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的"人禽之辨"

"人禽之辨"是先秦儒家为传统礼乐文明存续作合法性辩护时提出的重要命题,它集中体现了儒家在"人的价值发现"问题上的思想成果。荀子从性恶论出发,揭示了人类理性即"辨"是人禽之别的内在根据;孟子以性善论为基础,发现了人类具有超出动物"类性之仁"局限性的独特价值,确立了一种由"辨"而"合"的人禽关系模式。     

价值理性的自觉与优良秩序的基点——孟子人性学说的方法论意义

中国古代最早将理想政治生活的必然性和合法性寄托于天,而孟子通过赋予天以终极解释和终极价值的意涵,将这一问题转向对人性的探讨,从而使客观的天道具备了人道的主观价值。孟子明确了人禽之别在于人性内在的价值尺度,使人从动物式的生存转向道德性的社会生活,从而对承载价值理性的人做了进一步规定。孟子将价值理性把握为一种无限的思维指向而非一种认识结果,使个别之"民"向普遍之"人"的转向成为可能。孟子的人性学说实现了人的价值理性的自觉,在优良政治秩序构建的方法论意义上影响深远。     

孟子“人禽之别”命题中关于人存在的三个维度

"人禽之别"是孟子思想中关于人的存在及其意义的核心命题。孟子通过对人是道德的存在,伦理关系的存在和精神的存在,分别从道德形而上维度、社会伦理关系的现实维度和人的精神境界维度阐明了人的规定性和价值,回答了"人因何而存在""人的何种存在是最有意义的"等哲学问题,凸显了儒家经典的道德哲学意味,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五伦"的规范伦理学。"人禽之别"的命题不仅具有儒家思想上的学理意义,还给予现时代的人们以警醒和深思,在追求物质优越的同时,不但要警惕道德上的妥协和堕落、精神上的松懈和沉沦,更要"见贤思齐",不忘初心,做具有崇高精神境界的"大丈夫"。     

论孟子仁政思想的内在逻辑

孟子的"不忍人之心",是其"仁政"思想的价值核心所在。"政治行为"因以人为其行为的对象,故而其自身的正当性与人日常行为的价值源头紧密连接在一起。人因有不忍人之心而后有不忍人之行,有不忍人之行而后有不忍人之政。围绕着这一价值源头,于"君",孟子有着一种道德操守的必然诉求;于"政",这一必然诉求则于道德实践的过程中客观化为具体的法令制度;于"民",孟子则本着顺遂人之常情的态度,强调通过制民之产以导民向善。善、德、政三者在孟子的仁政思想中是环环相扣的自本至末的逻辑扩充关系。孟子的这一认识,在当今建立法治社会的进程中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参考意义。     

儒家“德行伦理”与中国伦理形态的现代建构

从儒家经典的分析中可以发现,儒家伦理形态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美德伦理(Virtue Ethics)和规则伦理(Normative Ethics)的"德行伦理"。它涵蕴着内外两个向度:就内在向度而言,是"在心为德",强调行为者的道德心理是"德"之实现的内在根据,并赋予人之为人的目的性价值,这在后儒对孟子的承续与发展中呈现出丰富的图景;就外在向度而言,是"施之为行",即同时强调行为规则在"德"之实现中的价值。基于此内外统一的理论进路,儒家德行伦理虽然兼及了"Virtue Ethics"或"Normative Ethics"的意涵,却不宜直接将其纳入二者的分析框架,而应作为一种独立的伦理形态而存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儒家德行伦理"作为一种"会通型"伦理形态的地方性资源,应积极参与创建新时代条件下的全球伦理,而这也正是当代中国伦理形态现代建构的方向所指。"现代性转化"与"开放性吸收"始终是这个过程不可省略的方法和立场。     

天赋德性与人文化成——孟荀天人之学比较

天人之学是儒家的重要论域,而孟荀之说正好代表了其"究天人之际"的两种基本路向.孟子讲"仁,人心也",又讲此"心"为"天之所与我者",以心性点化仁学,打通天道与心性,证立了儒家道德境界的天人合一精神,表现了儒家内在超越的精神特质,这是从仁学进路发展了孔子天人之学中道德之天的思想,完善了其天人合德的道德理想精神.荀子讲"积...     

