论依然具有本末论色彩,其表现为"中和旧说"。后来的体用论有效地克服了本末论(本源论)的局限性,进入了思辨性阶段,其表现为"中和新说"。朱熹体用论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传统哲学提升为思辨哲学,并成为一种追问终极性存在的本体论。     

道教南宗白玉蟾“道心论”考述

"道心论"是指在唐宋三教合一思潮影响下,道教南宗的创立者白玉蟾在阐释"道心"关系时所形成的一种修道证道理论,其核心是以心解道、以心释丹。"道心论"是道教南宗理论的基石,南宗关于性、神、炁、精的理论阐发皆受制于此。其理论创建集中体现在白玉蟾《蟾仙解老》中,主要有三个思想内涵:"道即心,心即道",道心不二论;"道由心生、心由道有",道心互化论;"道者,心之体;心者,道之用",道心体用论。道心论涉及道心关系、身心关系和性命关系诸层次问题,其中,不二论与体用论主要是解决修道根基问题,互化论则是针对修道实践问题。通过"心"为中介,将形上之道论与形下之丹法整合起来,构建了极富特色的"道—心—丹"丹道理论模型,成为宋代道教丹法思想演进中极重要的一环。     

体用互余:论方以智易学哲学的“四分用三”说

方以智易学哲学中的"四分用三"说是对邵雍先天易学"体四用三"说的继承和发展。他区分了"有体之体"和"无体之体"、"有用之用"和"无用之用",并基于体用的两层内涵提出"体用互余",强调体用相对待之中有统贯体用的无对待之至体。同时,体用交轮体现为"一其体用",这是方以智对《系辞传》"易无体"而"以前民用"的诠释。方氏的体用思想与其"先天即在后天中"的易学主张是一致的,其目的在于纠正阳明后学以先天之本体而废后天之工夫的流弊,强调后天之时用。     

论朱子的“体用一源”思想

"体用一源"命题最初由伊川提出,其本意是指易学中理象两者融合无间、一体共在的关系,并未将其上升为一个具有本体论意味的哲学命题。朱子在乾道己丑之前,受李延平影响,主要在体用同时的意义上来理解"体用一源"的意义,这种理解比较符合伊川原意。在己丑之悟后,由于对中和问题看法的根本改变,为了配合其改变后的心性论、工夫论、本体宇宙论,朱子对"体用一源"更多是从体先用后、"体立而后用有以行"的意义上来理解。朱子的这种解释,与伊川的原意有所出入,是出于其哲学"前见"的对该命题的"深刻误解"。     

论徐复观对儒家民主思想的发明

徐复观对儒家的德治展开了一种创造性的解释——德治即"无为之治"。为政者要消解自己的好恶和才智,限制自己的政治权力,使自身处于一种无为的状态,即非主体性的状态;而以人民的好恶为好恶,即"以百姓之心为心",突出天下人民在政治中的主体性,即以天下治天下。德治即"无为之治"含蕴着深刻的民主思想。徐先生的解释把儒家的德治与现代的民主政治结合起来,认为儒家的政治思想具有民主精神,但没有建立民主的制度和法治;而现代的民主政治,只有建立在儒家之仁义道德的基础上才能根基牢固。     

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的文化体用观

在第十六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台湾辅仁大学,2009 年 7 月 8 日—11日)上,我提交了《20世纪中国哲学的文化体用论评价》一文,主要评析了20世纪中国哲学家 (含海外华裔学者)就中西文化问题论争提出的各种文化体用论说,诸如中体西用论(文化保守主义者、现代新儒家、当代新儒家)、儒体西用论(贺麟)、西体西用论(全盘西化论者、充分世界化论者)、西体中用论 (李泽厚)、中西互为体用论 (傅伟勋)、"今中为体,古洋为用"论(张岱年)以及"马魂、中体、西用"论(方克立) ,等等。针对以上各种对文化体用论的分析,我受方克立先生的影响并在其文化论说的     

论陆、王心学之异同

陆九渊和王阳明都是心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在天人合一论的视域下,二者皆以为"心"才是天下万物生存之大本。这种本原之心,具有超越性。这是二者之同。二者之不同在于:陆九渊以心为本,强本而轻末,在立天地之本的同时,忽略了此本或体的发用,表现为对简易工夫的偏好;王阳明则吸收了朱熹的体用论,不仅立心为本、为体,而且重视心体之用,表现为对"格物致知"与学习、践行的重视。二者的不同,简单地说,陆氏有体而无用,阳明则是有体亦有用。     

论王阳明思想中的“好恶”之情

阳明思想中的"好恶"之情集中体现了阳明心学的特质。龙场悟道后,阳明以"心学"为其致学方向。心学也就是身心之学,它是以"心—身"作为整体结构共同参与的事业。在这项事业中,"好善恶恶"之情连结心、身,是促使心体的道德原则落实为身体实践的关键和机括。与此同时,阳明以"有无"论其学问宗旨,这个特性在"不作好恶"与"有无相合"的关系中也典型地体现了出来。在阳明心学里,"不作好恶"有三层意涵,每一层意涵都关联着并指向着有无相合的理想之境。     

