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汉学界的中国哲学研究

中国哲学是德国汉学的内容之一,但在德国哲学界它却并不被承认."中国哲学"是否存在,自黑格尔以来一直就是争论的问题.汉学界在作肯定答复的同时,将重点放在了中国哲学自身的研究上.汉学界的中国哲学研究涉及哲学理论的各个方面,但主要是围绕儒学与现代化的问题展开,具体包括传统儒学、宋明理学和现代新儒学等多方面的内容.中德(西)之间的哲学交流和比较也是学者们广泛关注的热点.     

儒学价值的当代理论建构——陈来教授《仁学本体论》出版北大核心CSSCISSCI

冯友兰遗言说“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在近些年大陆儒学蓬勃发展的过程中,该中国哲学登场了,中国哲学义如何登场,成为学术界热切关注的一个问题。陈来教授的新著《仁学本体论》是对两千多年来仁学思想的综合创新,以儒家式的、中国式的哲学建构,回应了当代儒学以及中国哲学理论建构的时代问题。本书是当代儒学复兴的奠基之作。     

比较的时代:论当代儒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CSSCI

比较研究已经成为当代儒学哲学思想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方法,以至于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特征。如果说17至19世纪是理性的时代,20世纪是分析的时代,21世纪——至少对哲学而言——则是比较的时代。自上个世纪,面对时代的挑战,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唐君毅、方东美、梁漱溟都开始以比较研究的方法发展儒家哲学。比较研究的转向,不仅利于儒学更好地解决新的问题,也利于其在世界哲学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今后,儒家哲学的比较研究应成为更好、更积极、并具有综合性的研究方法。     

沉痛悼念陈启智先生

<正>儒学研究知名学者、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儒学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陈启智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5年2月27日在济南逝世,享年66岁。陈启智先生祖籍山东淄川,1949年3月生于济南,幼承庭训,聪敏好学,虽历经坎坷,但勤学不辍,1980年以同等学力考入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1981年至1983年先后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进修,受张岱年先生之教诲,得窥中国儒学之閫奥。多年来,在儒家思想尤其是隋唐儒学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先后承担"儒家思想与东亚模式"、"儒家理论的系统研究"等国     

儒学哲学化的境遇与使命

儒学哲学化是近代以来的新概念,但其所指称的内涵则可上溯到《中庸》、《易传》,而以宋明理学为高峰。哲学化是古代儒学持存自身和培养儒者的一个通道,但随着儒者在现代的缺失,加之儒学转入哲学史的研究范式,儒学进一步哲学化的条件不复存在。不过,当代人借助对现实生活的反思,尤其是对道德秩序和自我价值的重估,以外王哲学化的方式再次转入成儒之路,此可视为未来儒学哲学化的新路径。     

儒学三次复兴的当代启示

当下如何复兴儒学?通过对儒学三次复兴历史的分析与总结,说明当代(当下生活的时代)循宗教的、哲学的、生活的路向复兴儒学都不足取,"儒学世俗化"应是当下复兴儒学所应遵循的路向。儒学世俗化,是祛儒学精神贵族化之魅,使之重归原始儒学之世俗情怀与世俗关切,而不是使儒学化为庸俗。为求儒学世俗化,儒学在当代迫切需要实现三大转变:(1)改变立场,由重"士"转向重"民";(2)改变观念,由不能容忍世俗价值转向重视民众的世俗愿望与世俗要求;(3)改变导向,由专注正面指导人生转向积极关注人生的负面问题。     

构建儒家人文与社会科学体系刍议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可有多途,其中之一是构建儒家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发展儒家哲学、儒家伦理学、儒家教育学、儒家政治学、儒家经济学、儒家法理学、儒家社会学、儒家民族学、儒家心理学、儒家国际关系学等等。此为儒学当代发展之内在需要,亦为中国人文与社会科学发展之内在需要,而儒学恰有此能力。若能成其功,则对人类探索更为普遍、更具解释力的人文与社会科学体系有重要助益。     

经典诠释与当代中国哲学

该著分为经解篇、观念篇、人物篇3部分,分别从中国传统著作中的经典诠释与释义、中国传统经典观念的分析、重要人物的学统影响等方面来展现作者的思考,重点讨论了仁义礼智信与中华文化的价值体系、20世纪儒学的三次转折、中国哲学研究的范式变化与前景、当代中国哲学的叙述脉络与融通取向等专题,既有从学理上对儒学经典的阐述和辨析,又有从西方诠释学角度出发结合当前时代发展所作的反思,试图在现代文化的语境中为儒学价值的当下叙述找到更为合适的方式,更对20世纪以来对儒学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学者的学术思想及人生道路进行考察,从个体角度对儒家思想发展的历史流变进行了补充说明.     