孟子人学思想探析

本文认为,人的存在的本质属性是儒家人学思想得以建构和拓展的基点和核心。孟子通过严析人禽之别,揭释人心特征,阐发了对于理义道德和富贵物欲的追求,是人心所具有的社会心理趋向特征,而只有识得和践履理义道德,才能体现出人之所以为人而应具备的仁义礼智道德属性,这才是人的存在的本质属性。由此孟子具体指出了人的存在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完善方法,认为个体只有自觉主动地遵循践履仁义礼智的道德规范,才能成就自身存在的价值,进而推动社会的发展     

论《孟子》德性修养过程中的道德失败

通过对孟子德性修养过程的讨论,可以为信广来指出的孟子关于道德失败问题中存在的两点疑难给出解释:耳目之官是否为道德失败负全责,"心"又和道德失败的关系如何;名誉的追求为何一方面呈现积极的道德意义,另一方面又成为道德失败的缘由。从德性发展作为一个过程来看,一方面存在着阶段性的道德评价标准,另一方面又存在着一个最高的道德准则,这使得孟子对道德失败的问题在不同的文本中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通过对道德失败不同层面的分析,我们发现在《孟子》中可以解读出从社会性欲求与儒家伦理之结合的德性发展维度。在这一维度中"他人的认同"和"好名"比起感官欲望的追求来说,有着更高的道德价值。虽然"好名"比起最终的道德动机之纯粹是一种道德失败,但是在能够放弃物质欲求而实践儒家伦理方面又有着积极的意义。在道德失败问题上,"好名"所象征的人的社会性一面可能在整个德性养成中成为一个重要的中介环节。在德性修养的实践层面上,这样一种对人的社会性发展过程的肯定也可能为从"四端"到"四德"逻辑上推类和情感上扩充所不能解决的德性发展的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思路。     

“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儒家道德哲学之“伦理生态”系统的形成

一、个体与共同体:道德主体的确立关于儒家的道德哲学,我们充分注意到两方面的基本问题:第一,道德并不是人的自然天赋,而是人基于其生存的现实性而被社会化的结果。但是,即便在儒家那里,仍然存在着一个将人性理解为人的自然性的基本维度;“礼”的制度,至少在其本来意义上,实质上即是以对人性的这种理解为观念前提的。第二,道德对个体的有效性以及道德价值的普遍有效性,实际上是两个既相互密切关联又可以分别讨论的问题。道德对个体的有效性,在儒家那里乃被转化为个体奉行道德的必要性,其最为深刻的阐述来源于孟子,强调道德性即是人的存在性…     

人格、人伦与风尚——儒家“贵”观念的伦理维度论析

儒家之"贵",不限于与等级制度密切相关的权贵、贵族等范畴。"良贵"才是儒家之"贵"的精神内核,孟子将其预设为人们应该向往和追求的一种普遍、广义的"好"。由个体人格的培育而言,"贵"有趋向于美善的品质,实为理想人格的价值存在样态;从人伦关系的建构中看,"贵"以"礼"、"义"、"仁"等核心道德范畴为支撑,并涵括了以尊礼、行义、辅仁等为中心的伦理考量;就道德风尚的形成来讲,"贵"因人们的崇尚而构成积极的、美好的理想和信念,有价值引领和道德导向作用。儒家之"贵",以伦理道德为首要价值,物质利益为次要价值,其根核在于精神,且注重典范性意义。"良贵"作为儒家之"贵"的基本原则和伦理底线,与宗法社会背景下的现实之"贵"存在明显的分殊。     

从“理同气异”到“一本万殊”——论朱熹与黄宗羲对佛教“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的回应