道体与道德——道体学内外的牟宗三

牟宗三在《道体学引论》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丁耘教授一方面接续了牟宗三的基本洞见,以四因说为基本问题来判摄中西哲学,但另一方面也对牟宗三提出了三个主要批评:1.误认乾元;2.以心统天;3.重流行而无主宰。在批评牟宗三用存在论取代了熊十力的体用论后,丁耘提出了存有与活动之外的道体新义:虚静。但是牟宗三的思想并非不涉及体用论与虚静问题,而是将其统摄于圣人之道与实践工夫之中。首先,牟宗三通过乾道各正性命的“善终”义来强调“天道性命相贯通”是实德成物之流行,肯定了个体终成意义上的目的因,以此与玄学以“乾元”为主的体用论相区分;在《易经》诠释中,牟宗三提出兼赅“静正”与“沛然”的“寂感真幾”的概念,主张通过圣人精诚感应的德性生命呈现道体;在主静问题上,牟宗三以具有德性内容的圣人之道为第一序,并将其作为区分儒道的义理骨干,从而将主静限定在“静复以立体”的儒家工夫论上。牟宗三的道德的形上学与丁耘的道体学之根本差异是前者侧重“心性对扬”而非对道体自身之体悟,时刻突出道德实践的警策义,其着重呈现的是道德、形上学与宗教的源初交互境界。     

李二曲“心体”论诸说——从对朱子理学与阳明心学的融摄说起

"心体"系宋明理学一重要概念,具有本体论意义,它直接肯定道德主体与道德法则之同一性。在李二曲哲学中,对"心体"问题的辨析是其建立道德形而上和道德主体论的拱心石,也是二曲解决内圣之境何以可能的切入点。其"心体"之意大致指心的本然性质、面貌、状态;心之"体"即性之理。二曲"心体"论即像朱子那样重视其认知之义涵,强调心体之"虚明",又继承王阳明重视"心体"作为道德本体之传统,强调心体之"至善"。李二曲"心体"论体系所涉及概念较多,概念之间存在一定差异,这些差异蕴含着主体意识、道德本体、修养工夫等内容。其"心体"论逻辑终点为"人心",它有可善、可恶之可能性,当人心与世运发生冲突之时,李二曲主张"明心"与"体理",使"心体"能明善复初,葆有其性。     

《论语义疏》仁论与玄学体用观

《论语义疏》的玄学倾向引人注目,引发的玄儒关系问题至今仍存争议。仁是儒学的核心范畴,以《论语义疏》仁论为考察视角,可从哲学层面窥测玄学对皇侃经学思想的实质性的影响。皇侃会通玄儒,在仁的内涵上以儒家"仁者爱人"的传统观念为价值取向;在仁性主张上则以玄学本体论及性分说为哲学依据,并将行仁为用、仁性为体的玄学体用观融入、贯彻在其仁论之中。仁非全德,仁性圆足的体仁者虽可达到仁的至高境界,却难以企及体无的圣人之境。     

邵雍体用论的渊源、特色与定位

体用论在邵雍哲学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是邵雍思想的特色所在。邵雍的体用论与哲学史上常见的内与外、基础与表现意义上的体用论颇有不同,代表了另外一种较为陌生的思想传统。此种体用论的直接来源是邵雍之父邵古的声音之学,体用概念是邵雍对声音之学特有的全用概念所作的哲学抽象。其更为久远的渊源则是发端于汉末曹魏之际的“形质论”的体用论传统。此种传统重在分析物理,与在佛教影响下形成的重在分析性理、空理与天理的“本体论”的体用论传统恰相对立。邵雍“观物”的哲学宗旨,与其“形质论”的取向内在相关。     

罗钦顺哲学理气论与心性论关系再探讨

罗钦顺心性论对于心有两个向度的强调：一方面，虚灵、知觉、神识描述了一种作为认识功能的心；另一方面，心性体用这个思路描述了一种作为性体之现象的心。心如上两个层次的意义必然引发出两种不同的心性关系。其中，心性体用的关系和理气论中的理气一物较为融贯，而心性能所的关系则与此不太融贯。罗钦顺肯定没有像批评他的刘宗周、黄宗羲那样直接主张心与气的平行对应关系。不过，以朱子学作为衡量标准，罗钦顺的理气论与心性论之间没有明显的不统一。只能说罗钦顺哲学在心性论内部因为对心的定义有多层，心性关系并非形式上只有一层，这里会产生形式上的不一致。     

实践哲学视域中的王船山体用论

"体"和"用"是中国哲学史中一对重要的哲学范畴,王船山对贵体贱用的体用论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了"相与为体"的观念,强调了体用之间所具有的交互性。从实践哲学的视角来看,体用之间并不是形而上下的主从关系,而是主、客在经验的语境中形成的交互性的关系。体不能脱离用而成为孤立的存在,正如理论无法超出生活实践找到立足点一样。笔者认为,船山的体用论蕴含着理论理性从属于实践理性的思想,这种思想也是中国哲学真精神的体现。     