董仲舒哲学的历史角色

用某国的哲学作为标准,认为中国没有哲学,或者都是糟粕,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中外文化交流是有好处的,有些人却因此走向崇洋媚外,盲目全盘否定中华文化,使民族文化失去自信,没有了复兴的基础。孔子创立儒学,董仲舒独尊儒术,使儒学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达数千年之久。儒学中有精华,故能流传长久。由于儒学等文化的支撑,使中华文化连续不断。董仲舒被誉为群儒首,对此贡献巨大。     

《人性、优良政府与正义》

19世纪末,严复把英国古典自由主义引入中国。此后,儒学与自由主义的思想关系问题便逐步凸显。作者从政治哲学角度对这一问题予以系统研究,乃中外学界之首次。虽然儒学与自由主义属于两种不同的政治哲学体系,但是它们有较大的相互诠释空间。而在这种互为他者的相互阐释中,意义不断生成。     

理一分殊与儒学重建——兼与蒋国保先生商榷

蒋国保先生通过对儒学三次复兴历史的分析与总结,说明当下儒学复兴宗教的、哲学的、生活的路向皆不足取,"世俗化"应是其所应遵循的路向。同样是基于儒学三次复兴历史的考察,我们对此却有不同看法:其一,鉴于儒学三次复兴游走于世俗与神圣、现实与理想、形下与形上"两极"之偏执,我们提出儒学重建要回归孔子之"道",以"极高明而道中庸"为其普遍规约(理一);其二,当代社会问题的纷繁复杂以及儒家传统本身的多层面、多维度决定了儒学的当代重建也应是多元多样的(分殊),否定多元开展径直以儒学走世俗化道路是一种危险的尝试。     

梁漱溟对佛教的哲学化阐释北大核心

梁漱溟是近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他从1917年12月起为北京大学学生讲授印度哲学,1919年底在讲义基础上著成《印度哲学概论》一书,此后,他对佛教多有论述。与对待儒学的态度一样,他认为欲明晰佛教思想的内容就必须对佛教正本清源,并形成解脱个人痛苦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全新理论。本文以《印度哲学概论》为中心,探讨梁漱溟对佛教的哲学化阐释。     

论柏格森对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影响

20世纪20年代,柏格森哲学曾在中国思想界人为流行,此时也恰好是现代新儒学思潮开始萌芽和兴起的时候,梁漱溟和熊十力均受到了柏格森思想的深刻影响。梁漱溟试图融合佛教唯识学和柏格森生命哲学的观点,用以阐释和发挥儒家“生”之哲学的精义,以重建儒家的理想人格。熊十力则通过反省和比照柏格森哲学的生命观与自然观,提出了他对于生命本体的独特看法,从而创立“翕辟成变”的大化流行论和“默识证会”的直觉说。     

熊十力思想的历史哲学向度与研究回顾

熊十力的体用哲学具有突出的历史性哲学向度,而且在他的哲学体系中,以"治化论"为标志的历史哲学领域的探究也占有重要的位置。但长期以来,熊十力思想的历史哲学向度一直未能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与重视。深入挖掘被学界所忽视的熊十力思想的历史哲学向度,并对这一领域的研究状况作一详细回顾,将有助于进一步拓展与深化熊十力以及现代新儒学和中国近现代历史哲学等领域的学术研究。     

儒学与我国少数民族哲学和文化的交融互动

儒学的传播对我国少数民族哲学和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时,儒学也因我国少数民族哲学和文化的融入而更加丰富多彩。回溯儒学与我国少数民族哲学和文化这种交相融汇、互动成长的过程,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重要意义。     

