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王阳明的两个考证

王阳明《年谱》所谓“始揭‘致良知’之教”的确切含义是指第一次明确提出“致良知”的话头;作为其立论依据的“遗书守益”之“书”可疑之处甚多;王阳明正式提出“致良知”话头的时间,很可能不在正德十六年辛巳,而在嘉靖三年甲申。《年谱》对“南大吉续刻《传习录》”时间的认定是错误的,南刻《传习录》成书时间当在嘉靖五年八月与嘉靖七年十月之间。     

以良知为圣──心学视野中的圣人

本文旨在对王阳明确立的心学圣人观作分析批评。建立在良知基础上的心学圣人观,对于“成圣何以可能？”这一儒家始终关心的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解决思路。从“心之良知是谓圣”的命题出发,推到“人胸中各有个圣人”以及“个个人心有仲尼”这样合乎逻辑的结论,王阳明使“圣人”成为一个内在的观念,从而也使它的通俗化变得可能。随后出现的“满街都是圣人”的说法又将这种通俗化的趋势推向极端,反过来却构成对王阳明“致良知”说的否定。     

明儒王龙溪的一念工夫论

“念”是王龙溪思想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基于“本念”与“欲念”、“正念”与“邪念”的区分 ,龙溪晚年反复强调的一念工夫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当“念”作为本念与正念时 ,一念之微的工夫便基本上相当于心体立根的先天正心之学 ,这时作为良知心体直接发动之端倪与萌芽的“一念之微” ,龙溪又称之为“几”,一念工夫于是相应展开为“知几”、“庶几”与“审几”的工夫 ;当“念”作为欲念与邪念时 ,一念之微的工夫便相当于后天的诚意工夫。但由于“念”构成意的最小单位和瞬时状态 ,较之一般意义上的诚意工夫 ,用力于一念之微的诚意工夫又更为深邃绵密。因此 ,作为一体两套的完整的致良知工夫论 ,龙溪的一念工夫不仅在自己的思想系统内统合了用力于良知心体的先天正心工夫和用力于经验意识的后天诚意工夫 ,更使王阳明以诚意为中心的致良知工夫论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     

论邹守益对王阳明“致良知”学说的继承与发展

邹守益继承阳明学说注重心上工夫的特点,援引程朱理学涵养省察工夫论,提出了以“主敬”、“戒慎恐惧”为主要内容的“致良知”工夫论.他认为,要使“良知”这种先验的本然之知转为明觉之知,就必须保持道德主体心灵上的庄敬态度.他以“心学”贯通《大学》之“格物致知”与《中庸》的“戒慎恐惧”,在继承阳明“戒慎恐惧所以致良知”观点的同时又对“戒惧”作了发挥.邹守益对王阳明“致良知”学说的继承与发展不仅表现在持守师说、不偏左右,而且以“主敬”和“戒惧”为主要内容充实了阳明心学的致良知工夫论,被视为王学之真传.     

论王阳明的良知说对道家智慧的融摄

王阳明的良知说是王阳明立足儒门,融摄道家的本体论、本源论、自然说和境界论所蕴涵之哲理的产物:援引道家的本体论架构建立良知本体说,吸摄道家关于道即无规定性的思辨,申明良知本体所含之义理无具体规定性;借鉴道家本源论思维模式,勾勒出“良知→气→万物”的宇宙生成样式;拓展道家的自然论,用以证明良知存在的自然性;涵摄道家“无滞”的意境,认为良知还表征着无滞善恶毁誉得失存亡的超然境界。     

驳《有关王阳明的两个考证》

《中国哲学史》2006年第1期刊发的胡永中《有关王阳明的两个考证》对阳明学研究中的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提出“新说”。其一,以南刻《传习录》刊刻时间在嘉靖五年八月至嘉靖七年十月之间;其二,以王阳明首次提出“致良知”三字的时间在嘉靖三年甲申,并基于此,曲解王阳明《年谱》辛巳“始揭‘致良知’之教”的含义,质疑《年谱》所引“遗书守益”为“来历不明”、为“可疑”。其考证结论既不成立,其推理过程亦问题良多。本文通过驳论,意在澄清相关事实。     

“格物致知”还是“致知格物”?——宋明理学对于“格物致知”的发挥与思想分歧

"格物致知"语义甚丰,程颐、朱熹将其解说为"格物穷理"。"格物穷理"有将"理"与"心"分作两件的危险,故遭到陆象山和王阳明的反对。陆象山和王阳明都坚持"心即理"。"心即理"在陆象山那里主要是理不离心,"无心外之理",而在王阳明那里,更有"心即是理",所以他于"心外无理"之外,更提出"心外无事"。与程朱不同的是,王阳明将"格物致知"解说成"致知格物"。而"致知格物"实则就是"致良知",就是"致吾心良知于事事物物"。阳明心学虽然维护了"理"与"心"以及"致知"与"格物"的一贯,但却导致了"致知"在"格物"之先这一明显不合《大学》所言序次的尴尬局面。经典诠释如何在忠实原意的条件下又有创造性的发挥,真是一个大问题。     