儒家仕观中的“穷达”之辨

儒家"仕"观里,有一"穷达"之辨。通过此辨,儒家阐发了一种特定的道义论情怀。儒家有比较彻底的理论,孟子为其提供了最为经典的道义论意义"廓清"。儒家为仕途设计了一系列如何处穷达变化的为官之德,在儒家的思想里达到了某种"共识"。儒家和道家有各自的"穷达"观,但是也有共通性即道义的价值取向。以"隐士"为例似乎显示出儒家和道家在出仕问题上,又有着"共通性"和"差异性"倾向。     

熊十力哲学的明心论

<正> 熊十力哲学是五四以来传统色彩最为浓重的一个体系,尽管他在实质上也受到近代西方哲学的刺激与影响,但其体系从思想资料到思想方向都显示出与中国传统哲学(包括佛教)的直接联系。因而,在研究熊十力哲学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进一步彰显出这种联系,还要由此入手,澄清他对传统究竟做了何种适应现代的调整与转化,从而了解现代新儒家之为“新”的某些特质。在熊十力的哲学中,体用论与明心论构成了这一体系的主要部分。体用论以“体用不二”(?)宗,建立了一个有特色的哲学的宇宙论。明心论则以“本习之辨”为中心,他自称之为“哲学的心理学”。就体用论与明心论的关系说,前者是后者的宇宙论基础,后者是前者在人类     

庄子德论发微

以《庄子》内七篇中的"德"这一观念作为中心线索进行考察,通过对"德"与"道"、"心"、"命"等概念之关系脉络的探析,可以内在地了解和呈现庄子德论思想的基本内涵和理论特质。在庄子这里,体道于心即为德("游心于道"),并且心只有在虚灵明觉状态之下方能体道("虚室生白"),而要使心显现其本然之虚灵明觉则须诉诸主体自身的精神修炼("德者,成和之修也"),这就是庄子所谓的"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在战国时代心术思潮的宏观背景之下,不同于儒家基于人伦关系而建构道德观念的理论进路,庄子的理论旨趣则转而指向一种非道德(或者说超道德)意义上的精神修炼。     

孔子的“格物”说?——基于楚简《民之父母》的讨论

本文主要讨论了楚简《民之父母》中孔子"五至"说的内在理路,并进而考察其在先秦儒学史中的理论定位。理解孔子"五至"说的关键在于"志"字,本文据《左传》"六志"将其理解为好恶喜怒哀乐。"五至"的基本理路是,物至于心,则好恶喜怒哀乐之志感物而动,志待习礼、以礼为节制而后定,以礼节之之志最终发为与民同其乐、哀之情。这种由以礼定志而养成的仁心推扩于民、与民同乐同哀既是恕道的表现,也是为民父母的君子爱人之仁的表现。孔子的"五至"说以如何节制君子的好恶喜怒哀乐为基本问题意识,而强调了礼之于节情、修身乃至治人的重要性,其思想可以理解为《大学》"格物"说的源头。     

情理、心性和理性——论先秦儒家道德理性的形成与特色

现代新儒家牟宗三以康德作为会通儒家与西方思想的桥梁,但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由于康德的实践理性思想完全否定情感在道德基础中的地位,相对而言,在道德哲学的基础方面,儒家道德思想与康德实践理性的共同点反而不及与休谟经验论和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的共同点多,彼此沟通的难度也更大。实际上,原始儒家道德思想的建构有其独特的路径,就是情理合一,其成熟形态则是孟子的心性论。从《性自命出》的"道始于情"而"终于义",经过《五行》篇"形于内"的探索,原始儒家道德思想发展为孟子的以四端说四德,性、心、情理合一,以心性论完成了情、理合一,成为儒家道德理性的典型形态,进而为工夫论奠定了内在基础。     

《易传》心性论抉隐

在目前学界关于简、帛<易>出土文献研究基础上,本文讨论<易传>心性论思想,认为<易传>总体性质是仁德已尽之后的智德,思想实质合于孔子之道,以尽性至命的穷神知化为思想核心.<易传>心性论比较隐微,经常与本体论结合在一起论述,不主要从人性生成的角度论心性,更主要是以"神"概念表达心体觉性,其思想实质是基于心性之体同于大化之体的本体阖辟论,而不是生成论.<易传>以"寂感之体-神-几"模式表述心与意识的结构,"圆而神"与"方以智"在一定意义上可视为心的两种认知方式.<易传>心性论的重点在圣智觉性,于本体与现象之际抉择人之心性作为天地之中,又以圣智觉性作为心性之中,由此阐发"穷神知化,由通礼乐"的内外一贯之道,这是<易传>心性论思想的根本特征.又对<中庸>与<易传>作了许多义理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