儒学国际化的必然途径是中西比较哲学阐释

儒学是有利于世界和谐的文化思想,但是外国人却并不能够理解儒学的精神,究其根源,乃在于中国人并不知道怎样才能把儒学解释清楚,亦即缺乏让儒学跨文化的能力。西方语言、概念、话语原本承载和叙述的是个"一多二元"故事,与之比照,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则是以"一多不分"为体。儒学的精神是"和",是"一多不分"的世界观、方法论、思维方式。中西比较哲学阐释给予我们一个启示,就是对于西方人来说,儒学乃至整个中华文化的可读性不是靠翻译成西方语言完成的,而是靠对中西哲学基本范畴和结构的比照阐释实现的。因此,要让儒学插上自己的翅膀,跨文化地飞起来,就必须重视利用中西比较哲学的阐释话语,即在西方自由主义"一多二元"和中华文化"一多不分"的"不和"与"和"的比较阐释中,实现儒学的跨文化传播。     

北宋儒学复兴与易学历史哲学的关系

本文认为,北宋儒者力图从儒学经典中去探求一种大中至正之道,将之上升为最高的理性原则和文化精神,即所谓天道或天理,并以之来制约王权在世间所具有的至高无上地位,为经世济民提供理论指导,这是北宋儒学复兴的深层动因之一,北宋儒者主要通过阐发<周易>之理来实现儒学的复兴.他们希望通过对理想政治蓝图的描画来规正现实政治生活的发展道路,为此,他们对历史发展目标、社会历史的结构及其变迁、历史发展的动力与规律等历史哲学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从而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易学历史哲学思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北宋儒学的复兴得益于易学历史哲学诸问题的探究.     

同途而殊归的“家源儒学”与“生活儒学”——评当代中国的两种现象学儒学思想

在当代中国哲学中,张祥龙的"家源儒学"和黄玉顺的"生活儒学"都是从儒学与现象学的比较研究来思考儒学的复兴和重建,但却又同途而殊归。受海德格尔存在论现象学启思,他们都将儒家的仁爱情感作为一切存在者及其理论建构的终极本源。但是,在仁爱情感显现的两个维度中,张祥龙把家庭成员之间的"亲亲之爱"看作儒家的根脉所在,主张建立以传统家族生活为核心的儒家文化保护区来使儒家逃避现代文明世界;而黄玉顺则把"一体之仁"看作儒家的根本精神,并以之为正当性基础来构建现代性的制度规范、推动儒学的现代化转型。前者否定了现代文明的普遍价值,忽视了自由开放的现代政治秩序乃是其文化保护区能够建立的制度前提,将使儒学从现代社会退隐;后者忽视了个体本位的消极意义和家庭生活的积极意义,会使仁爱的推扩难以实现、健全人格的个体难以形成。故更合理的思路是:儒学既要通过构建以个体自由为基础的现代制度规范来完成自身的现代转型,也要充分重视家庭对于仁爱推扩和个体成长的重要意义。     

开展儒学的深层对话

开展儒学对话,是文化思想交流的一项重要工作.所谓儒学的深层对话,实质上是哲学层面的对话.普及性的对话也是重要的,但是,首先需要探讨并提出深层的问题,这样才能推进儒学的交流与发展.譬如,通过仁学的深层对话,有助于理解人类文化的不同特点及其"殊途而同归"的道理,更能增强信心,建立和谐的世界秩序,走上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儒家哲学的现代转型及其在21世纪的价值

面对各种挑战,儒家哲学的现代转型问题仍需要作切实的严肃的思考。儒学已不可能恢复其历史上的“独尊”地位,但它要恢复其活力,成为现代社会多元哲学中的“一元”,就必须完成其现代转型,成为一种现代的“合乎理性的完备性学说”．承担起“人类各种价值的总协调”这一哲学使命。新儒学需要与其他学说进行积极的对话和良性的互动,不仅在“正德”方面突出其价值,而且在“利用”(经济)、“厚生”(生活)、“致知”(科学)和“立制”(政治)等方面与其他学说逐渐达成“重叠的共识”。人类在21世纪将更加提升“交往理性”,更加重视“正德”．儒学在2l世纪将彰显其价值。