论王阳明“治世”“治心”“治天”的逻辑统一

在哲学理论上,王阳明以良知释知行本体,从知行合一走向致良知,同时将万物一体思想的根基诉诸致良知之学,即是说,他用致良知作为其心学思想之核心,通贯知行合一与万物一体。这种理论的架构及推演与王阳明治理思想的内在逻辑一体相连、密不可分,具体表现为:"治天"的关键在于"治心""治世",其中"治世"又可以转化为"治心",由"治心"可以达到对自然、社会的治理。三者之中,"治心"是核心和主导。     

道教内丹学与王阳明“致良知”说

王阳明对修习道教内丹导引之术非常重视,其《年谱》中多有记载。内丹本为一种养生延命之学,王阳明却使之成为“致良知”说的组成部分。王阳明如何将道教的修为与儒家的心性学说紧密结合在一起呢?这里拟作一点粗浅的探索。 1 当然,能够产生内心神秘体验的并非仅仅是道教内丹,佛家与儒家也都有类似功夫。但是究阳明一生,他似乎独钟情于道教内丹之术。     

在圣贤与凡俗之间：从王阳明到熊十力

讨论阳明心学的当代价值，绕不过熊十力。在熊十力看来，自己的体用论、天人论等便是对阳明良知说的当代价值的揭示。其核心是把良知与“大易”合而观之，让“良知在什么意义上是本体，在什么意义上又不是本体”成为一个核心问题。一方面，良知“即是本体”,即是“大易”,即是“乾”“坤”“相反相成的整体”;另一方面，良知又“不即是本体”,不即是“大易”,而单指“乾心”。在此“裂隙”中，熊十力一方面坚持通过发展生产、建立契约等以满足人类欲望的自下而上的道路，让欲望有了本体论的依据，坚决反对以“孤明”为良知；另一方面，他又强调人类必须同时有自上而下的道路，要求本体的圆满性，从对自己本性的体证中获得一种绝对统一性或必然强制力，以统摄群生。熊十力承继传统，放眼世界，“证会”本心而又不遗知识，以“玄学”的形式会通中西，既指出了阳明学的“量智”的不足，又强调其“性智”的现代意义。在人类存在状态还未发生根本性改变的前提下，熊十力“乾坤互含”及“乾统御坤”的本体论立场、量论以通玄的方法、自由的大方向等，都还是今天建构阳明学当代价值时的不易之论。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和“致良知”说

“知行合一”和“致良知”是王阳明主要的思想观点，二者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产生的。知行合一，强调是“知”和“行”两者不可分离、相互作用的关系，实质是道德认识和道德实践的关系，而“知行合一”的补充与扩展即为“致良知”，二者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韩国江华阳明学派郑齐斗的良知本体论和致良知功夫论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论文是关于韩国江华阳明学派泰斗郑齐斗良知本体论和致良知功夫论的研究。郑齐斗的思想由良知本体论、致良知功夫论构成。郑齐斗所谓良知是知是知非、好善恶恶的道德判断、道德情感。这是对王阳明良知论的继承发扬。郑齐斗反对朱子的即物穷理功夫,认为只有阳明的致良知才算是真正的功夫。他所说的致良知是循体而达用的功夫,而发挥良知明觉必须排除气禀物欲之私。阳明后学中侧重于前者的以王畿为代表,侧重于后者的以聂豹为代表。郑齐斗的理论就是对聂豹的"充其实"和王畿的"顺其体"的调和。     

良知如何呈现：经验知识的解释进路及其反思——以“体知”与“动力之知”为例

从“四端之心”开始，以经验知识的解释进路来叩问良知之存在、表述良知之呈现，存在着一条值得被注意的哲学史发展脉络。通过简要梳理这一哲学史源流，并特别说明杜维明、黄勇在回应西方哲学的基础上分别提出的“体知”与“动力之知”理论，我们可以认为，以经验知识的进路解释良知如何呈现，需要以良知不学而能的先天性与其呈现于经验中的差异性、多样性为前提，给予“经验知识如何触发良知”和“良知如何运用经验知识”两个核心问题以有效的解释。同时，认知能力的提高与经验知识的积累都影响了主体对当下道德场景的把握，从而也参与到良知直下的判断中。     