在佛教"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思想的影响下,对于人物之性,朱子提出了"理同气异"和"气异理异"的说法,一方面来回应佛教,另一方面则维护孟子的"人禽之辨"。但"理同气异"与孟子的人性论有着本质区别,从而使儒家的性善论走向泛性善论。黄宗羲则根本否定了朱子的说法,他从"天人一气"的角度出发,指出人物之性是"一本万殊"的,即人物之性都来源于一气,但人之所禀是"有理之气",而物之所禀则是"无理之气",故惟有人具有仁义礼智的道德属性,而草木禽兽只有知觉运动,从而使理学的人性论又回到孟子的性善论中去。     

儒家核心价值观的生态伦理审思

生态伦理视阈中的儒家核心价值现蕴含着丰富的精神资源:儒家"一体之仁"观将人与自然看成是道德共同体,强调人在这一共同体中的道德主体地位,以"爱有差等"作为现实的安排,体现了儒家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具有宗教情怀的人类中心意识,儒家在生活方式上"宁俭勿奢"的价值取向包含适度消费的思想,启发人们对自己的消费行为进行道德评价和约束,纠正一味追求物质丰受的消费倾向,这是符合生态学规则的,儒家"为己之学"与"推已及人"相统一的价值取向有助于我们超越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西方核心价值观.然而,儒家的上述价值观又与维护宗法制度的价值取向纠姑在一起,因此,必须实现儒家核心价值观的现代转化.     

春秋以前的人禽关系观

"人禽之辨"是先秦儒学理论体系构建的重要命题之一,它集中体现了儒家在"人的价值发现"问题上的思想成果。但"人禽之辨"作为一个历史的过程,经历了由对"血缘关系价值"的自觉,到对"经验理性价值"的自觉,再到对"道德理性价值"的自觉三个历史阶段,而每个阶段又无不打上了图腾崇拜的烙印。因此,解剖图腾崇拜视域下的人禽关系观念对于我们理解儒家"人禽之辨"的内涵及其特征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道德旁观与道德消费——关于孟子“推扩”心理的再反思

与现代社会的道德旁观现象类似,《孟子》中的"见牛未见羊"现象揭示出:虽然人皆有不忍之心,但却不是人人皆能将其有所推扩。要解读这一现象,必须撇开孟子性善立场的先入为主,回到齐宣王本人的语境中审视其心理状态的变化过程。总体而言,孟子强调的不忍之心对齐宣王而言主要意味着一种心理平复所带来的道德欲求的满足。这种满足感对应于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乃是一种原始意味的被动道德欲求,而孟子希冀齐宣王具备的却是一种"不谓命"式的君子道德意志。两者在外向推扩方面的动力差别造就了"见牛未见羊"现象的出现。引申而言,促使齐宣王做出行为反应的被动道德欲求更普遍地以一种旨在使行为主体获得道德满足感的消费形式存在。这致使人们往往将道德等同为一种道德消费,并因满足感获得途径的便宜而过高估计了自己践履道德的真实能力。故而每当身临困境时便习惯以一种旁观者的角色介入其中,拒绝或不能担负相应的道德责任,于此就出现了常见的道德旁观现象。因而"推扩"的心理基础或更应被理解为一种不得满足的负疚感,以及由此激发的使他人从中获得解脱的决心,而不能简单架构于恻隐之心的"人皆有之"上。     

孟子论性善与性命

孟子人性论具有二重视角:一重是本体的,一重是工夫的。就前者而言,孟子以性善论人性,强调"四心"是人性善的内在根源,主张通过"存心"的方式来保有四心。就后者而言,孟子以性命论人性,认为人性中存在感官欲望的部分,这一部分既会受到外在必然性的制约,也需要人在道德意识与感官欲望之间确认价值的合理性以作为人的本质,从而达到生命的充分实现与完成。孟子人性论的二重视角直接通向道德选择问题。只有将二重视角结合,才是孟子对待人性的完整态度。     