良心·良知·良能的生成论思考——德性研究的另一视角

德性乃内在自我的彰显,它经历道德他律向道德自律的转换,其内在运作机制却是良心通过良知而向良能的实现。良心即是好、善心,它是人性对心灵的本能觉悟。良心的这一生成方式开启了它敞开自身的双重道路,即致良心的认知道路和诚证良心的行动道路。致良心,就是启动精神世界的意识的功能,对良心予以理性的致知而构建良知;诚证良心,就是以良知为武器和方法,来指导行动验证良心的力量,这即是良能的践行。     

王阳明“四句教法”及其后学之分化

在王阳明的学说中本身包含着虚无与实有二个方面的矛盾,既有儒家实学成分又有禅学成分。王阳明死后,王门后学发生了思想派别之分化,出现了禅学化和实学化二种不同的倾向,而分成禅学派和实学派两大基本派别。 王阳明在后期把“致良知”作为其学说的中心,在其“致良知”之教中,良知本体的先验性与强调良知在后天的实际工夫中的呈现和展开就存在着矛盾。这种先天之知与后天之致的矛盾,也就是无善无恶的虚无本体与为善去恶的实有工夫之间的矛盾,禅学成分与实学成分的矛盾。     

王阳明“立诚”说的内在逻辑蕴涵

在"致良知"话头之前,王阳明一度试图推"立诚"为学问头脑。基于"诚"字的诚切、真切、笃实等义,"立诚"说被赋予了成逻辑体系的思想蕴涵:其一,诚其必为圣贤之志向,以此确立人生方向和为学动力;其二,立其纯乎实理之诚体,此是圣人之为圣人的核心因素;其三,诚其好善恶恶之情感,此是为善去恶而恢复纯乎实理之诚体的直接动力;其四,实其为善去恶之行为,此是恢复纯乎实理之诚体而成就圣人人格的落实下手处。"立诚"说几乎将王阳明当时的学术理论和修养功夫尽数收摄在内。不过,"立诚"说不能直接表述知善知恶之明这个维度,因此,王阳明后来放弃了"立诚"话头,而转向了"致良知"头脑。     

从良知学到《孝经》学——阳明心学发展的一个侧面

在王阳明思想中,良知与孝是体用、本末的关系,孝仅仅是良知发用中之一事。由于王阳明良知学是从对《大学》的诠释中拈出,故随着阳明学的发展,其后学便将《孝经》纳入了良知学的体系内,以《孝经》来解释《大学》,采用以经解经的方式印证良知之说。至罗汝芳而提出以孝弟证成良知,以孝弟为良知本体,故以良知学注解《孝经》便成为必然,虞淳熙的《孝经迩言》就是晚明时期以良知学注解《孝经》的典范之作。     

论王阳明的立诚说

立诚说是王阳明继知行合一后提出的又一重要心学理论。王阳明倡导立诚说,旨在对治虚伪的世风,并用诚意统率格物以克服程朱格物致知说所造成的流弊。其立诚说包括诚和立诚二方面内容:诚是天理,涵物理和伦理,它是心之本然状;立诚除了立定良知之善恶判定,从善去恶外,还有诚意、慎独、戒惧义。发明致良知后,王阳明的立诚说有新发展,一是申明诚是万物的存在依据,二是立诚说由之前的偏重内圣工夫转向关注道德践履,主张知行合一。王阳明终究没让立诚说而是奉致良知说为学术宗旨,立诚说终被致良知说所含纳,这是因为:立诚说须以良知及其发用作为其终极根据;致良知说是对立诚说的传承和发展,且比立诚说博大和精致。     

阳明后学伦理观的“良知”论

王阳明的"良知"概念,虽然被阳明后学的学者们广为解读并阐释,但依然是作为一个道德形上学的概念而存在的,伦理学的内涵非常丰富。这主要表现在:良知主体的先天性、良知即道德至善和作为是非判断的伦理准则而存在。阳明后学这一"良知"思想的伦理学属性,在确保了良知作为道德主体之德性之根后,还决定了道德主体的道德实践与道德修养工夫必须依良知而行,"良知"是道德主体之道德行为之所以发生和能否发生的主宰机制。     

“虚体不变而妙应随缘”——由王龙溪论良知看良知的道德意义

良知所具有的先天性道德意义是阳明学得以建立的基石,同时也是最根本的问题所在。对于阳明学来说,良知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本体,因此也应从本体论意义上理解良知的道德意义。王龙溪以"虚体不变而妙应随缘"来解说良知,指出良知的道德意义源自良知本体的"虚",即舍弃"人欲"所带来的对于对象性存在的扭曲,使得对象性存在能够在良知的"观照"之下,成为其自身,这即是良知之本体论意义上的呈现。在人的真实生存经验中,这一良知的呈现源自人的孝亲之爱。孝亲之爱正是在生存体验中,最为先天的舍弃"自身",充分尊重"对方",良知充分"呈现"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