论孟子伦理思想中的自由理念

西方自由主义者强调人在法律限度内的不受干涉的自由状态,而孟子则以自由自觉的道德本心和德性品质为基础提出了人在道德层面上不受干涉的自由状态,形成了独具儒家特色的自由理念。孟子的自由理念涵盖了四个维度的要义,从道德发生学和道德哲学的维度,孟子认为道德善性内含于人的本心,而人的本心是道德主体与道德本体的合一,因而人的行为只要是基于本心就无往而不是自由的;从道德修养的维度,孟子主张道德修养是"反求诸己"的内省和自修,它是对道德本心的自由自觉地扩充和发扬,体现出道德修养的主体自由状态;从道德行为的维度,孟子认为道德行为的自由并不是一种恣意放任的自由,而是一种以德和法为基础的自由,人在实现自身的自由的过程中要接受德与法的双重约束;从道德人格境界的维度,孟子摈弃了圣人人格的至上性、神秘性等特征,主张圣凡同一的普遍平等性,倡导"人皆可以为尧舜"的道德自由理念,从而构筑了更加自由自觉的道德理想境界,赋予人更多的自由选择空间。     

“羞恶之心”与道德之源——兼论孟子人性善的自我捍卫机制

"羞恶之心"在孟子思想中同"恻隐之心"一道,构成着人之道德情感的本源根据,乃本心之一体两面。儒家的羞耻心并非植根于"同情",而是一种"通情",因而,"羞恶之心"的立足点既非利他主义,亦非利己主义,而是一种建立在"通感"基础上的、非对象性的"痛感"体验感受。"羞恶之心"作为人的道德本源性力量,本具先天性与固有性的特点,后天的礼乐教化在本质上乃是先天"羞恶之心"的外化显现形式。"羞恶之心"的这些特征为儒学中的德性自足论与孟子的人性本善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构成了人性本善的自我捍卫机制。     

由君子“恒德”到“观其德义”——《易传》和《帛书易传》的心性观比较

"心性"范畴的理论内涵,是儒家学术思想的核心。据现传《易传》可知,先秦时期儒家学者在阐释《周易》时,强调仁义之道源于天地之道,肯定人的道德精神的作用;这种思想以"恒德"说为核心,主张通过体认天地恒常之道实现道德精神的社会价值,但是《易传》对天地之道与道德精神的社会价值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进行系统地论述。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为我们补足了这一理论缺环。其内容着重于德义精神,重视人的道德自觉和道德实践;其中的阐述和传世《易传》一起构建起了先秦儒家《易》学的完整理论体系。     

应用伦理学视域对孟子“人”的概念的反思

儒家道德哲学在理论伦理学向应用伦理学的转向中一直缺席,但儒家道德哲学并不缺乏与应用伦理学契合的"人学"因素。孟子用"四心"和"四端"作为人之为人的基本条件,展现了人内在的"心-性-情"这一道德结构,其关于"人"之伦理性的论断与西方的"伦理"观不谋而合,同时也从自然-自由的角度阐释了人内在的道德人格之平等和自主,这与应用伦理学的基本精神颇为一致。特别是"仁"与"人"的内在关联,进一步证明了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道德哲学能够参与到应用伦理学的理论建构和实践确证中来。     

情理、心性和理性——论先秦儒家道德理性的形成与特色

现代新儒家牟宗三以康德作为会通儒家与西方思想的桥梁,但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由于康德的实践理性思想完全否定情感在道德基础中的地位,相对而言,在道德哲学的基础方面,儒家道德思想与康德实践理性的共同点反而不及与休谟经验论和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的共同点多,彼此沟通的难度也更大。实际上,原始儒家道德思想的建构有其独特的路径,就是情理合一,其成熟形态则是孟子的心性论。从《性自命出》的"道始于情"而"终于义",经过《五行》篇"形于内"的探索,原始儒家道德思想发展为孟子的以四端说四德,性、心、情理合一,以心性论完成了情、理合一,成为儒家道德理性的典型形态,进而为工夫论奠定了内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